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8月3日《新京报》报道，江西的杨涛、北京的王金贵以中国普通公民身份，联名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对《婚姻登记条例》及《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进行审查。几乎与此同时，广州的胡仕波、王保信和郑国贴三名律师也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这两部条例的相关规定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我注意到，广州三律师表示：我们无意“炒作”，我们不在乎我们个人本身，关注的核心应该是事件，我们的初衷是在解决问题。
任何公民都可以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进行违宪或合法审查的要求，这是“炒作”作为公民权利的正当性之所在。另一方面，这样的“炒作”也使得公民与立法机关的良性互动得以实现：它使得相关民意可以更有效地反馈至立法机关，并通过民意与舆论的集束表达，更有效地提请国家立法机关的关注，最终达到“解决问题”之目的。而更重要的则是，在当下，我们对这种“炒作”还寄予着一个更深层的愿望，这就是对法制秩序的进一步完善，亦即推动我国违宪审查机制的有效建立。
哪怕是一点微小的社会进步，哪怕是一丁点的权利，都要靠大家的共同努力来获得。我愿以最积极的眼光，来看待一系列公民上书的“炒作”意义。与此同时，我更愿意以最热烈的眼光，期待启动违宪审查机制。具体到杨涛、王金贵以及广州三律师的上书行为，我更为乐见的是，他们在关注具体的法律事件之同时，更能够具备改良并完善整个法律秩序的宏观愿望，并因此不惜以大肆“炒作”。在这里，炒作，代表着一种持续而坚韧的法治理想，是对于法律正义的恒定追求。我们社会需要这样的人，需要这样的炒作。杨耕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