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成人群有病不就医　卫生部长高强把脉看病难

　　卫生部长高强日前就中国的卫生形势作专题报告时说，中国有些医疗机构盲目追求高收入，甚至为了追求收入而损害群众利益。

　　高强说，看病贵是造成群众看病难的一个主要原因。一些医疗机构管理不善，医药费用快速增长。医院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不仅加重了群众就诊的难度，也严重影响了医务人员和卫生行业的社会形象。

　　数据表明，财政补助收入增加占医院总收入增加额的9.4％，医疗收入增加占医院总收入增加额的49.8％，药品收入增加占医院总收入增加额的38.7％。

　　高强说，群众医疗交费，不仅要负担医药成本，还要负担医务人员的工资、补贴，一些医院靠贷款、融资购买高级医疗设备、修建病房大楼，相当一部分要靠患者负担的医疗费用来偿还。

　　卫生部门监管不力也是导致上述不协调的重要原因。高强说，中国卫生部门对医疗机构存在重扶持、轻监管的倾向，近几年虽有些扭转，但仍不够有力。

　　2003年，卫生部组织开展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群众有病时，有48.9％的人应就诊而不去就诊，有29.6％的人应住院而不住院，充分说明了群众看病难的基本状况。

　　看病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原因一　资源总体不足

　　我国有13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而卫生总费用仅占世界卫生总费用的2％。卫生资源不足，特别是优质卫生资源严重不足，是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过去我们经常说，中国的卫生事业走的是低投入、高产出、低成本、高效益的路子。但这是以影响群众利益和加重医疗卫生人员，特别是优秀医务人员负担为代价的。解决群众看病难问题，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加快发展壮大医疗卫生资源。

　　原因二　资源配置不合理

　　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走了一条高水平、低覆盖的路子，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我们都大量的采用，医疗卫生体系呈现倒金字塔形，高新技术、优秀卫生人才基本上都集中在城市的大医院，农村和城市社区缺医少药的局面没有根本扭转。群众患病在当地难以有效就诊，要到外地、到大医院，不仅加重了大医院负担，造成了看病困难，也增加了群众的经济负担。农村和城市社区缺乏合格的卫生人才和全科医生，即使城市的一些中小医院也缺乏高水平的医生。大医院的功能应是收治危重病人和疑难病人，目前收治了大量常见病、多发病患者，既造成看病难、看病贵，又浪费了大量的宝贵资源。

　　原因三　保障体系不健全

　　目前我国已建立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障体系，但覆盖面太小。国有企业职工基本参加了医疗保险，但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中的职工，特别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大多没有参加。城市下岗职工、失业人员、低保人员没有医疗保障。从2003年起，全国开展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目前已覆盖约1亿多人，但筹资力度小，一般每人每年仅30元，保障力度不大。据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有44.8％的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基本上靠自费看病，患病群众承受着生理、心理和经济三重负担。一些地区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占贫困人口的三分之二。

　　另外，我国的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专家预计，到2020年，我国的城镇化比例将上升到50％，大约有3亿农村人口转为城镇人口，必将带来新的健康需求和医疗卫生问题。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1.34亿，占总人口的10.2％，并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

　　原因四　公益性质淡化

　　目前公立医疗机构出现了主要靠向群众就诊收费维持运行和发展的状况。有些医疗机构盲目追求高收入，甚至为了追求收入而损害群众利益。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有三个原因:

　　(1)政府投入比重逐年下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政府投入占医院收入的比重平均为30％以上，2000年这一比重下降到7.7％。2003年抗击非典，政府投入大幅度增加，也仅占8.4％。2003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6598亿元，占GDP的5.6％，达到发展中国家的较高水平。但其中政府投入仅占17％，企业、社会单位负担占27％，其余56％由居民个人支付。在欧洲发达国家，医疗卫生费用约占GDP的10％，其中的80％~90％由政府负担。

　　(2)一些医疗机构管理不善，医药费用快速增长。近8年来，医院人均门诊和住院费用平均每年分别增长13％和11％，大大高于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2003年与2000年相比，卫生部门管理的医院院均诊疗人数下降4.7％，可能与非典疫情有关。但院均收入却增长了69.9％。

