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工作忆往

　　我认识范长江同志可以说相当早。三十年代中期，范的名作《中国的西北角》在《大公报》连载，我每篇必看。稍后他又连续发表《塞上行》，这些文章引起我更浓厚的兴趣。这就算认识了。

　　当时我在一个农业职业学校读书，对本科毫无兴趣，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外文学名著，幻想将来当个作家。看了长江这些文章，又想学他的样子，当个新闻工作者。虽然以后几十

　　直接在长江领导下工作，接受他的言传身教，是在北平解放前夕，1948年底。当时他任新华社总编辑，我在华北人民日报——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工作，也有了十年新闻工龄。当时华北还是“报社合一”，两个单位的工作人员在一个锅里吃饭，对外挂两个牌子。不管从哪个方面说，长江同志都是我的上级。

　　为迎接北平解放，华北的“报、社”组织了一个先遣队，袁勃同志为首，全队包括编辑、记者、电务、行政各个工种，共二十余人，准备北平解放后组建党领导的报纸、通讯社。范长江同志带领李千峰、韦明等两三人，领导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属下文教接管委员会的“新闻口”。他依托华北这二十多人，接管了北平原有新闻单位，组建了新华总社、华北人民日报来北平前的共产党党报和通讯社。

　　我们在良乡等待进北平，近一个月时间。良乡是接管人员的前进基地，中共北平市委、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都暂住这里。良乡当时尚未并入房山，是河北省的一个县，城垣不大，一下住进这么多人，显得相当拥挤。

　　北平城已被我军重重包围。东北野战军乘胜入关，华北野战军摩拳擦掌。一个大战役我军在兵力上也超过敌人，这种战例不多。但敌人还有几十万，有的还想作困兽之斗．北平解放是笃定了，问题是“打进去”还是“开进去”。“打进去”稳操胜券，也干脆利落，但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北平的文化积累必受严重损失。党中央从全局考虑，认为要作两手准备，在保证“打进去”的前提下力争“开进去”。于是进行谈判，而同打比较，远没有那么干脆利落，我们这个小分队绝大多数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十几天后坐不住了，牢骚话多起来了：“不能进北平，不如回平山，省得人家在家里忙工作，我们在这里吃闲饭……”长江对这种情绪不批评、不指责，而是领导大家报道北平郊区的恢复工作，研究各种情况下的办报方案，请熟悉北平的同志介绍北平各种情况……这些工作很灵，多数人都是我这种很不了解北平的“土包子”，对北平的风土人情，名胜文物毫无所知。参加这种没有名称的短期讲座，学到许多活知识。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个向长江讨教的好机会。话常从《中国的西北角》说起。我说你当时不过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哪来那么多历史、地理知识？你那大处着眼的功力是从哪里学的？他很谦逊，本不愿谈，见我诚恳，只得说说。话开了头也就多了。我归纳起来，有这么几条：1．当记者，要以从容对匆忙。记者的职业特点是马不停蹄，居无定所，成天匆匆忙忙。适应这个特点，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力求从容、镇定。这点说说容易，遇事常常忘记。在说这话之前，我已有十年新闻工龄，其中三年当记者，对此有些初步体会。长江用他的经验“点破”了我，一时似有豁然贯通的感觉。但接受别人经验需要有个过程，一时似乎懂了，其实没有真懂。一年半后，朝鲜战争爆发，我奉命同英、法两国记者组成一个国际记者团到朝鲜战地采访。英、法同朝鲜没有多少历史关系；我国不同，一千多年各种交往不断，中国封建王朝是欠了朝鲜人民的账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相继建立后，进入国际主义时代，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之前，我国坚持国际主义，坚决支持朝鲜人民的解放斗争，旅居朝鲜的华侨更是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战争。历史走向的变化，人民力量的发展，这都是极好的题目。可惜我因为历史知识准备不足，接受任务后又未认真“抱佛脚”，以致对中朝历史关系的变化，只能采取“不能不写不能多写”的办法，大大降低了文章的质量。2．重视旧县志。长江说，从某种意义讲，旧县志可以被看作一个县的百科全书，特别是人文、历史，更为编著者所注意。因此，他每到一地都注意收集县志，“不重其观点，而重其事实”，“它的材料，我的分析”，往往能有重要发现。《中国的西北角》不少地方谈到魏蜀战争，很得助于旧县志。我对此并非毫无所知，可惜未能坚持。1939年，我作“民族革命通讯社”记者在晋东南采访，每到一县，必收集县志，得十多部，在第二次反敌围攻中全部丧失，以后再未干这件好事，可见知而不作等于不知。长江这些经验之谈，我认为对我是无言的批评、有益的启迪。3．勤问多记。这本是记者的基本功，重要之点是坚信人皆可为尧舜，我们虚心请教，每问必明究竟，决不浅尝辄止。以上经验并不“新奇”，我也不是完全不懂。为什么常常做不好呢？这是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可以看出长江同志心怀坦荡。由于一时不能进城，长江派我去长辛店采访。长辛店铁路工人聚集，机车车辆修配厂是“二七”运动北方基地之一。长江要我到长辛店报道铁路工人恢复生产的业绩，也是要我接触、学习从来不了解的产业工人，对今后工作大有好处。我孤身一人，只能依托军管会长辛店工作组，既可及时了解工作情况，又能解决安全、生活问题。这里附带说一句，当时社会秩序还是不太好的。过了几天，长江派总务部门一位同志到长辛店办事，嘱他遇有问题找我帮助解决。这位同志缺乏城市生活经验，不知道应该到工作组找我，在街上转了几圈没有遇到，回到良乡，凭着个人的主观判断，向长江报告我已经进北平城了。当时军管会特别强调加强组织纪律性，李某人擅自进入尚为敌占的北平城，当然是违反纪律的大事。长江召开全体人员会议，对我缺席批评，检讨自己管理不力；并向军管会报告此事，进行自我批评。过了两天，我回良乡汇报工作，长江见了面就批评，说的道理都对，可惜所据报告不实。我等他说完，就简要报告事实真相，最后说此事好办，只要问一问我是否离开过工作组就清楚了。长江大吃一惊，立即向我道歉，又召开全体人员会议，进行自我检讨，并对那位反映不实情况的同志进行批评。当时的党内外生活风气令人神往：光明磊落，在什么范围错的在什么范围澄清，不护短，不遮丑，以诚相见，推己及人。经过此事，长江的威信在我们这些初次相处的同志中不是降低了，而是大大提高了。

