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某中学组织学生自愿回校补习高三课程，却以“文荃学校”名义收取费用，受到家长质疑。教育部门对此解释：补习费能否委托其他学校收取，目前并无相关条例作明确规定，只要没有超出物价局核定标准，便不属违规（《信息时报》8月3日A16版）。禁收的费用却允许“委托代收”，这是有违常识的政策漏洞，令人费解。
教育部门关于“公办学校应利用正式上课时间完成教学课程”的规定，实际上是对社
会反应强烈的“补课费”下了禁令。不难明白，违规收费的“规”，是指收费的内容而不是形式，只要“内容违规”，不管以何种形式操作，都是违规行为。奇怪的是，上述中学的校长解释为何委托民校收费时，就颇有“用足政策”的意味，难怪目前毕业班组织补课和收取补课费，成了普遍不过的事了。
类似的条例并非个别。比如“‘捐资助学’不能与入学挂钩”（义务教育阶段）的规定，本意虽然不错，但执行多年却被演变为家长“自愿捐款”甚至签下“捐赠承诺书”，校方默许安排学位。这样的“窗纸”虽然一捅就破，但却因为在操作形式上没有违规，年年的“教育收费大检查”对此似乎无可奈何。
针对乱收费制定禁令，目的是为了惩办和制止，如果禁令本身因为留存了避规空间，让违规行为披上合法外衣，就适得其反了。这种政策上的软（弱）、漏（洞）现象，说穿了就是利益使然。因此，要让规章制度严整周密，避免漏洞，应改变政策的出台机制。政策的草拟制订不应由主管部门操作，而应交给无相关利益的第三方；对涉及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还应设立听证、咨询制度。“补课费”违规，委托代收不违规，这种内有跷蹊的规章，很难认为只是政策制定者的疏忽。（来源：信息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