铮铮铁骨求真理　拳拳之心爱人民(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04日06:01 人民网-人民日报

　　一九六一年七月，刘少奇主席到黑龙江省考察林业生产途经沈阳，喻屏（左一）和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王良（左三）到车站迎接。

　　（照片选自《喻屏传》）

　　喻晓宪

　　2005年8月17日，是我的父亲喻屏的百年诞辰。父亲1905年出生在河南省内黄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家乡当小学教员时，接受了进步思想，并于1926年投身革命。1927年，大革命失败，父亲在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义无返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大革命时期，他从事过农民运动、地下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了皖东、盐阜地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解放战争时期，他奔赴东北，开辟后方根据地，建设民主政权；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抚顺市委第一书记，辽宁省委副书记、书记，东北局候补书记。“文革”后，父亲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参加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

　　对于父亲近70年的革命历程，过去我们知之不深；近年来在为父亲的传记搜集资料时，我们穿越厚重的历史走近了父亲，也读懂了父亲。对理想的追求，对人民的挚爱，构筑了父亲生命中不朽的辉煌，使他共产党人的本色历经岁月和风雨的侵袭永远鲜红如初！

　　一

　　父亲是直南沙区（原直隶省南部）建党的第一批党员。在革命低潮中，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同封建压迫斗争。当地的土豪劣绅与县府勾结，将在学校任教的父亲辞退，并把他列入通缉名单。父亲被迫离开家乡，从此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跋涉在革命的征程上。那是一段异常艰苦的岁月，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个个共产党人被捕、被杀。从邢台中心县委到直南特委，从山西特委到河北临时省委，父亲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开展工作，恢复筹建党的组织，编写刻印党的秘密文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张。

　　1933年10月，由于叛徒出卖，父亲在北平被捕入狱。面对严刑逼供和威胁利诱，父亲始终严守党的机密。敌人使出“假枪毙”的诡计，妄图迫使父亲屈服；但为了崇高的信仰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父亲无所畏惧，在死牢里的一夜，他遗憾的是不能再继续为党工作，所想的是上刑场时要呼喊的口号。最后敌人判处父亲15年徒刑，并把他押解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服刑。那时父亲已做好了坐满15年牢的准备。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父亲经党中央南京代表团营救出狱。四年的铁窗生活，没有磨灭父亲追求理想的信念，反而使他在严酷斗争的历练中增长了经验和才干。

　　1943年2月，父亲在盐阜区党委工作时，奉调去延安。由于日军封锁，原定从陆地奔赴延安的干部队改从黄河口岸乘船出发，当父亲辗转赶到集合地点时，船已经开走了；正是这条船在海上和日军巡逻艇遭遇，新四军三师参谋长彭雄等同志壮烈牺牲。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父亲向时任苏北区党委书记的黄克诚表示，还是要在规定时间到延安报到，黄克诚提出武装护送父亲到山东，再转道去延安。父亲说服了黄克诚，他决心为去延安的同志另外闯出一条通路：先到上海，然后再从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区到延安。父亲在途中几经危险，遭受过无数次盘查和拦截，有一次还被日军扣押，但他胆大心细，多次化险为夷，终于到达延安。刘少奇称赞父亲为华中干部赴延安开辟了一条可行的新路，并签发中央电报，将父亲走白区到延安的经历作为经验，告知华中根据地党的组织。

　　十年浩劫，是父亲一生最为艰难的岁月。“文革”伊始，父亲对“打倒一切，怀疑一切”造成的混乱局面忧心忡忡。他忧虑的不是个人的荣辱，而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1967年3月，他在东北局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大声疾呼：“不抓农业吃什么？不抓工业穿什么，用什么？国家怎么能存在？把干部都打倒了，‘靠边站’了，谁去领导抓革命？谁去领导抓生产？希望东北局机关的同志们不要整天在机关闹了，要走出东北局大院，到三省去抓工农业生产。”为使东北局和各省党政机关保持正常的工作秩序，在造反派揪斗党的领导干部时，父亲总是站在前面，竭尽全力地保护同志。当黑龙江省的造反派到东北局要求批斗东北局第二书记、黑龙江省委原第一书记欧阳钦时，父亲挺身而出，对造反派说：“黑龙江省委是革命的，欧阳钦同志是紧跟毛主席的。”当造反派冲击东北局机关，要揪斗东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将马明方污蔑为“大叛徒”时，父亲说：“马明方同志在狱中斗争和出狱的情况，我了解一些”，无论造反派怎样围攻，他始终不为所动。造反派到东北局机关揪斗东北局书记顾卓新，他们逼迫父亲承认顾卓新是“走资派”，父亲却说：“顾卓新同志不是‘走资派’，要说犯错误，我的错误更严重。”