　　当时平津前线司令部驻在玉田县一小村。为协调新华社北平分社和新华社平津前线总分社关于解放北平的报道分工，长江带领我和李千峰去玉田开会。我们乘一辆崭新的美制小吉普前往。这部小车行驶不到五千公里，美国给了蒋军王牌新一军，在辽西被我缴获，开到平津前线，恰好到五千公里。沿途不时遇到敌机。敌机多是单机飞行，不遑炸射，只是侦察。平津前线总分社社长是杨赓，老熟人。双方商定：立足于打，攻城战斗由总分社报道，其余都由北平分社负责。如果北平和平解放，一切报道由北平分社统管。事后回想长江所以带着我们两人赴会，显示他对进城后的工作已有安排：由李庄接管中央社北平总分让并组建新华社北平分社，李千峰负责《人民日报》北平版的采访工作，但是当时他只字未提。

　　《中国的西北角》和长江在1935年写的其他旅行通讯，其流传之广、作用之大令人吃惊。在新华社平津前线总分社开会时，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宣传部长肖向荣交口称赞这些文章，说在国民党大举进攻、“围剿”的艰难情况下，把红军的动向、主张有时曲折地有时直白地告诉人民，太难了，可是长江同志做到了。“不但有深远的眼光，还有非凡的勇气。”长江总是谦逊地笑笑，说：“那是十多年前的事，用现在的标准看，只能说惭愧、惭愧。”

　　北平解放之际，长江正在“不惑”壮年，肩挑接管、组建两副重担，浑身有使不完的精力。当时华北《人民日报》仍在平山，要新创《人民日报》（北平版），作为中共北平市委机关报。这个报纸当时要多大规模，很费斟酌。北平解放当天夜里，即1949年1月31日夜，在彭真同志处，一方为彭真和市委宣传部长赵毅敏，一方为范长江、李庄，四个人持两种意见。彭、赵主张先出对开两版，以后逐渐扩大。当时北平是我解放的最大城市，城内还是“乱糟糟”的。国民党建制部队虽已出城改编，城内还有散兵游勇几万人，潜伏特务甚多。我方各机关陆续进城，门牌号数都不熟悉。彭真考虑这些情况，为慎重计，主张《人民日报》（北平版）先出对开两版，“俟条件成熟逐步增加”。很有道理。长江坚决主张至少出对开四版，说拼命也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天二十四小时，我只睡六小时，十八小时都放在报纸上。四个人中我最年轻，当时说话也少顾忌。我说，长江同志每天睡六小时，我比他年轻，可以睡四小时。国民党是战败者，它的党报没有人看，还出对开四版，我们是胜利者，党报受人欢迎，只出两版，我咽不下这口气。如果报纸缺了稿子，拿我是问。彭真同志从善如流，赵毅敏听听也有道理，看我两人这样坚决，最后决定出四版。但说，报纸看起来事情不大，发出去影响不小，要特别谨慎，尤其在开创时候。人家从党报看共产党。大事一定要请示，小事你们自己作主。犯点小错误也难免，随时总结经验改正就好。

