剥开传统文化的洋葱头

　　“87年商业片热潮”之张子恩改编冯骥才小说《神鞭》，探索艺术与商业的交叉

　　除了视觉上的新鲜感外，根据冯骥才小说改编的《神鞭》拥有很多值得玩味的内容。它既是武打片，又融入了许多传统风俗文化，在今天看来影片的内涵具有争议，但在当时《神鞭》确实扩展了娱乐电影的文化含量。

　　张子恩导演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神鞭》是一个洋葱头，每一个层次的观众都可以找到营养，它“探索艺术性与娱乐性的交叉点，以雅俗共赏作为基本的目标。”

　　傻二的辫子，究竟是无敌的武器，还是落后的象征呢？

　　美工师提拔成导演

　　1984年、1985年间我导演了第一部影片《默默的小理河》，在此之前我为西影厂很多片子，像《生活的颤音》、《西安事变》、《丝路花雨》做美术设计，1962年西安美术学院毕业后进入西影厂，开始的工作是画电影宣传画，画连环画，1978年正式担任故事片美工师，1984年起开始担任电影导演。

　　老一辈导演我跟过崔嵬、成荫、陈怀恺，同辈的导演像吴天明、滕文骥也都有合作，在和导演的沟通过程中他们也感觉到我有很多想法，比如一个场景的布景，我会把它安排在一个最容易调度、最适合表达的位置上，他们也知道我的能力，所以吴天明做西影厂的厂长后，就提拔我做了导演。《黄土地》、《一个和八个》的编剧张子良写了《默默的小理河》这个剧本，讲的是延安保卫战的故事，不是正面讲战争而是没有声音的“心理战”，非常有新意，当年非常风靡“探索片”，所以当年这部片子也是按照艺术探索片的想法来拍的。

　　要继续“探索”？还是卖钱？

　　20世纪80年代初吴天明、滕文骥在拍《亲缘》时，我随摄制组到过福建汕头、厦门那一带，那个时候首次接触到邓丽君的歌，当时内地还很少有人听过，在那边看到卡式带、录音机卖得很火，就感觉那种商业潮流扑面而来。

　　当时我在想商业对于艺术的冲击将来会很强烈，如何走艺术与商业结合的路是我们势必要去面对的事情，应该为电影寻另一条通道。

　　《默默的小理河》拍完后，我就想第一部是艺术探索片，后面应该尝试什么样的电影？因为艺术探索片走了一段后，我们看到了它在市场上不行，普通的电影观众不认可它，尽管评论很好，也在外国频频得奖，但是在市场上立不住脚。

　　而且当时电影业开始改革，不能再靠国家了，影片如果不卖座，电影再生产、厂房维修、职工的工资福利都无法落实。问题很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到底是继续走探索片？还是要在中国的电影市场上站住脚？

　　但当时很多人对于我们拍商业片都不理解，觉得是低一档次的。《神鞭》恰是在这个当口出现的，也可以说与整个电影业的转型很有关系。

　　改编《神鞭》正逢“反思热”

　　冯骥才发表的中篇小说《神鞭》是李陀推荐给我的。小说完全把我吸引住了，实际上那是一个“寓言”，战争场面以及武打都是表面现象，深层次的思考是很动人的。我觉得这个真好，能够实践一下我对艺术和商业性结合的想法，实际上通过这些娱乐性的包装解决一个对于历史的表述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这种形式很让我着迷。

　　我很坚定地说我要拍它，跟吴天明说的时候，厂里也很支持。我很快到北京找到冯骥才，我拿着厂里给原作者的定金付给他，其实钱很少，但是大家都很高兴。我们都是宁波人，而他画儿画得很好，所以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也很谈得来，他当时正在写新的小说也没有时间，我就提出自己来改，他同意了。后来冯骥才讲到在他的文学生命中，《神鞭》是从“伤痕文学”跳到“文化小说”后的第一个足痕。那个时候正逢社会上的“反思热”，所以讨论很热烈，尤其在电影界和大学里。如何对待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如何对待“辫子”，我认为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解决。

　　《宰相刘罗锅》是《神鞭》的延续

　　“文化”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当时影片出来后主要讨论的也正是“娱乐片是否需要思想性和文化的内涵”。《神鞭》的路子是我拍电影和后来拍电视剧一直走的路子，在电视剧里最明显的就是《宰相刘罗锅》。我们要把自己的作品做得商业但不低俗，必须要研究我们自己的文化内涵。《神鞭》其实是一个洋葱头，每一个层次的观众都可以找到营养，爱热闹的看看武打场面和视觉奇观；爱民俗的可以看看天津的市井风俗；爱历史的可以看到外来文化的进入和民国故事等等，包到最后是有一个“核”，就像“酒心巧克力”，吃到中心的酒心，是芳香、隽永的。