　　此后不久，父亲也被打倒，关押、审查达六年之久。专案组将父亲坐牢的经历视为将他定成“叛徒”的突破口，逼迫父亲承认“叛变自首”，遭到父亲严词拒绝。其间，父亲在机关、工厂、学校被轮番批斗达100多场。每次批斗，都要坐“喷气式”，有时还被拳脚相加，回来后，脚已肿胀得像馒头，腰已直不起来，由于背上有伤，不能躺着睡觉，只能趴在床上。面对残酷的批斗和非人的折磨，父亲依然铁骨铮铮！1968年初，就在父亲身处逆境的时候，陶铸专案组向父亲调查“七七事变”后陶铸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写所谓“呈文”的情况，父亲严正地对调查人员说：陶铸是不赞成写“呈文”的，不但不赞成，他还提出要光明正大地从监狱里走出去！

　　由于专案组始终找不到父亲叛变自首的证据，只好用逼供信的手段取得伪证，将父亲定为“叛徒”，并于1973年9月，把他下放到辽宁省黑山县。在黑山县的近四年里，父亲每天坚持锻炼身体，风雨无阻，沿着公路步行10余公里，用父亲的话说，他在黑山大地上又走了一个半两万五千里长征！因为他坚信：“冤案早晚会平反，所以我要练好身体，等待着党需要我的时候。”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父亲在逆境中顽强地挺了过来，等到了平反昭雪，重新为党工作的那一天！

　　二

　　由于家境贫寒，父亲13岁才开始读书，他勤奋刻苦，用三年时间读完了四年初小课程，并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县师范讲习所。投身革命后，父亲学习更加勤奋。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始终坚持不懈地学习。在“文革”中被停职下放时，父亲又重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著。我还记得，1974年父亲在黑山县从报纸上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有新卷本出版的消息后，把买书的任务交给了我，当我终于把父亲久盼的十几本书搬回家时，他高兴得难以言表；而我心中却颇感酸楚：当时父亲的工资早已停发，仅发些许生活费，这笔买书的钱他要怎样省吃俭用才能积攒下来啊！父亲奋斗了一生，也学习了一生，直至垂暮之年，依然手不释卷；即便是在他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最后一次住院，在病榻上还手握红蓝铅笔读报，直到陷入昏迷。

　　父亲在学习中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正是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父亲才能坚持实事求是，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提出正确的意见。

　　1958年10月，在大跃进的热潮中，时任省委书记的父亲在企业调研时了解到，有些厂提出的翻番指标严重脱离了生产实际。为此，父亲在省委召开的听取各市跃进规划的会议上严肃地提出：“生产翻番必须实事求是，各个企业都有自己的特点，不但由于行业不同而有所不同，就是同一行业中的各个企业的情况也不完全相同。在生产上，有的翻的多，有的翻不了一番，因此不能对情况不同的企业提出同样的要求。对于明年的生产大跃进和翻番问题，必须把冲天的干劲和实事求是结合起来。光有干劲，没有根据的放空炮，这是一种虚夸作风，是要不得的”。在当时浮夸风盛极一时的情况下，父亲能够实事求是地纠正工业企业中出现的“左”的偏差和“浮夸风”，对全省很多分管工业的领导干部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

　　父亲从不把学习停留在“本本”上，照搬照套马克思主义，而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把调查研究作为决策的前提和依据。他每到一个新的岗位，首先做的事情就是调查研究；每次遇到工作中的难题，首先想到的就是迈开双腿，到实践中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

　　1954年8月，中共辽宁省委成立，父亲担任省委副书记，主管基本建设、工业、交通运输。当时全省面临的经济建设任务极为繁重：沈阳、鞍山、抚顺、本溪、大连5个工业城市由中央直辖市划归辽宁省；国家“一五”计划156个重点项目，辽宁省就占了24个。父亲上任后的4个月里，跑遍了省内几乎所有的工业城市，召开基层座谈会，走访工业企业，和企业的工人、干部座谈。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使他对全省工业建设情况了如指掌。借此，他亲自动手起草了1955年全省基建、工业生产的意见，得到省委的认同和中央的首肯。

