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赔偿何必分城乡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04日15:03 南方周末

　　刘洪波

　　读到一个报道，“人死了户口还在‘农转非’”，说的是一个人已丧身车祸，但其家人还把户口办成了“非农”。据查，这是为着多得赔偿金。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02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890元，死亡赔偿按城乡人口现有收入水平区别对待，赔偿期20年，这中间差距约10万元。我知道死后变更户口违法，但更明确地认为，死亡赔偿中坚守对“农业人口”的区别对待意味着社会从法律上对“农业人口”的最后的歧视。

“死后还在‘农转非’”，固然是不当牟利，固然说明“管理上要把好关”，但想想也

更悲凉。若论收入差距，集团总裁大概比家政工高几十倍，在赔偿上作为“城镇居民”适用同一标准。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必要根据“农与非农”的收入区分赔偿，赔偿的公平性一定要通过区分“农与非农”来体现的吗？

“农转非”，是一个户籍专用概念，但这个概念却又人人都明白，因为我们人人有户籍而且被户籍所规定。社会上的“业”多种多样，例如工业、商业、手工业、国防业、文化业等等，只有在划分人口的社会管理属性时，这些业才会用“非农业”来总称。“非农业”这个概念，把农业之外的各种业“一末带十杂”地总括起来，语言学上笼统，社会学上精确。

我们总是说“正常与非正常”，不会说“反常与非反常”。“甲与非甲”的对举法，在语言上给人以“甲是正面的、应然的、本来的，非甲是负面的、反常的、变异的”等等暗示。“非”是一个否定词，容易引起人们负面的情态反应。但“农与非农”不然，它不代表人口管理上的“以农为本”，恰恰呈现了“农与非农”的本质差别，“非农”拥有与农业人口不一样的“普惠待遇”，因此“农”不是一个光荣的标记，“非农”才是值得争取的目标。“农转非”，并不像“正常转为非正常”那样是一种失常和下坠，而是一个等级的跃升。一定程度上，它代表着胜利大逃亡和阶层迁徙。对农业身份的否定，成为农业人口的一种期盼，自古而来的“跳龙门”思想，现在具体化地表现为“跳农门”，这并非指跳出务农这个职业，而是指跳出“农业人口”这一社会归属。

如果仅仅指职业，社会已经发展到农业人口可以去务工或者务商，“非农业人口”也可以去务农。然而无论如何，其“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属性并不改变。归队于“非农”，意味着被社会体系更加正式地接纳，从而适用于社会的高级管理程序，而在“农业人口”的队列里打滚，就是处于某种自生自灭的“散放”状态。

无数人通过“农转非”实现了社会等级的跃迁。从传统的上学、招工、投靠亲友、服役，到随着改革开放而兴盛的在“非农业用地”上买房、投资，都可以作为“农转非”的正当渠道。城市新建过程中的大规模人口扩充，有时会给“农转非”标出明确的价格，“农转非”也可以作为针对具有优秀社会表现的“农业人口”的特殊奖励措施。所有这些，表明“农与非农”的区分认证具有高度的政策性，它是政治权能得以施展的领域。

常常可见“认真执行农转非政策”的呼吁，抨击“农转非”中的不正之风。我很理解这里面的苦心，但无法原谅“严明农与非农界限”的思路。世界上许多民族并不如此管理社会成员，也没有变得混乱不堪，所以我想不靠“农与非农”来管理社会并非特别复杂的技术。不再有“农与非农”，那么不用特加防范，所有围绕它的不正之风自然也就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