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洞小小油灯照亮抗战方向(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04日10:42 大洋网-广州日报

　　一座宝塔，需要怎样的崇高，才能凝聚亿万人民的目光？

　　一缕灯光，需要怎样的明亮，才能照亮一个政党的方向？

　　一排窑洞，需要怎样的宽敞，才能栖息一个民族的理想？

　　1938年，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在宝塔山下奋笔疾书，写出了震惊世界的《论持久战》，以高屋建瓴的缜密分析得出极其重要的结论：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既不会亡国，也不会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也就是在延安，党中央作出了抗战的一系列重要决策和部署，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和各地敌后抗日武装，打了一场场令日寇闻风丧胆的漂亮战，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钳制和消灭了日军大量兵力。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不愧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在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日前夕，本报记者踏上这片曾给中国带来光荣与神圣，也令世界诧异与震惊的黄土地……

　　文、图/记者　黄丹彤、李桂文

就在这口窑洞的油灯下，毛泽东写成举世闻名的《论持久战》。

　　寻访圣地

　　8天9夜写出《论持久战》

　　1938年，面对强大的日本侵略军队，中国相继出现了徐州失守、武汉告急的被动局面。中国会不会亡？抗战胜利到底路在何方？迷茫和焦虑在全国各地传播蔓延……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奋笔疾书，废寝忘食，经过8天9夜的呕心沥血，写出了震惊世界的《论持久战》，以高屋建瓴的缜密分析得出极其重要的结论：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既不会亡国，也不会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朱老总作报告要换长衫

　　三孔坐落在延安凤凰山脚下的窑洞看上去土里土气，一套粗糙简易的木桌木凳、一盏铁皮制成的小油灯，还有与窑洞泥土壁相连接的土炕……2005年7月9日，记者奔赴延安寻访革命圣地，眼前这一总面积不到20平方米的“老陕北”拙朴的栖身之所，就是60多年前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诞生地。

　　原延安地区行署副专员、81岁高龄的徐金山向本报记者回忆说，在毛主席到延安之前，因为家里穷，他每天只能看着别的孩子背着书包上学；主席一来，开始抓儿童教育，他很快就免费上了学。“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发表时我正在读师范，学校第一时间就组织我们听报告。”徐金山还记得那天作报告的是朱德总司令，“我们最喜欢听朱老总作报告，他每次作报告演讲都要换长衫上台，等报告结束后，再穿上军装，戴上军帽。嗨，看上去威武得很啊！”

　　山沟传电波指挥各地抗战

　　杨家岭中央机关旧址位于延安城西北的延河边，前面是著名的“七大”会堂和中央办公厅大楼，右边山坡上就是毛主席旧居。1943年10月毛泽东搬到不远处的枣园，记者看到，和凤凰山、杨家岭一样，这里也非常简陋：办公室只有书柜、衣柜、办公桌和一对蓝布沙发，卧房内有张双人床，被子、床单都是素色粗棉布料。正是在这些简陋的窑洞里，毛泽东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和《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光辉论著。

　　据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参谋的杨迪回忆，当时中央与各抗日根据地联络的无线电台，就设在枣园附近的几条山沟里。中央的各种战斗部署和命令都是通讯兵快马送到这里，再通过电波传往全国各地。从延安发出的电波，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和各地敌后抗日武装，打了一场场像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等让日寇闻风丧胆的漂亮战，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钳制和消灭了日军大量兵力，有力地支持了正面战场作战。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寇的进攻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延安军民陷入了物资供给的空前困境。党中央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几乎被人们遗忘的纺车重又走进千家万户，走进了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办公室。工作间隙，他们就坐下来摇起纺车，自己纺线。在延安革命纪念馆，记者看到了一架长不过三尺、重不足十斤的纺车。这台当年中央领导用过的纺车就是大生产运动的见证者。

　　中央领导百忙不忘省油

　　纺车旁边的一盏小小的煤油灯，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小油灯是用铁皮制成的，表面涂了一层褐红色的防锈漆，下面还垫上一个圆柱形木座。工作人员介绍说，延安时期，干部、学员、群众都点这种油灯，中央首长晚上办公也不例外。为了节省灯油，当年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养成了习惯，每当他们凝神思考问题时，就把灯捻拧小，待挥笔写作时再将灯捻拧大一点。

　　油灯下，党中央的领导们部署了一个个惊天动地的战斗。油灯虽小，却犹如沉沉夜空中明亮的北斗星，指明了中国抗战胜利的方向。1946年8月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来到这里后发出感慨:“党的负责干部住着寒冷的窑洞，凭借微弱的灯光，长时间地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享受，但是住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世界眼光的人。”

　　专家访谈

　　蒋介石开班学《论持久战》

　　“《论持久战》的问世，不是偶然和孤立的。在此之前的1935年，毛泽东就提出了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问题；1937年，毛泽东又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提高全党干部素质、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毛泽东还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了《实践论》、《矛盾论》的演讲。”延安精神报告团副团长、延安革命纪念馆研究员刘煜根据多年研究，向本报记者谈起当年毛泽东写下《论持久战》的前前后后。

　　刘煜说，当年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是“敌之强，我之弱”的现实，毛泽东深深认识到，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必须要发动千百万的同胞，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论持久战》论述的不是一般的军事问题，而是从全局上驾驭抗日战争发展趋势，融军事和政治于一体的，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根本战略。毛泽东通过对中日矛盾双方各自的优势和弱点及其复杂变动趋势的分析综合，科学地预测了抗日战争必定会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这样三个发展阶段，指出这是中日战争的自然逻辑和必然趋势。在最关键时刻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并且，提出了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略方针、具体战术和政治动员的要求、方法，成为指导中华民族赢得抗日战争最终胜利的正确战略。