　　1964年，针对当时干部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出现的违法乱纪、组织涣散等问题，在东北局分管组织工作的父亲到辽宁、吉林两省调查研究。在调查中，父亲发现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一些党的组织沉湎于行政工作，忽视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父亲在与当地干部座谈时说，“要认真总结这几年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从根本上解决‘党不管党’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把党建设好”。为此，父亲在东北局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的准备会议上提出，要“改善各级党组织的工作方法”，“在党领导一切的前提下，党政应适当分工，充分发挥政府、行政和其他一切组织的作用。使党委从日常事务中超脱出来，以便党委能够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抓政治思想工作和党的建设方面的工作。”这次调查，对加强东北地区党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40多年过去了，父亲的这些意见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三

　　从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走过来的父亲深深感悟到，党的历史是一部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患难与共、休戚相关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能否继续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倾听群众意见，关心群众疾苦，是父亲始终认真对待的新课题。

　　1953年3月26日，《抚顺日报》发表了题为《中共抚顺市委会书记喻屏同志每月一日、十五日接见群众面谈问题的公告》：“中共抚顺市委特决定：市委书记喻屏同志，在每月的一号、十五号的下午一点到五点，为接见各界人民群众直接面谈问题的时间，希全市人民可在规定时间内自由地找喻书记面谈各种疑难问题。”今天，当我们从尘封多年的报纸上查到这份公告时，仿佛回到了那个年代，依稀看见父亲接待群众倾听群众呼声的忙碌身影！这是父亲在担任抚顺市委书记时，为改进党的领导作风，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由父亲提议设立群众接待日，经市委讨论同意后，《抚顺日报》发表了上述那份公告。

　　正因为摆正了群众利益和党的工作的关系问题，父亲对那些无视人民利益的官僚主义作风深恶痛绝，决不放纵。为根治辽河中下游的水患，保证沈阳、抚顺两大城市的工业、生活用水，1954年，我国自行设计施工的大伙房水库工程开始建设。然而，水库大坝施工才两个月，就发生了问题：坝身粘土心墙所用粘土的含水控制量超过技术要求，使大坝可能发生严重的干裂和沉陷。对此，父亲当即向省委建议，组成辽宁省委、抚顺市委和中央水利部联合检查组，对这一问题进行检查。检查组经过调查，对有关部门在施工管理上的官僚主义造成的损失给予了严肃处分，并改组了有关部门的领导。此后，到1958年水库建成的四年中，父亲多次到施工第一线了解工程质量和进展情况，现场办公，解决具体问题，使这座蓄水量达18亿立方米的水库如期建成，40多年后的今天仍在为人民造福。

　　父亲在担任辽宁省委工业书记时，每次到企业调研，总是告诫企业领导“要经常听取群众对生产管理和技术管理的意见，接受群众的批评”；“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处处时时关心群众的疾苦，设法解除群众的疾苦”；从职工的劳动时间、学习时间，到职工食堂的管理、生活困难职工的节日补贴，父亲都一一过问，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有几个春节，父亲是在鞍山钢铁公司和抚顺煤矿与工人们度过的，他们一起包饺子，共同欢度春节。

　　十年浩劫中，父亲下放到黑山县。身处逆境的父亲把它作为接触群众，体察民情的难得机遇。父亲在当地结交了许多朋友，通过他们了解了当时的生产情况和群众的生活状况。离休后，父亲和母亲又两次回到黑山县，看望在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给予他们帮助的人民群众，这种友情一直延续到今天。

　　离休后，父亲的心依然和群众连在一起。90年代初，父亲听说河北、安徽发生了洪涝灾害，立即把秘书叫到家里，了解受灾情况。他详细地询问：淹了多少庄稼，死了多少人，人民群众的生活政府是怎么安排的，受灾群众的吃的、穿的又是怎么解决的，并且拿出1000元钱和棉衣、棉被捐给灾区人民。1992年，在得知家乡办学缺少经费后，父亲立即让母亲寄去1000元钱，父亲说，自参加革命后，自己没为家乡做过什么事情，在这件事上要尽点绵薄之力。

