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为什么要打架

　　河北省肥乡县北营村近年来先后安装起四个大喇叭，其中三个是村干部安装的，另一个是由村民安装的。四个大喇叭长期对立，村干部的三个喇叭抵不过村民的一个喇叭。

　　看清背后的干群裂痕

　　村干部的三个喇叭和村民的一个喇叭斗法，反映了当前农村一些地方干群关系的裂痕

　　我做了几十年农村工作，经常遇到这样的乡村干部，他们从来就不敢把党关于农民负担的政策原原本本地告诉农民，而总是欺骗、愚弄农民。农民怎么能满意？应该说，北营村干群关系紧张的原因，就是农村干部不能代表农民利益。

　　一些基层干部同农民关系紧张，不能代表农民利益，又是与这些地方的干部任用体制有关的。以肥乡县北营村为例，所谓三个片长其实都是乡里指派的。正由于他们的“官”来自上面，他们眼里当然只知道有上级，不知道有农民。如果村干部是村民选举的，这些同农民根本不在一股道上的人，还能当选吗？

　　北营村的问题已经引起乡党委的重视。我以为治本之法是，还农民以当家做主的权利，让农民自己说了算。江苏东台市委农工部殷国安公民意识在苏醒

　　干部喇叭为何招人讨厌？因为他们无事不作声，只要一说话，准是有让村民们心惊胆颤的事情出现，比如乱摊派乱罚款乱伸手，甚至在大喇叭上辱骂群众。

　　王福臣的私人喇叭又是为啥大受欢迎？村里发生盗窃案件后，他用喇叭广播，提醒人们严防窃贼并组织村民轮流巡逻；每当村干部欺骗群众时，大喇叭就宣传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防止其愚弄群众。

　　一般来讲，村干部安装大喇叭具有权威性和合法性，本应受到群众的支持拥护。而王福臣安装大喇叭是个人行为，也是有关规定不允许的。然而“官方喇叭”却败下阵来。王福臣挂起的那个大喇叭，满足了公众的信息饥渴，它所发出的声音，预示着公民意识的苏醒，预示着民主法制的春风正在吹入这个偏僻的小村。

　　对于这场喇叭打架，希望上级政府不要简单地对个人喇叭叫停，以权力硬性收编王福臣这只大喇叭。有关部门若由此总结出健全农村村务监督的好法子，使村民自治工作走向正常轨道，杜绝小村里的“小型腐败”，4只喇叭才会共奏出一支和谐新曲。河南省郑州市张培元村基层组织自治困境毕现

　　当前，乡、镇政府没有动力推动农村基层自治这一进程。因为，原先的村委会的人员是由乡镇政府行政任命，政府布置各种的任务，通过村委会可以得到很快的执行。如今村委会由村民选举产生，村委会成员就必须对村民负责，上一级政府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行政命令就必然要在村自治组织中受阻。北营村乱象的原因就在这里。

　　村委会按法律规定必须直选，但上一级政府却宁愿指定的干部来当村委员会的成员；当指定干部不受拥护时，上级宁愿指定三个“片长”，也不积极组织村委会直选。这几个“片长”的喇叭从来不向群众讲清政策，不为群众服务，于是群众自己挂起一个喇叭，这就出现四个喇叭的乱象。这深刻地反映了村民与权力末梢的对立，村民们希望能有自己选举产生的自治组织。

　　从这乱象中，我们不应仅仅看到村民与一些村干部的矛盾与对立，更为重要的是要思考如何采取有力措施，在农村稳步和扎实地推进农村基层自治组织选举，并让自治组织有效地运行。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杨涛农村基层组织与民主之痛

　　不论是挂起“民喇叭”的王福臣，还是“含泪上书”的李昌平，他们的身份都是农民的代言人。而不论是李昌平，还是王福臣，他们都为此付出了代价，王福臣多次受到威胁、利诱，有时还被跟踪、传唤、殴打，李昌平也不必说。传达上级的政策，表达农民的心声，竟然要走“喇叭斗法”、“上书总理”这样“另类渠道”，这是何等的悲哀！这充分说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基层民主建设的断裂。

　　“喇叭斗法”事件深刻地表明，如何保证在农村的政令畅通，如何取信于民，如何反映民情民意，仍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课题。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农村基层组织与民主制度的保证，更需要通过有效的监督，保证这些制度的施行。这让我又想起李昌平曾这样说：“任何形式的监督，都不如群众监督，现在农村要加强能代表农民自身利益的组织建设，代表农民讲话，行使监督权力，确保中央农村政策严肃执行。授权于民，取信于民。授予一定数量的人民代表或农民联合签名罢免县乡不合格领导的职务的权力。”南京日报社单士兵

　　作者：文 殷国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