　　(3)卫生部门监管不力。卫生部门对医疗机构存在重扶持、轻监管的倾向，近几年虽有些扭转，但仍不够有力。目前各级卫生部门都没有专门监管医院的机构，也缺乏监管医疗机构服务行为的人才。另外，目前的公立医院分别隶属于各级政府、部门、行业和企业，卫生部门管理的医院仅占全国医院总数的51％，这些都增加了卫生行业监管的难度。

　　原因五　流通秩序混乱

　　我国的药品出现价格上升，越贵越好卖的反常情况。

　　原因之一是一些企业违规操作。国家审计署对卫生部和北京市所属10家大型医院的药品和高值医用消耗材料的价格进行了审计，也抽查了一些企业，发现不少生产企业虚报成本，造成政府定价虚高。在抽查的5家药厂46种药品中，有34种药品成本申报不实，平均虚报1倍多。某企业生产的一种注射用针剂，实际制造成本每瓶32.07元，申报却达到266.50元，虚报7倍多。有些医疗器材几经转手，层层加价，其中以进口器材最为严重。抽查的6类35种进口高值器材，卖给医院的价格平均为报关价的3.34倍。某规格的球囊报关价每个496.2元，一级代理商批发给二级代理商的价格达到3600元，二级代理商卖给医院时达到7000元，加价13倍多。

　　原因之二是现行医院的药品收入加成机制，诱导医院买卖贵重药，医生开大处方。多年来，我国实行医疗服务低收费政策，同时允许医疗机构销售药品时加成15％~20％作为补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药品品种越来越多，价格差距越来越大，同类药品价格可能相差十几倍，这种机制的弊端日益显现。

　　原因之三是替代药品泛滥。一些企业把一些常用药品改头换面申报新药，从而获得较高的价格。有的同类药品竟达数百甚至上千个产品，替代药品泛滥。

　　原因六　未能多渠道办医

　　社会资金进入医疗卫生领域比较困难的主要原因，一是执行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制度不严格，卫生部门将公立医院定为非营利性，享受政府补贴和免税政策，而对服务收费又失于监管；将民营医院定为营利性，照章缴税，又不给补贴，民营医院难以与公立医院开展公平竞争；二是卫生部门思想不够解放，一些大中型公立医院的股份制改造存在困难；三是一些社会资金进入医疗领域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收费过高，不符合广大群众要求；四是一些民营医疗机构，管理不善，用虚假广告误导患者，又缺乏优秀医疗卫生人才，群众不信任。

　　对症下药初步确定试点城市

　　高强在日前所作的《卫生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报告中指出，卫生部会同有关部门拟订了《关于深化城市医疗服务体制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初步确定了试点城市，以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对保留的公立机构，一是数量、规模要适应群众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需求，不能“卖光”、“改净”；二是运行机制要体现公益性质，完善保障措施。政府要控制公立医院的收费标准和收入规模，不鼓励创收。支出要由政府科学核定，给予保障，实行“核定收支，收支挂钩，超收上交，差额补助”的经济机制。

　　初步确定了试点城市。2004年以来，卫生部多次组织论证深化城市医疗体制改革试点的方案，开展医疗机构经济政策研究，会同有关部门制定降低药品价格、改革药品收入加成机制、降低大型设备诊疗项目价格、降低医用高质耗材价格、提高医疗技术劳务价格的措施，努力降低医疗总体费用。

　　改革试点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坚持政府主导与引入市场机制相结合，发挥政府在加强领导、增加投入、制定政策、严格监管等方面的主导作用；同时，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源投资发展医疗卫生事业，调动政府和市场两个积极性。二是按属地化原则，实施区域卫生规划，优化资源配置，完善分类管理，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和行业监管，有效解决卫生事业资源配置不合理、不协调问题。三是坚持优先发展社区卫生服务的方针，实行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相结合，加快社区卫生发展，构建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完善服务功能，改革运行机制，增加政府投入，促进社区卫生服务的可持续发展。四是改革“以药补医”的机制，调整医疗收费价格，完善医疗机构经济补偿机制和药品价格管理机制，引导医生根据患者病情合理用药，从源头上抑制医药费用过快增长，减轻群众医药费用负担。　本报综合报道责任编辑：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