　　四

　　父亲一生始终把手中的权力看作是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决不容许任何人利用他的权力谋取私利。他分管组织工作多年，公道正派，不搞小圈子，对干部从来都是一视同仁，不分亲疏，从未利用职权有私于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在父亲看来，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任何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都是对人民的伤害，久而久之，终会被人民所唾弃。而父亲自己则是身体力行，用清廉如水的一生诠释了“人民公仆”的深刻内涵。

　　50年代末，叔叔的儿子从河南老家来到沈阳，找到时任省委书记的父亲，要求在城里安排工作，被父亲回绝，父亲说：“我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如果利用自己的权力安排亲属的工作，会在群众中给党造成多坏的影响！我不能那样干！”叔叔的另一个儿子，1962年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向学校提出来要留在城市工作，学校为了照顾他，把他分配在沈阳市，父亲知道事情的原委后坚决不同意，在父亲的“干预”下，堂兄被改分到辽宁省康平县，他执意不去，于是父亲让他回河南家乡工作，并要求必须回到内黄县。堂兄一去就在那里工作了30多年，直到1993年患病去世。得知堂兄去世的消息，是夜，父亲无眠，看得出他非常难过，父亲也是血肉之躯，他何尝不爱自己的亲人！堂兄读高中的时候就来到家中和我们一起生活，“文革”中又不怕受牵连千方百计地寻找被打倒的父亲的下落，取得联系后，即带妻儿从家乡千里迢迢地到黑山县看望父亲。我们常想，如果父亲当时不那么严厉，让堂兄留在城市工作，就医的条件好一些，或许他不会正当壮年就离开人世；但，我们更知道，父亲的严格自律已近乎于“洁癖”，如果那样做的话，就违背了他一贯的原则。

　　父亲对子女也是爱之切，律之严。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身陷囹圄，我们也经历了各种磨难；多年后父亲与我们相见时，要我们在艰苦环境中向工农学习，锻炼成长。父亲恢复工作后，又告诫我们不要靠父母，要靠自己，不能有任何特殊的地方。1984年，我爱人在解放军报社做记者时，突然接到了赴云南前线采访的任务，我和母亲不免有些为他的安全担心；父亲却说，这是个锻炼的好机会，作为干部子弟一定要服从组织的安排。临行的前一天晚上，父亲和他彻夜长谈，鼓励他深入到最前线写出有深度的报道；第二天，父亲又和母亲将他送到机场，这是父亲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为孩子送行。父亲的殷殷期望和谆谆教诲，让我们永生难忘。

　　父亲常说，自己是革命的幸存者，想起那些和自己一起坐牢走上刑场，一起战斗牺牲了生命的烈士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向党和人民伸手。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本色。1964年，父亲在吉林省梨树县调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情况，当晚就住在生产大队的办公室里，当时正值隆冬季节，滴水成冰，第二天，随行的秘书担心父亲冻病，经极力劝说，他才勉强住进县里的招待所。父亲在高检院的几任秘书都曾向我们谈起和他到外地考察时发生的多起“躲宴”、“罢宴”的事情，尽管父亲的举动使负责接待的同志和当地领导有些尴尬，但他们在心底里却对父亲充满了敬重！1979年底，有关部门为恢复工作的高检院领导提供了几套住房，当时给父亲分配了一套面积较大的住房，但父亲却换了一套面积小的，他说：“能住下就行了，把面积大的房子留给家庭人口多的同志住吧。”晚年的父亲，经常生病住院，每次住进去没几天就要求出院，他说：“高检没有多少经费，负担不起这么多的医药费啊！”而每当我们解释说他的医药费是由有关部门的专项经费支出时，他又说：“那也要尽量给国家减少一些负担啊！”父亲就是这样，对自己的要求常常到了苛刻的地步！

　　1995年5月29日，父亲走完了他90年的人生历程，永远离开了我们。宋任穷叔叔到家中吊唁，挥笔写下“毕生为党无私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知道，这16个字不仅仅是对父亲个人一生的评价，更是他们这一代共产党人无悔人生的真实写照！今天，父辈们已渐渐地离开我们远行，但，他们这一代共产党人在追求理想进程中的坚定果敢，在为中华民族解放和振兴事业中表现出来的献身精神和无私品格，已恒久地闪耀在历史的苍穹中，永远为后人所铭记！

　　《人民日报》 (2005年08月04日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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