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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04日16:06 人民网

邱县南刘村互助生产四年，战胜敌祸、天灾，今年可望达到耕三余一。这段不长的历史中，充满贫苦农民艰忍卓绝、百折不挠的斗争故事。　　这是一个贫瘠的村庄，三面环沙，一面是洼地，旱、涝都要失收。老百姓叫“飞沙薄地”。全村原有五百二十五口人、两千六百三十九亩土地，四五户地主几乎占有六百八十一亩好地的百分之六十，贫农和赤贫基本没有一亩好地，生活是很苦的。　　1942年天旱，未能种上麦子。1943年天旱，没有种上秋庄稼，后来种上一些晚秋作物，又被雹子打了，人们开始因饥饿而死亡，秋天霍乱流行，死人更多。幸而没有躺倒的大多外出逃荒，到1944年春天，全村剩了四十个人。　　共产党紧急号召，领导群众“互助生产度荒”。1944年春天是灾荒最严重的时候，民主政府的区长到了南刘村，领导群众成立了一个长工队、两个短工队，开始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互助生产。　　长工队七个人，都是光棍汉，政府每天贷给一个人两斤粮食吃。种籽也是政府贷的。互助采用“兑地”的办法：每个人把自己的土地都积起来，以土地最多的一人为标准，地少的从全村的荒地中补足标准数，一共种了二百一十亩。灾荒前，全村有七十头牲口，这时候一头也没有了，种地只能人拉犁。七个人伙吃大锅饭，白天生产，晚上四个人磨面，两个人到地里挖野菜，一个人做饭。两个短工队共有十几个人，家中情况比长工队稍好些，政府每人每天贷给二十八两粮食，参加者以这些粮食配上自己贴补的一些，在自己家里吃饭，“兑地”和耕种的方法，都与长工队相同。　　敌人在端午节开始大“扫荡”，强迫南刘村“维持”。共产党支部领导群众和敌人坚持斗争，没有被敌人拿走一颗粮食。下种在“扫荡”中继续进行，敌人离他们很近了，放下农具背上种籽跑，转个圈子回来再种。　　禾苗长到尺把高，突然发生蝗虫，早苗一晌而光。人们的情绪十分沮丧。共产党支部号召农民们再接再厉，“补种救命”生活的意志，党与政府的援助，使农民们坚定起来，打蝗虫吃蝗虫，进行第二次抢种。　　政府又领导组织运输队，以红利救灾。长工队抽出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搞运输，除了他自己的吃喝，红利归全队分，他的地由其他六个人代种。萌芽的农副结合就此产生了。　　这一年秋收不坏，长工队、短工队都是平均分粮，不等价是很显然的。但是一两个人不能种地，非集体拉犁不可。为了度荒活命，农民们来不及也不可能想出记工、折工的办法，互助的力量却很明显地看出来了。　　秋后，村里买了九头牛。有些是长、短工队的成员伙买，有些是地主自己买的。县里召开劳动英雄会，南刘村长工队获得模范队的称号，奖了一头大肥牛。　　10月14日，威县敌人突袭南刘村，将耕牛抢去。农民们有了前一段集体奋斗克服困难的经验，没有被敌人吓倒，仍然坚决不“维持”。民主政府又贷给每个人五十斤绿豆作本钱，开了七座粉坊，人吃豆渣，卖粕粉赚钱，对南刘村度荒过冬起了决定的作用。粉坊由队经营，卖了钱伙分，农副彻底结合，成为南刘村互助运动的一个特点。直到现在，仍没有单搞农业或副业的互助组。　　逃荒在外的人陆续回来，全村有了二百零八个人，饭里虽然还有糠，但是可以吃饱了。　　1945年春天，农民们向地主减租减息，收回二百多亩土地，一千多斤粮食，特别是收回了六十多亩麦苗地。胜利加胜利，饱受熬煎的农民兴奋极了，在斗争中建立了包括二十二个人的农会，分斗争果实，是穷人都分，赤贫分的多些。　　人多了，长、短工队分散，成员自找对象，成立互助组。大家都是过来人，靠互助救了命，现身说法，比较容易打通其他人的思想。这时村里还没有牛，种地就得人拉犁，也非互助不可。一下成立了七个组。长工队里的七个人在每个组中分了一个，到今天这些人还是互助的骨干。这批人当中，产生了邱县第一名劳动英雄袁兆林。　　