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造”银行家受国际投行追捧

　　“拥有纯正的中国文化背景和华尔街经验，这使他们（中国本土银行家）成为最受追捧的结合体”，威嘉律师事务所（WeilGotshal&Manges）向先生（音译）说，他也是今年联想与IBM个人电脑业务并购案中为数不多的中国本地律师之一。

　　这是一群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的一代人。这场从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政治运动离间了许多家庭，让孩子挑衅父母，令夫妻反目。

　　今天，他们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买卖人中的一分子，是一群富有的、有着精明政治立场的投资银行家，正参与协助中国经济转型，并重组一些最大的中国本土企业。

　　“新一代的买卖人”

　　现如今，每一个大型的投行都有一个中国出生的明星银行家：高盛（GoldmanSachs）的方风雷；美林（MerrillLynch）的刘二飞；摩根斯坦利（MorganStanley）的竺稼；J．P．摩根（J．P．Morgan）的李小加；花旗（Citigroup）的孙玮。

　　他们手握重权，被华尔街巨头们竞相追逐，包括奖金红利在内，他们一年的收入可达到1000万美元。

　　通常，大型的华尔街投行都拒绝谈论这些顶级银行家如何运筹帷幄；仅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同意对此发表公开评论。

　　但是这些颇有些神秘的银行家们，也有很多为人所知的故事。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在上世纪80年代留学美国，在日渐增多的超重量级跨国交易中，他们回到中国扮演着关键角色，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比如刘二飞，在中国最大的电脑制造商联想，购买IBM个人电脑业务交易中，他是关键的幕后人物。几周前，在中国最大的国有石油公司之一的中国海洋石油公司，斥资185亿美元竞购优尼科案例中，李小加和方风雷，这两位中国出生的银行家，同为这场交易的核心人物。而仅仅这一单交易，就能让律师和投资银行家赚取高达3亿美元的酬金。

　　对于这些银行家而言，这是一条非常崎岖不平的漫漫征途。很多年来，西方人完全操纵了投资银行的中国业务，从某种程度而言，这种情况仍然存在。甚至是到今天，一些人还声称，这些新银行家们在中国的关系和游说手段，比其核心的专业技巧更有价值。

　　“他们是新一代的买卖人”，黄先生说，他是众达（JonesDay）律师事务所大中华区主席，“看看摩根斯坦利、美林、高盛的组织结构图，你会发现大量中国出生的银行家处于中高级位置。”

　　当然，中国出生的明星银行家的兴起也给投行带来了一些风险。比如担心这些银行家可能破坏已有的公司文化，如果他们被当做明星来看待。另外的焦虑则是在中国“拍马屁”的盛行，经常会腐蚀政治和金融体系而招致丑闻。

　　“这些人能呼风唤雨”

　　涉及巨大金额的投标战总是有周期性地在这里爆发，虽然在世界大投行的全球收益中，中国仍然只占据微不足道的部分。

　　然而，新的权力经纪人仍在增长。他们大部分都是40多岁，出生在共产主义的中国，却在资本主义的美国接受教育。

　　尽管一些大的投行倾向于坚持声称，他们没有所谓的明星体系。显而易见的是，这些银行家确实获得了世界最富有投行的权利、威望和资源的大力支持。

　　“这些人能呼风唤雨，同时在投行中颇受推崇和尊重”，J．P摩根香港办事处发言人如是说。

　　并非仅仅是中国出生的投资银行家正在获得影响力：大型律师事务所、风险资本管理公司和跨国公司都逐渐开始转向选用中国出生、受西方教育的执行官们。

　　多年来，中国出生的银行家们总是屈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或西方同行的下风。现在参与和中国相关交易的最高级别银行家，全是纯正的中国血统。

　　上世纪70年代末，李小加曾在华北沿海油田工作，这是中海油的前身。现今他是J．P摩根中国区的首席银行家，同时也是中海油竞购优尼科交易中主要经纪人之一。

　　“最受追捧的结合体”

