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开传统文化的洋葱头

　　除了视觉上的新鲜感外，根据冯骥才小说改编的《神鞭》拥有很多值得玩味的内容。它既是武打片，又融入了许多传统风俗文化，在今天看来影片的内涵具有争议，但在当时《神鞭》确实扩展了娱乐电影的文化含量。

　　张子恩导演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神鞭》是一个洋葱头，每一个层次的观众都可以找到营养，它“探索艺术性与娱乐性的交叉点，以雅俗共赏作为基本的目标。”

　　美工师提拔成导演

　　1984年、1985年间我导演了第一部影片《默默的小理河》，在此之前我为西影厂很多片子，像《生活的颤音》、《西安事变》、《丝路花雨》做美术设计，1962年西安美术学院毕业后进入西影厂，开始的工作是画电影宣传画，画连环画，1978年正式担任故事片美工师，1984年起开始担任电影导演。

　　老一辈导演我跟过崔嵬、成荫、陈怀恺，同辈的导演像吴天明、滕文骥也都有合作，在和导演的沟通过程中他们也感觉到我有很多想法，比如一个场景的布景，我会把它安排在一个最容易调度、最适合表达的位置上，他们也知道我的能力，所以吴天明做西影厂的厂长后，就提拔我做了导演。《黄土地》、《一个和八个》的编剧张子良写了《默默的小理河》这个剧本，讲的是延安保卫战的故事，不是正面讲战争而是没有声音的“心理战”，非常有新意，当年非常风靡“探索片”，所以当年这部片子也是按照艺术探索片的想法来拍的。

　　要继续“探索”？还是卖钱？

　　20世纪80年代初吴天明、滕文骥在拍《亲缘》时，我随摄制组到过福建汕头、厦门那一带，那个时候首次接触到邓丽君的歌，当时内地还很少有人听过，在那边看到卡式带、录音机卖得很火，就感觉那种商业潮流扑面而来。

　　当时我在想商业对于艺术的冲击将来会很强烈，如何走艺术与商业结合的路是我们势必要去面对的事情，应该为电影寻另一条通道。

　　《默默的小理河》拍完后，我就想第一部是艺术探索片，后面应该尝试什么样的电影？因为艺术探索片走了一段后，我们看到了它在市场上不行，普通的电影观众不认可它，尽管评论很好，也在外国频频得奖，但是在市场上立不住脚。

　　而且当时电影业开始改革，不能再靠国家了，影片如果不卖座，电影再生产、厂房维修、职工的工资福利都无法落实。问题很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到底是继续走探索片？还是要在中国的电影市场上站住脚？

　　但当时很多人对于我们拍商业片都不理解，觉得是低一档次的。《神鞭》恰是在这个当口出现的，也可以说与整个电影业的转型很有关系。

　　改编《神鞭》正逢“反思热”

　　冯骥才发表的中篇小说《神鞭》是李陀推荐给我的。小说完全把我吸引住了，实际上那是一个“寓言”，战争场面以及武打都是表面现象，深层次的思考是很动人的。我觉得这个真好，能够实践一下我对艺术和商业性结合的想法，实际上通过这些娱乐性的包装解决一个对于历史的表述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这种形式很让我着迷。

　　我很坚定地说我要拍它，跟吴天明说的时候，厂里也很支持。我很快到北京找到冯骥才，我拿着厂里给原作者的定金付给他，其实钱很少，但是大家都很高兴。我们都是宁波人，而他画儿画得很好，所以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也很谈得来，他当时正在写新的小说也没有时间，我就提出自己来改，他同意了。后来冯骥才讲到在他的文学生命中，《神鞭》是从“伤痕文学”跳到“文化小说”后的第一个足痕。那个时候正逢社会上的“反思热”，所以讨论很热烈，尤其在电影界和大学里。如何对待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如何对待“辫子”，我认为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解决。

　　《宰相刘罗锅》是《神鞭》的延续

　　“文化”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当时影片出来后主要讨论的也正是“娱乐片是否需要思想性和文化的内涵”。《神鞭》的路子是我拍电影和后来拍电视剧一直走的路子，在电视剧里最明显的就是《宰相刘罗锅》。我们要把自己的作品做得商业但不低俗，必须要研究我们自己的文化内涵。《神鞭》其实是一个洋葱头，每一个层次的观众都可以找到营养，爱热闹的看看武打场面和视觉奇观；爱民俗的可以看看天津的市井风俗；爱历史的可以看到外来文化的进入和民国故事等等，包到最后是有一个“核”，就像“酒心巧克力”，吃到中心的酒心，是芳香、隽永的。

　　但是我认为经过商业大潮洗礼，却又出现了艺术与商业的颠倒，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讲文化探索，不考虑商业；而90年代以后却是商业压倒艺术。观众也变得浮躁了，能够沉得住气的观众少了，我现在认为不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都应该戒浮躁，稳稳当当地坐下来，我们还得谈文化，不能光谈娱乐。(张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