按照过去的办法，互助了一段时间，有些人嚷嚷开了：“某人缺了工，将来一样分粮食，不公道，不行！”大家都感觉到这是问题，一时成为村里议论的中心。有些人就说：“这不怕，谁作几晌给他记上账，将来照账分粮。”袁兆林吸收了这个意见，和自己在劳动英雄会上听到的其他地区经验对照起来，先在自己组里实行了记晌法：谁到一晌给谁记一小工，看他的地用了多少工，他在组中作了多少工，将来长得短补。这个方法增加了互助生产的机动性，谁有要紧事情，一定要误一晌工，可以向组长请假，不致感到拘束；多作了工的得到粮食，也不吃亏，其他组看着这个办法好，十几天后都采用了。　　这一年，麦、秋两季丰收，牲口增至二十八头，人们已不吃糠，但是还得吃豆渣。种麦时，有些人对记晌法又提出意见：“我不识字，别人上花账，我不知道，光怕有问题！”“我的技术好，某人一晌怎么能顶我一晌﹖有点不公！”袁兆林看着这是问题，下大工夫用脑子：“怎么能对大家都有好处？”有时间就和大家拉扯这个问题，学你这一点，学他这一点，最后创造出工票制，细密地规定折工办法：按劳力强弱、技术好坏，由大家评议出每人顶工分数，进步了可以增分，这种活不行那种活好时，可以顶分。牛与人变工犁地，牛工分订得高些。锄草、秋收时，人工分订得高些。地远草多的地用工数，比地近草少的订多些。搞副业、盖房、做衣服……都按照农村习惯订出分数。战勤、代耕都在互助组中解决，同样顶分。　　工票由组员自己保存，做一工给一票，手续简便，不识字也不会受骗。这种工票办法，同其他地区成熟的计工、折工办法基本上一样，解决了等价和计算麻烦的问题。南刘村一直应用到今天，还没有发现有什么缺点，具体表现在农民们都喜欢它。　　这年冬天减租复查，又斗倒一户地主，农民们收回一座油房、一座房子和五十多亩地。　　1946年，仍有人陆续回来，全村增至九十四户，牲口渐多，已经不用人拉犁了，种了两千七百亩地比灾荒前增加一些，是买了外村的。不幸，麦季收成不好，秋苗又被水淹了，只收了三四成。粮食不够吃，到冬季集中全力搞副业，增加了三个粉房，两架弹花弓和一座磨房，农民们自动节约，豆渣成为主要食品，省下粮食购买耕牛，支援农业。　　秋冬搞土地改革，斗倒残余地主，几户封建富农割掉尾巴，农民们又收回房屋十七间、土地六十二亩和许多树木，每个人最少填平到四亩半地。　　像雪球打滚一样，互助组在去年一年中，发展到十二组，全村绝大部分劳力参加了互助。　　1947年正月里，乘农闲整顿互助，把去年的账目总结算一下，欠粮的最后还清。事实使农民们深刻认识到互助的好处，谁都愿意继续互助下去。但是有些人觉得和一些人在一起不对心思。村干部和劳动英雄们懂得，“狗对毛皮人对眼，心投意合能长远”，在其它问题解决以后，“对心思”就更重要了。于是提出“自由结合”、“自由跳组”。由群众选出十个正派有威信的劳动英雄和积极分子作骨干，通过他们串连对心思人，酝酿串连了五天，结成十二个组，全村全、半劳力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到了互助组里。农副业仍然完全结合。妇女在男人影响下，也发展到十个纺织组。　　村里又建立了生产委员会，订立了安家计划和全村生产计划，各方面互相配合，更趋协调。　　今年耕牛增加到三十五头，比灾前仍少几乎二分之一。先旱后涝，谷子种了两遍。地比灾荒前多了，劳力少了，每个劳力平均种三十二亩地。从许多条件说，不如灾荒以前。就是因为全面组织起来，不但省出数目相当大的战勤劳力，还把所有秋苗都多锄了一遍到两遍！五个月副业红利五百七十六万余元，买的粮食够全村吃一百一十五天。在平原，特别在灾区，肥料是个大问题。南刘村今年集中精力在粉房集粪，买牲口集粪，用灰土和青草造粪，积肥已达两千两百七十车，每亩几达一大车，远远超过附近村庄的水平。　　原载晋冀鲁豫《人民日报》，1947年9月　　作者：李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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