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滥用

　　8月2日《重庆晨报》报道，湖南临湘市副市长余斌用受贿款扶困济贫的做法引发争议。尽管法院已经作出有罪的终审判决，但余斌并不服气，同情、支持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在新浪网，截止到8月2日下午，参与这一事件调查的网友达到近两万人，66.25%的人认为“收受的财物全部用于公务活动，没有据为己有，不构成受贿罪”，72.22%的人认为对余斌的有罪判决不公平。

　　一个人是否构成的犯罪，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一个需要大家投票决定的民主问题，所以，近2/3的人认为余斌不构成犯罪，70％以上的人认为有罪判决不公平，都不能改变行为的性质。用来包养情妇还是用于扶困济贫，只是受贿后赃款流向不同，并不影响行为的性质。当然，赃款用途是量刑时需要考虑的情节，事实上，法院认定余斌受贿9.5万元，以这样一个并不算轻的罪行得到缓刑的判决，正是扶困济贫起了决定作用。

　　耳闻目睹太多贪官用赃款包养情妇、送子女出国等丑行，余斌用受贿款扶困济贫的确令人“耳目一新”。赃款最终到了需要它的人手里，实现了“善终”，尽管手段是不正当的；公众看到一个心里装着百姓的官员，尽管在法律上他是一名罪犯。所以，我非常能理解公众对余斌的同情。不过，既然余斌坚持认为自己做法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既然这么多人赞成“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廓清：为什么不能用受贿款扶困济贫？

　　扶困济贫是不是好事？当然是。如果这等好事余斌做得，似乎也就没有理由不让别人，包括同样掌握权力甚至掌握更大权力的人去做。可以相信，多数人可以如余斌一样，把“取之于民”的钱“用之于民”。但只“取”不“用”的人，肯定也大有人在。如此，对后一种人来说，让他们“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实质相当于给了他们受贿甚至索贿的机会。

　　我甚至担心，有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外衣，以后干脆就没有受贿这一说了。既然不可能“取之于民”后马上“用之于民”，“取”和“用”之间必须有一个时间间隔，而且多长的间隔是合理的，很难有一个统一的认识。那好了，即使我真的是受贿了，可无论哪天有关部门找到我，我都可以说：“那钱不是受贿的，是准备‘用之于民’的，只是暂时还没有‘用’出去。”这么解释，有关部门是不是只能干瞪眼？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本没有错，在贫富差距拉大的社会现实下，加大“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力度也是必要的。但是，两点需要明确：无论“取”还是“用”，都必须以国家的名义而不是个人名义；取的方式也只能通过税收等合法方式，而不是受贿的非法方式。对余斌个人，我们可以理解、同情，但是，看不到这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背后的陷阱，却是危险的。

　　作者：文 李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