　　《人民日报》（北平版）在王府井大街原国民党华北日报社址出版，新华社北平分社在石碑胡同原国民党中央社北平总分社旧址挂牌。国民党的机关、团体历来不提供职工宿舍，我各系统例如新闻系统的入城人员，包括长江在内，当时都在办公室打地铺。就这样因陋就简，一个人当几个人用，使两个重要新闻单位运转起来。3月15日，华北《人民日报》从平山移至北平出版，《人民日报》（北平版）同日终刊，同时在钱粮胡同出版北平市委机关报北平解放报。长江结束了在北平的接管、办报工作，前往上海担负更艰巨的接管众多新闻单位和组建解放日报的任务，我们暂时分手了。

　　在等待进城的日子里，虽然筹划接管、办报等工作也很紧张，毕竟不像在人少事多的情况下采访、编报工作这样火烧眉毛。我有机会向长江从容请教，畅谈新闻工作“大处着眼”等问题．长江写《西北角》和其后有时直接有时曲折地介绍红军的通讯，紧紧抓住西北民族问题复杂、人民生活困苦，必须妥善解决；红军艰苦斗争、暂时处于困境、不久必成大事等重大问题，条分缕析，谠论服人。这样“大处着眼”，我衷心敬佩，用心学习。以后看，除了朝鲜战争初期和抗美援朝期间，我当随军记者稍许摸到一些边边之外，当内勤期间，组织稿件、指挥采访，都距此较远或甚远。十多年间，特别是“大跃进”期间，我们不是向现实采访，就事实写作，而是根据宣传计划进行宣传。如果宣传计划是按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制定的，当然是正确的指导方针，可惜有的宣传计划不是这样。当时有一种我长期不理解的说法：“同实际保持一定的距离，就是最大的联系实际。”“大跃进”时按照以这种精神制定的宣传计划进行报道，自然会出现许多偏差和笑话。“文革”时期许多宣传更是黑白颠倒，党的新闻工作走上绝路了。

　　1950年下半年，长江在上海完成新闻接管和创办党报的任务以后，被调回北京，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我又得到亲聆教益的机会。先他到人民日报的邓拓担任总编辑。他们二位配合默契，各展所长。长江到报社不久就同中央许多领导机关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商定报社各部门的负责干部列席旁听这些机关的工作会议。照他的说法是“耳目灵通”为了“目光四射”。我们在根据地习惯于“一切听候组织安排”，长江的哲学是“凡事要积极争取”。两种不同的作风形成两种不同的结果。领导同志工作忙，有些开创性的事情一时没有顾到是常事，你说明理由提出建议往往不难办成。报社不少人对这类事情的评价是“（长江）想得到，甩得开”，对增强报纸同实际的联系和增强报纸的指导性起了巨大作用。

　　这时《人民日报》闹稿荒，是从未有过的现象。过去《人民日报》的通讯员最多有七千多人，编辑经常发愁稿件用不出。报社进城后，报道偏重城市，而城市通讯工作还未开展。农村通讯员一时不知道写什么好，记者又少顾不过来，于是发生稿荒。这时候正好放映苏联影片《大转变》，它是描写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此役艰苦卓绝，终于从防御转为进攻，扭转全局。影片当时在我国也发生轰动效应。长江抓住这个时机，提出报社工作也来个“大转变”，把能派出的人都派出采访，抓稿子。记者不必说了，编辑、有的组长（当时的组以后改称部，组长就是以后的部主任）凡能出去的都出去。长江提出一个响亮口号：“决胜于社门之外。”“稿子多了一通百通。”不少人对这个决策信疑参半。我当时负责报社日常编辑工作，也委婉地提出：“编辑工作也很重要，这毕竟是报纸的最后一关！”长江坚不动摇，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和老邓都当编辑，怕什么！”几个月后，稿子源源而来，报社工作由被动转为主动。大家都称赞长江的眼光和魄力。因为“大转变”是他提出并坚持的。这个决策还起了连锁的有重大意义的作用：督促从根据地来的记者写新闻。记者不写或少写新闻，是山区农村交通、通讯不便，人们的时间观念普遍淡薄，除了战争、生产、教育三件大事以外的事情一般不报道等习惯造成的。我们长期没有树立时间是新闻的首要（或极为重要）条件的观念。人们最关心的是战报。但什么战报发，什么战报不发，是单独发或者综合发，及时发或者看看再发，都由军事指挥机关掌握和操作，报社记者概不与闻。我们注意的重点是“地方工作”，而后者是不受时间限制的。人民日报就出过这样的笑话：一位很有成就的记者，终生没有写过一篇新闻，他的工作就是写通讯。这是大家不以为异的事实。还有一位记者，大家说他“一篇通讯写两年，压了一年才发表”，也是基于事实的笑谈。原来他头年秋季外出采访，翌年春季写出通讯稿，大家戏称时间跨两年。由于通讯稿没有严格时间性，迟至年底才发表，戏称又是一年。这些基于事实的笑话，说明我们这些从小在根据地长大的新闻工作者多么缺乏时间观念。“大转变”时期派出大批人员，主要到全国各大城市采访，强调写通讯，但主要写新闻。经此一逼一压，对于扭转某些不适应当代新闻工作的观念和做法，起了“创新”的作用。

