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的楷模

　　杜润生

　　我和孔祥桢同志既是老战友，又是老朋友。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

　　1943年冬，北方局党校办了一星期高干整风学习班，学校校长是杨献珍。北方局派到

　　一开始，学习文件、整顿三风，还很正常。进入审干阶段，延安“抢救失足者”的一股风刮到了党校，审干发生了偏差。我们这个组陈希愈被软禁审查，陈是学体育的，一次散步的机会（被人押着），在一个小巷子里，陈突然跳起，以头撞墙，被人救起，未死。后来，组内又审查刘建章。孔祥桢对这两人的审查方式，抱有不同意见。他早期从苏联肃反扩大化错误教训中（那时他在苏留学），还从自己在白区工作多年的实际体会中，认为不能把从白区来的知识分子、青年、技术人员都看作是特务，不能把白区地下的革命组织看作是打着红旗的反革命组织。孔祥桢在苏联留过4年学，全然没有洋教条的束缚，比较实际，为人朴实，思想朴素，生活简朴，连语言都是朴素的，而且比较遵守纪律，服从领导。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奉中央命令挺进大别山，组织上决定把我和孔祥桢调到中原局工作，我任秘书长，孔任城工部部长（以后任中原局常委兼组织部副部长）。当时中原局机关部长级干部就是我们俩，我们随野司行动，千里跃进，突破陇海线，过了黄泛区，越过砂河、洪河、汝河、淮河，到8月27日进入了大别山的中心———金寨县。

　　部队要机动作战，野司要流动。刘、邓找我和孔祥桢谈话，给我们一个连（其实只有20多条枪），让我们蹲下来“扎根大别山”，发动群众搞土改。这时，金寨内外环境非常险恶，外围有白崇禧20多万军队的包围，境内国民党的残余势力组织了地主武装“棒棒队”，打黑枪，我和孔祥桢骑的马也被打死了。当地红军长征后留下的党员和乡村骨干全部自首了，这时中原局机关的一些干部，主张在收缴地主武装，打击“棒棒队”的同时，也烧一烧这一批自首的人。我和孔祥桢商议后一致认为，如果整他们，就会彻底孤立自己，应当适当利用他们。后来，根据刘、邓指示，向河南汝南突围，从金寨的吴家店出发，还是靠这一些“自首分子”，给我们带路，搞情报，找粮食吃，使我们顺利地突围了。

　　1949年后，我和孔一齐又到了华中局（以后叫中南局）。那时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全党的工作重点要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当时中南局主要领导结合华中的实际情况，提出南部和中部地区暂时应以农村为重点，征求我的意见。我和孔祥桢商量后，一致表态同意这个意见。以后请示中央，中央批准了这个决策。进入城市后，城市经济工作首先抓什么？主持中南局日常工作的邓子恢，主张先将流通搞活，抓一下商业。有人不同意这一做法，认为这是“跪倒于资产阶级面前”的方针。作为城工部长的孔祥桢还是贯彻了邓子恢提出的方针，实际效果是很好的。

　　今年是孔祥桢诞辰一百周年，作为他的老战友，理应把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格介绍给后人。但我年事已高，实在力不从心，这篇小文以示我对这位伟大的共产党人的缅怀。

　　《人民日报》 (2005年08月04日 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