　　竺稼先生，出生在上海，上世纪80年代在康奈尔大学学习。现今，他是摩根斯坦利协助中国建设银行上市的核心人物，这有可能成为今年全球最大的一笔首次公开募股。

　　“拥有纯正的中国文化背景和华尔街经验，这使他们成为最受追捧的结合体”，威嘉律师事务所（WeilGotshal&Manges）向先生（音译）说，他也是今年联想与IBM个人电脑业务并购案中为数不多的中国本地律师之一。

　　这些银行家中的许多人都经历过“文革”。一些人目睹了双亲沦为阶下囚，或被冠以“走资派”的头衔而公开批斗。一些人在少年时徘徊在乡野，或像农民一样地种地。而这些经历磨练了他们的意志，让他们初到华尔街时毫不畏惧。

　　但在1976年“文革”结束后，他们进入了大学，接着又成为第一批去美国留学的学生。这些“红色资本家”中的许多人在美国各大投资银行中平步青云。他们先是在纽约与数字打交道和撰写简单的法律文件，然后调到香港工作。所有这些大投资银行的中国区总部都设在香港。

　　“关系联络人”

　　然而甚至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位于高层的中国出生的银行家们仍被看作是“关系联络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建立投行和中国政府高官以及中国公司高管之间的联系。

　　几乎每一个华尔街公司私下都承认，聘用一些银行家的原因，就是想利用其在中国的关系，在过去，他们是“皇亲国戚”，或是共产党高层的儿子、女儿或亲戚，这有助于交易的顺利进行。

　　一些公司说，这些银行家收入非常丰厚，因为他们能轻而易举地接近政府高官，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东西方交易中的“旁门左道”促成交易实现。

　　分析家们称，虽然中国仍非华尔街公司全球利润的核心来源，但在中国发生的交易规模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有利可图。

　　正因如此，这些公司乐于花费数百万美元聘用这类银行家，比如方风雷，53岁，供职于高盛；张利平，47岁，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中国业务主管。他们两人都被认为对中国权力精英有着非凡的接近能力。

　　张先生是在西方接受训练的第一批银行家之一，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掌管中国业务，当时这块市场正刚刚开放。

　　方先生是惟一一名没有西方教育背景和流利英语的中国出生的顶级银行家。但这并没有妨碍高盛在去年聘请他掌管在北京的合资公司投资银行业务，同时给予1亿美元贷款让其开始投资。

　　他们将取代外国人

　　这些银行家说，他们的部分优势在于，他们能获得与中国政府高官、大企业高层定期会面的机会。他们已经获得了成功，这取决于这些银行家们能在多大程度上预估到这些大企业的下一步动向，或者说他们的提议能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商业交易。

　　他们称，华尔街的银行家需要被这样的人带领：不但能赢得中国政府和公司执行官的信任和尊敬，还要知道如何将其与西方投行的资源相结合。

　　由于曾生活在“文革”年代，其中一些银行家称，他们很善于和中国政府以及公司高层打交道。“当你在和高层进行洽谈时，一些细微之处往往非常重要”，朱先生说，他去年被任命为摩根斯坦利中国区首席执行官，“在并购交易中，这些细微之处正是对人的了解。”

　　专家们说，外国人仍然飞来中国竞争大项目，但随着中国跨国交易规模的日渐庞大，这些中国出生的银行家将因此得到更丰富的经验和拥有更大程度上的决定权。

　　约翰·赫里（JohnHealy）是英国高伟绅律师事务所（CliffordChance）的律师，在联想并购IBM个人电脑部的交易中担任首席律师。他说，复杂的交易仍需要仰仗外国银行家和律师在跨国交易中的专家意见。

　　但是，他补充道，中国出生的银行家和律师将会取而代之。“他们将逐渐扮演日渐重要的角色，像我这样的外国人有朝一日将会成为恐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