　　长江担任人民日报社长以后，虽然彼此都很忙，我向他请教如何做好新闻工作的机会还是相当多。我们都很关注新闻记者独立思考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中国的西北角》及其以后不少文章的灵魂，也是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还在进北平以前，中共中央驻在平山县西柏坡时候，华北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华北总分社集中了一批记者，准备报道新区土地改革，想请中央负责同志讲讲土地改革以及有关问题。中央批准这个要求，主动提出适当扩大讲话范围，要在西柏坡的中央同志尽可能讲讲各人分管的工作，实际成为一个短期培训班。长江同志负责组织这项工作。许多同志讲了话。当时全国形势好，党的路线正确，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如日中天。以后半个世纪的事实一再证明，这是新闻工作最好的客观形势。给大家启发最大的是刘少奇同志的讲话，他这篇《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以后收入《刘少奇选集》，在当前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长江在1948年对我说，抗战以前，进步的新闻记者最苦恼的是不能说真话。大公报有时候号称敢讲话，其实是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新中国不同，少奇同志号召我们“真实地反映情况，独立地去作判断”，新闻记者的工作条件根本不同了，这正是有作为的同志大展身手的时候。当时我完全同意长江同志的话，四十年代整风，我认为最大的收获是懂得了应该以党的思想为思想，也就是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当时绝对没有想到还会发生“大跃进”，更不要说“文革”了。许多人遭受磨难，正是因为“独立地去作判断”。

　　可能由于长江是记者出身，他特别熟悉、关心记者工作和记者稿件的处理。我听他的秘书赵烽同志说，我在朝鲜战争期间写的通讯，绝大多数是长江亲自处理的。有一次他在马桶上看拙作《复仇的火焰》，时间已是凌晨。看着看着，他让赵烽马上问问报纸开印没有？赵烽问了工厂，说快开印了。长江让工厂停一停，说一版要换稿。他亲自在通讯开头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几字，让把这篇通讯从一版登起。记者外出，长江只要有时间，必亲自谈话，仔细交代任务，指出采访中应该注意之点。也是在记者工作中，他有时要求过急，对某些拖沓作风批评很重，而且不大注意场合，引起一些同志的反感。我在长江领导下前后工作两年多，他交代的任务多数完成了，只有一件未完成，至今引以为憾。在良乡时候，他要我采写一篇《今日卢沟桥》。当时我听了非常佩服他的“新闻鼻”。中国伟大的抗日战争从这里开始，“卢沟桥一声炮响”，“中国从此扬眉吐气”……成为许多文章的开篇语。十几年过去了，卢沟桥这时怎么样？那里的人民怎样生活？在八年抗战、四年解放战争中有些什么表现？必定为读者所关心，是一个好题目。我两次往访卢沟桥、宛平城，这里很平静，人们各安其事，似乎乏善可陈。我感到难以落笔。以后因为事忙，也就没有再去，一个好题目流产了。

　　长江同志在“文革”期间非正常辞世，我是在“五七”干校辗转听说的。只闻噩耗，不知详情。怔了许久，欲哭无泪。当时思想实在有些麻木。“文革”初起，人民日报的造反派把长江“揪”回来斗了一次。当时我还是副总编辑，被认为曾受长江赏识，所以被“勒令”到会受“教育”。我站在旁边洗耳恭听。长江也站着，幸好没有坐“喷气式”。他不屈不傲，从容应对。人离开报社已近二十年，这些二十岁上下的“积极分子”知道什么呢？乱哄哄闹了近两小时，无结果而散。我赶上前同长江握握手，无语而别，谁知竟成为永诀。从长江的思想、意志、体魄等方面来说，他都是盛年非正常辞世。在敌人统治下为人民利益斗争生龙活虎，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却含冤而逝，这是一个时代悲剧，是一种奇特的、人们希望永远不再发生的现象。

　　千万不能忘记“文革”，让我们的子子孙孙永远牢记“文革”的经验教训。

　　摘自《李庄文集》

　　作者：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