　　但是我认为经过商业大潮洗礼，却又出现了艺术与商业的颠倒，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讲文化探索，不考虑商业；而90年代以后却是商业压倒艺术。观众也变得浮躁了，能够沉得住气的观众少了，我现在认为不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都应该戒浮躁，稳稳当当地坐下来，我们还得谈文化，不能光谈娱乐。

　　口述：张子恩（《神鞭》、《黄河大侠》等片导演）

　　采写：本报记者张悦

　　■电影笔记

　　大辫子的意淫

　　傻二是颇有些傻气的，但他有优点，一条辫子油光水滑，不但好看，而且好用，抡起来挂着风声，什么武林高手，什么日本浪人，通通在他的大辫子下败下阵来。现在看，无论什么东西都得熬年头，够年头的才能获得承认，比如葡萄酒，比如评职称，都是越老越香，辫子也是一样。

　　皇太极刚进山海关的时候，搞过一个说法，叫“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喀嚓喀嚓不知砍下多少大好头颅来，剩下的自然乖乖剃了头，梳起了辫子，但大致总还是会在心里忿忿然的，也有很多人写了文章，说这辫子是做奴才的象征。风水转了，一转眼清朝就到了强弩之末，人们倒怀念起大辫子的时代了———《神鞭》就是明证。

　　奴才也好，象征也罢，总之，在《神鞭》的小说和电影里，傻二的辫子是很厉害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你把做奴才这事搞到最高境界，一样地出人头地。

　　从前，人们说到中华文化时，总要感慨几次春秋战国，往下也会说到强汉盛唐……现在不了，现在文化人们开始怀念起辫子来，满屏幕的大辫子戏，清朝一共十二帝，书店里的书们正说反说真说假说戏说胡说，连小孩子都耳熟能详了，甚至轰轰烈烈祭祖读经之类的运动，参加者们穿着清朝服饰的也不乏其人。人说，中华文明就是厉害，来一个同化一个。但让辫子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去参加义和团怎么看都像是个别文化人的意淫———除非你告诉我，历史上确实有这么个人，他的辫子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能对付大刀，否则我只好这么认定了。

　　从前是当奴才的象征，现在是无敌的武器，不是意淫还能是什么呢？

　　王小波有言，任何一门学问，即便内容有限而且已经不值得钻研，但你把它钻得极深极透，就可以挟之以自重，换言之，让大家都佩服你；此后假如再有一人想挟这门学问以自重，就必须钻得更深更透。此种学问被无数的人这样钻过，会成个什么样子，实在难以想象。

　　一条辫子你把它搞得神秘兮兮，装神弄鬼一点都不难，但你告诉我他把辫子剪了，很快练成枪法我就又不信了。如果这样可以的话，宋明理学早就导出科学，制造火枪大炮了，哪还用什么“师夷长技以制夷”呢？

　　辫子功与枪法，应该是两回事。就像有些人宣称读经能拯救世道人心，从而使中华文明复兴，就让人很是怀疑，因为那些经书里，确实很难找出复兴的路子，就像辫子终究也不可能打过火枪一样。

　　□王小山

　　■幕后

　　●影片中陈宝国饰演的“玻璃花”一角令观众印象深刻，陈宝国与张子恩导演在《默默的小理河》中首次合作，饰演一位潇洒的国民党军官，张子恩导演认为其可塑性很强，所以在选择“玻璃花”这个天津混混角色时首先想到了他。这个角色在原作中并不重，导演改编后这个角色贯穿全剧，成了该片最大的亮点。

　　●“神鞭”傻二的演员王亚为原来在医院里烧锅炉，身材高大强壮，散打很好，之前没有演戏经验，但十分符合傻二的形象。尤其是甩长辫的动作，都是经过刻苦训练的，每天戴上很重的假辫子，贴在光头皮上，甩七八个小时，经常摘下辫子一看头皮充血。

　　●影片投资270万元人民币，在天津拍摄，算是当时电影投资中的中档。影片拍摄后，卖出约350个拷贝，也是当年的畅销片。影片摄影为顾长卫，拍片动用了直升飞机进行高空航拍。

　　（张悦）

　　■冯骥才谈《神鞭》

　　生动表现义和团的局限性

　　我的小说出来以后，我非常怕别人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通俗武打小说来看。我是有意识地用一个武打和通俗小说的外套，给人阅读快感。改编的剧本没有给我穿小鞋的感觉，剧本把原来小说的含意表现出来了，主动地去符合一般读者的欣赏口味，同时把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放进去。

　　导演对义和团一段的处理我很满意。电影后半部成了一个背景，象征的意味越来越浓，让前面的故事发生变化，寓意很深。但大的场面是十分必要的，“吹歌会”处理得很好。以前我们在小说里、舞台上对义和团一直处理不好，往往只采取简单化的正面处理。张导演处理的义和团这部分，则站在我们的时代，对义和团进行历史的反思：表现了它特殊的历史时期中的局限性，把它的局限性生动地表现出来了。它主要是为表现对民族整体的历史反思，它有助于揭示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