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训练揭露了生存压力指数（三家村晨话）

　　每人50元，生活12天。7月29日，浙江万里学院12名大学生组成的“生存训练”暑期社会实践队来到南京。12名队员由大二和大三不同专业的学生组成，男女各6人。带队的钱铮老师告诉记者，在实践过程中，如果有人花光了50元，还没有赚得足够的生存金，就将被淘汰送回学校。据悉，在赚足的生活费中还包括每天12.5元的住宿费（据8月2日《现代快报》报道）。

　　当下，生存训练正成为一种生存方式，渐为学校、企业和家庭所接受。有报道说，浙江师范大学已经连续5年组织学生进行生存训练。综合看待“愈演愈烈”的生存训练，笔者认为，生存训练是一种民间的媒介———通过自发的“组织生活”对社会生活进行试探，以坚韧的生存态度估测深埋在社会生活暗处的生存压力指数。

　　也就是说，生存训练者实际上间接承担着一种调查者的角色。不同的是，由于活下去成为其首要的或者最重要的任务，生存训练者担任这一角色要更为主观。然而也正因如此，生存训练者从社会肌体“按压”出的尤为直接和真实的生存压力指数更有必要提供给官方，作为官方着力提高生活质量指数、缓解社会个体共同受到的生存压力的重要参考。

　　而在我看来，这些生存压力指数已经具体到“触手可及”。浙江万里学院实践队队员倪君燕连续面试失败60多回，最后成为一名小饭馆的服务员。我们平常会说，生存压力大，但大到什么程度是难以确知的，倪君燕用事实告诉我们，“生存压力指数之高”就是：一名大学生面试失败60多回，为了有一碗饭吃，必须以放弃自尊和理想为代价。

　　我相信，整合所有各种生存训练者的经验，代表着生存压力指数之高的各种数据就可以基本确认，这些数据将来自就业、医疗、衣食住行、权益保障……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倪君燕落脚小饭馆，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在三餐由饭馆提供的情况下，每天报酬15元———这样看来，8小时工作制、城市最低工资制都只能是奢望———倪君燕的遭遇不过是众多失业下岗人员再就业时的惟一选择，过高的生存压力，使得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无暇顾及自身的权益。

　　我不知道国家现在有没有开展生存压力调查，我以为这样的调查非常有必要。民间生存训练作为官方调查的先锋，已经证明了这种调查的不可缺位性———通过调查，直接“取证”，取得社会生存压力指数，填补民生指数的这一空白。这同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之一。而且，由于参加生存训练者是完全在为自己日后的生存“热身”，这种训练的真实性、残酷性非一般的“中立调查”可比。所以，类似的生存训练又是一种道义的承担：从一开始他们就已经以“公众命运试金石”的身份，非常自觉和敏锐地把自己安排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理论”上。

　　作者为本报首席编辑。

　　《江南时报》 (2005年08月04日 第三版)

　　作者：本报评论员　伍里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