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济贫　情法如何平衡？

　　湖南临湘前副市长收受他人财物19.5万元，却主要用于扶贫支教……

　　受贿济贫　情法如何平衡？

　　一周聚焦

　　各方争议

　　好官？贪官？

　　湖南临湘市前副市长余斌，曾担任纪委书记，铁面无私，处理过大量大案要案。但自2001年4月至2003年上半年，余斌在担任湖南省临湘市教育局局长、副市长期间，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9.5万元，违法所得10万元，其中，有15.47万元已被用于扶贫帮困、支持教育和社会赞助，办了很多实事。2004年12月23日，当地人民法院判定余斌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2005年湖南省岳阳市中院于7月7日下达了“驳回抗诉、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7月26日送达“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

　　这一审判却引起了争议，大家对于余斌是否属于受贿，法院判决是否公正存在不同的看法。

　　中国政法大学的洪道德教授认为，我们法律上有一句比较通俗的说法，动机不影响定罪，动机只影响量刑。法律并没有说动机好就可以不定罪。这是要注意的。如果从个人良心的角度来讲，也不影响定罪。从我目前掌握的材料来说，检察机关、法院对他进行刑事追诉，没有太大的问题。

　　另一方面，更多人则持另一种观点。根据新浪网对此进行的的调查，截至当天下午2点，共有63343名网民参加了该项调查，其中，66.34％的网民认为“收受财物全部用于公务活动，没有据为己有，不构成受贿罪”，仅有23.88％的网民认为“构成受贿罪，赃款的去向不影响受贿罪的构成”，剩余9.78％的人选择了说不清；在法院判决是否公正一项中，有72.08％的网民认为法庭对余斌的判决不公平，17.77％的认为公平，10.15％的选择了说不清。

　　在网友的热议中，有不少这样的感慨，“为人民服务不应有罪”，“余斌是现实环境下的大清官”，“想做另类好官不容易”，“余斌所为合情但不合理”……临湘市更是有官员直言:“余斌何罪之有？”“现在被查办的那些贪官，个个有车、有别墅、有情妇。余斌有什么？”

　　尽管，许多人并非不知道或者不愿意去“受贿”与“受贿所得支出方式”两者之间的区别，但是，他们仍然认为余斌是个“好官”，判断的标准很简单——看他是否为个人牟利还是为群众办事，余斌将受贿所得用于帮助下属乡镇、企业、学校，解决实际问题，他就是好官。

　　道德法律困局难以破解

　　“受贿济贫”副市长余斌的命运让人想起了《天下无贼》中的王丽，所不同的是，王丽因为自己良心发现而善有善报，最后警察对她网开一面，而余斌则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在我看来，余斌的悲剧是他掉入了法律和道德的夹缝的结果。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张力”由来已久，核心问题是法律有没有人性、需不需要人性。法律和道德如何协调？从汉谟拉比法典开始，这个问题困扰了人类两千多年。一般认为，在价值体系中，道德高于法律。

　　因为法律只要求人们不要做坏人，而道德要求人们要做好人。在中国民众的心底，更希望官员是一个好人。但问题是，许多用道德的标准来衡量属于好人的那一类人，用法律的标准来衡量却是坏人。余斌案的结局之所以让人感到不舒服，就是因为他是一位道德上的“好人”，然而却被法律裁定为“坏人”。

　　关键在于，法律和道德之间虽然有冲突，但不应该总是这么尖锐，以至于让想做“好人”的官员完全无法容身。余斌说，他在任副市长期间，分管财政、城建、国土、政法、信访等工作，分管线有很多矛盾和问题需要经费解决，而财政每年所拨付的费用仅为1万元，其中还包括他用车的费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黑金”又处于充分涌流的状态，承包商钟希金一把就送给他8.5万元现金，相当于他8年多的副市长经费。这样余斌就面临选择:要么洁身自好，什么事也不做；要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这笔钱来济贫和解决实际问题。余斌最终选择了不是机械地遵循法律，而是按照更高的道德律令来行事的方针以突破困局，这导致了他今天的下场。

　　平心而论，我认为法院在量刑时的确考虑到了余斌用赃款济贫的因素，因而这个结果是适宜的。像《天下无贼》中的警官对王丽那样用“法外施恩”的方式来调和道德和法律的矛盾，只能出现在电影中，否则的话，法律就没有任何尊严可言了。但承认这一点并不能回答“余斌困局”中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官员只能在道德和法律之间做出选择？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让官员既能做好人又不违法……不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就会让类似余斌这样良知未泯的官员感到很寒心，最后完全摈弃道德方面的选择，而只在明哲保身和遵循潜规则而堕落之间进行选择，这恐怕非国家、民众之福吧？

　　法治社会不容劫富济贫

　　受贿款济贫，这在许多网友看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据报道，余斌从不贪图小便宜，一些朋友、同学、同事送给他的一些烟、酒，他也从不带回家，都放在办公室或食堂，用于接待客人。笔者认为，网友们之所以对余斌表示同情，似乎感动于他身上那股劫富济贫的侠义精神。但法不容情，“所有的事实都能完整地证明余斌构成受贿罪”。

　　在缺少法制的社会，我们呼唤梁山好汉、罗宾汉这样的绿林好汉，希望他们能痛宰为富不仁者、救人民于水火。但在法治社会，劫富济贫显然是不被允许的，因为“济贫”在这里仍有一个前提:抢来的，或是受贿得到的，是非法的。它的过程已经决定了它的性质，至于它的结果，最终用于何处，可以影响处罚轻重，但不会改变它的性质。对余斌，有人就这样感叹:“他的另类受贿导致了他的另类悲情，尽管出发点是为民的。”

　　古人称道的好官员有三大品行，一是正蒙难，即为了正义而忍受屈辱与苦难。二是法授圣，即用好的法制意见帮助国家领导人治理国家。三是化及民，即用先进的思想文化去教育感化民众。这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余斌既然超越了法律的底线，未能做到“化及民”，就应该平静地接受法律的惩处，以“正蒙难”。

　　其实，余斌的遭遇也给很多官员提了个醒。一些真正为民的官员在办事的过程中，往往仅注重结果，却忽视了过程的合法性。这当然是很危险的。长此以往，余斌遭遇的尴尬难免会再次出现在他们身上。

　　但在法治社会里，又是什么让一个真正想为老百姓办事的官员，却又拿不出钱来为民办事，而只能通过劫富济贫来实现？也许，这比余斌判不判刑更值得思考。

　　宗合

　　余斌个人说法

　　受贿很无奈，

　　是想干点实事

　　“我在纪委工作11年，期间曾分管工程招标的监察工作，深刻地感受到，我国目前的工程招标体制和现有的基建工程预算定额标准，导致基建过程中形成了很大的利润空间，这是许多基建老板一夜暴富的重要原因。因此，当钟希金送给我8.5万元现金的时候，我并没有拒绝。我当时的想法是，只要自己不占有这笔钱，用这钱来解决工作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和矛盾，并不构成原则性的问题。”

　　“任副市长期间，我分管财政、城建、国土、政法、信访等工作，分管线有很多矛盾和问题需要经费解决，而市财政又非常紧张，我这个副市长所能支配的就1万元钱，还不如一个普通打工仔。我的这些做法，从形式上讲，的确是在受贿，但我没有自己占有，所以并不构成受贿罪。”

　　图:

　　受贿用于济贫，余斌案引出道德法律困局。　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