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的风骨

　　新闻记者总是写别人，很少人写新闻记者，特别是健在的新闻记者。我觉得这不公平。现在新闻队伍很大，新闻工作对革命的贡献为党和人民所肯定，为什么不能写写其中的优秀人物的事迹和经验呢？刘生章同志的《中式新闻学——论林里的新闻作品》（将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相当全面地分析、研究、介绍林里同志的新闻作品及其为人，我觉得是填补了这方面一个空白。这是一本很值得读的书。

　　我和林里相交五十多年，自认为很了解他。看了《中式新闻学》，发现不对了。林里的不少重要文章我没看过，他自述内心活动的文章我看得更少。我在第一线时，日常工作总是火烧眉毛；退到第二线后，各类文债仍然逼得很紧，应该补看的许多东西还不能看。《中式新闻学》给了我进一步了解林里的机会。

　　依我多年的观察和这本书的启发，我发现林里性格上、工作中有个“韧”字最为突出。看准正确方向，不显山，不露水，锲而不舍，埋头苦干，明枪暗箭不畏惧，闲言碎语不动摇，一定干出个样子来，最后常常干成功。这在他新闻工作后期进行深圳经济特区报道时表现得最明显。

　　林里有一种在一定条件下十分宝贵的“本钱”，正像他所想的，“贫农成分，工人出身。心底无私天地宽。想到这里，我终于得出结论：根本不理那一套。”这是他在进行正确的批评报道受阻以后头脑里发出的亮光。

　　批评和自我批评，本是中国共产党三大作风之一，就是擅长压制批评的干部也常常挂在嘴上，当代新闻记者工作受阻犯难也往往由于这个问题。很有些不大不小的“官”，“爱吹不爱批”，听到批评一触即跳，任谁都得让他三分，最后吃亏的总是记者。同林里比，我就差得很远。我出生于剥削阶级家庭，学生出身，被迫“识时务”，亦即没出息。林里在1948年就敢批评解放区一个县的土地改革“左”，又不肯“纠偏”。对这种事，我不要说做，想都不敢想。我深知出身好的同志如果办错一件相关的事，说错几句相关的话，有人或许说他“丧失立场”。一般不会有大事；我如果办了同样的事，说了同样的话，在“左”的气氛下就可能被认为是“阶级本性”，了不得。同一事物的性质可以有很大的差别。四十年代，土地改革初期，我曾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署名检讨一种“右倾”错误，但五十多年后我还想不清当时所犯“错误”的性质。虽然当时我并非有意“迎合”，而是发自内心的检讨。

　　林里不同，他的“闯”字为骨，“韧”字为用的风骨值得大大提倡。他对“以反官僚主义为中心内客的‘新三反’，连个总结也没有，便悄悄地退到幕后；或者说，官僚主义没有反成，倒把反官僚主义的记者整了一通”深为不满，认为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坚持，但方式、方法需要调整，“不能公开批评，便写内参；不便在中央报纸上批评，就请地方报纸发表；不便在报纸批评，就请书刊杂志刊登；不便直说，就写报告文学；不便点名，就泛指。”但“我相信，歌颂人民，鞭挞邪恶，是永恒的主题”。这种灵活前进的“韧”劲来自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念，来自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一切的决心。恕我直言，这种气概相当多的新闻工作者在“左”的气氖中是不具备的。

　　机遇在我们社会同样存在，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有时候还很重要。60年代初，林里调到广东工作，遇到陶铸等务实的领导，经常跟着他们下乡调查研究，了解民情，满足了学习实际、反映实际的夙愿，得以参加写作著名的《西行纪谈》。陶铸认为当时广东省新闻报道存在一些缺点，“一曰不敢提出问题，二曰缺少建设性的批评，三曰体裁格调单一化”。林里持这种与自己反“左”、纠“左”的观点相通的思想参加写作《纪谈》，难怪笔下生花。这大概是林里一生中工作最顺心的时期。

　　“文革”无处不在的动乱当然使林里在劫难逃。该受的罪他都受了，但毕竟因为出身、成分好，无历史问题，工作、生活没有纰漏，所以较早解放、结合，工作一段后，又调回《人民日报》，当了采访、报道深圳特区的特派记者，现在非议特区的论调不多了，特区开创初期那个乱劲也看不见了，十多年前可不一样。林里到了一个新环境，以比以前深沉得多的眼光看待一切，但有一点不变：千方百计为新生事物鼓与呼，对特区建设初期那种“糊涂爷爷”进行善意的又相当尖锐的批评。内容决定形式，林里使用新闻记者的“十八般兵器”即各种新闻体裁，充分显示了他运用文字的才华。1998年6月

　　作者：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