　　《论持久战》还引起国民党高层的震动。曾经在李宗仁身边工作过的程思远在《我的回忆》中说：“当时‘小诸葛’白崇禧一气读完《论持久战》后，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又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蒋介石指示国民党高级军官学习，还特意办了学习班。傅作义读后感到抗战中的重大问题都得到了明确答案。而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细读之后，也“对其‘速胜论’、‘唯武器论’等顽症有很好的疗效”。

　　“正是这样的震动，影响了全中国的战略，燃起了全民族的信心。”刘煜说，当时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这十分生动而又难得地反映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中的指导作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

　　激情岁月

　　主席“挨骂”后为农民减负

　　“向前走，别退后，拿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著名抗日救亡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如今唱来依然壮烈激越，令人热血沸腾。2005年7月15日，记者在上海静安区找到了这首歌的曲作者、著名作曲家、原鲁迅艺术学院教员孟波。89岁的孟老向记者回忆起抗战时期在延安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救亡歌曲催张学良潸然泪下

　　全面抗战前夜，东北已沦亡数载，华北也将不保，可蒋介石仍然在报上坚称“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易牺牲”，妄图扑灭民众要求抗战的怒火。孟波、麦新，两位年轻的进步音乐工作者针锋相对，连夜创作《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这首歌很快从上海传向全国，成为学生反对“不抵抗政策”爱国运动的响亮号角。

　　这是朋友告诉孟波的真实一幕———东北流亡学生游行到陕西潼关抗议日寇侵略，学生们情绪激烈，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张学良亲自出面劝阻。然而，当听到学生们正在唱起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这位曾被扣上“不抵抗将军”帽子的少帅不禁潸然泪下，当场表示：“同学们，请相信我张学良，一定用行动回答大家的要求！”不久，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他们（群众）才是权威！”

　　“1943年我到了延安，继续以音乐为武器进行抗日。”孟老回忆，当时自己被安排到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员，经常与张庚、贺敬之等组织师生为群众演出。“我们步行500多里到陕北榆林地区，一边为群众演出，一边收集民歌。”第二次去陕北是1944年冬，和公木、于蓝等一道，每天翻山越岭采风创作，《东方红》就是在那次采风中发现的。

　　在延安，孟波还和毛泽东有过一次对话。“1944年6月，我们到枣园演出秧歌剧《二流子变英雄》，毛主席也来看了。我在住的地方偶然碰到毛主席，鼓起勇气走过去请示他对我们的戏有什么指示。毛主席当时瞧了瞧我，笑着说：‘我指示个啥？’又指着我们隔壁的农民大声说，‘他们才是权威，他们批准了就好！’”孟波说，这件事让他深刻领会了毛主席文艺为大众服务的道理。

　　毛主席“挨骂”后搞调研

　　“毛主席确实非常尊重群众的观点，刚到延安时我就听说了。”孟老给记者讲了当年在延安家喻户晓的一件事：1941年盛夏，一个雨天的下午，雷电劈死了延安一农民的一头驴。这农民逢人便骂骂咧咧：“老天咋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逮捕这个农民。毛泽东知道后，急忙制止并要求放人，认为农民不满肯定另有原因，应该调查清楚。调查的结果是，由于向农民征收的公粮过重，再加上连年天灾，农业收成不好，农民负担难以承受，心中自然产生不满。此事马上引起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在给农民减负的同时，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拉屎拉尿往自己地里冲

　　“大家卷起裤腿搞劳动竞赛，心中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孟老回忆说，那时学校和宿舍周围放羊养猪养鸡，种瓜种豆种西红柿，什么都干。肥料可宝贵了！街上一有牛羊拉屎，马上有许多人争着拾大粪，兴高采烈地用手捧到地里。“说起来让人笑话，那时候我们拉屎拉尿第一反应都是赶紧往自己地里冲，真正的‘肥水不流外人田’哩！”大生产运动大大改善了群众生活，孟波他们也开始每周都能吃上几两肉。

　　中国共产党抗战救亡的旗帜让全国民众看到，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到革命圣地延安去！”是当年多少中国热血青年梦寐以求的理想。原延安中央医院内肺科临床医生、87岁高龄的左英对本报记者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组织一批专家和科技人员去延安学习，自己幸运地被挑中。“虽然路途条件恶劣，还要冲破敌人的重重关卡，但我们边走边唱，心中充满了无穷的革命激情！”到达延安时，他们整整走了7600里路！

“到革命圣地延安去！”是当年热血青年梦寐以求的理想。

　　记者手记

　　向往延安已经很久了，不只是因为这里有令人魂牵梦绕的“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更重要的是来寻找那曾经激励了千千万万革命先辈的延安精神。

　　顶着黄土高坡的老太阳，我们走进延安，从凤凰山下土里土气的土窑洞到枣园的铁皮煤油灯，从杨家岭粗糙的木桌木凳到南泥湾的自制纺车，我们极力寻找延安精神形成的奥妙。就是这简陋的煤油灯，指明了中国抗战胜利的方向；就是这小小纺车，摇出了延安边区丰衣足食的新天地。

　　历史的硝烟早已散尽，可战争年代形成的延安精神却依旧显示着强大生命力。当年艰苦的生活，早已远离而去，但是当年艰苦奋斗的精神却始终在我们心里。延安精神，将永放光芒。（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