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和《救亡日报》

　　本报记者　倪迅

　　一些抗战文化老战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到,抗战时期《救亡日报》在国统区是影响很大的一张报纸,它实际上是我党领导的舆论阵地。从创刊到停刊,4年辗转3省市,3次停刊,2次复刊。

　　“七七事变”后一个月,日寇从杭州湾登陆,淞沪抗战打响,这就是著名的“八·一三事变”。几天后,潘汉年在郭沫若家告诉夏衍,为进行抗战救亡宣传,党决定创办《救亡日报》,周恩来指定夏衍协助郭沫若主办。30名编委中大多是文艺、新闻、社科界的知名人士,如巴金、王任书、茅盾、范长江、柯灵、胡愈之、夏丐尊、章乃器、张天翼、邹韬奋、叶灵凤、郑振铎、萨空了等。

　　《救亡日报》1937年8月24日创刊,发表大量战地采访、新闻特写,报道前线可歌可泣的事迹。300万上海市民深受吸引,每天销售1000份,最高日售三五千份。为了让群众认识日寇的侵略本质,提高抗战必胜的信心,夏衍以自己对日本社会的广博知识和深刻了解,写了《日本在过阴天》、《日本的悲剧》、《悲剧中的悲剧》等散文随笔,这些文章很快汇编成册出版,当时有评论说“它不是论文,比论文更深刻;不是纪事,比纪事更生动。也许有人以为这是一个剧本,错了,这是一本文字隽永,材料丰实,立意纯正的抗战文库。”

　　总编辑夏衍不仅负责报纸的编辑、发行、印刷、对外联络、约稿工作,还亲自深入前线冒着枪林弹雨采访。有次他和田汉去嘉定前沿阵地,一路上,时时遇上敌机轰炸,他们一次次跳下车,避到树下或稻田里,敌机一飞走,马上接着赶路。有次夜里从被炸得只剩下一半的桥面上通过,很是惊险。

　　日寇占领了上海苏州河和南市一带后,《救亡日报》转入地下,在南京路一条窄窄的弄堂里,租了一间小小的阴暗潮湿的厨房当编辑部。屋里落满灰尘,门窗外是垃圾堆和周围住户倒马桶的地方,臭气熏天。屋里暗得白天要开灯才能写字。夏衍带领几个人每天从下午3点一直工作到黎明。12月11日,上海沦陷了。这天深夜,夏衍愤怒写就《失去了太阳的都市——上海》一文,控诉日寇暴行。第二天报纸一登出,立即销售一空,但也就在这一天被勒令停刊。社长郭沫若这样描述“上海成了孤岛之后,在抗战初期的宣传工作上起过很大作用的《救亡日报》,首先被迫停刊。以贩卖抗战书报盛极一时的各处街头巷口的小书摊也完全改变了模样。”

　　上海沦陷前,夏衍想留下来继续战斗。周恩来要他去广州办报,对他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你要在国统区工作,党要求你去办报和做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夏衍是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从抗战爆发到1949年,他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了12年。

　　在郭沫若多方努力下,《救亡日报》1938年元旦在广州复刊。4天后,总编辑夏衍乘外轮绕道香港,秘密抵达广州。他抵穗的第二天,郭老为第三厅之事去了武汉。《救亡日报》成为华南抗战的坚固精神堡垒,上海、广州时期,登载宋庆龄、何香凝的言论20多篇,其中15篇放在头版头条。

　　报社在长寿路。夏衍住的房间连一张小桌子也没有,他的大量文章就在沙发扶手上写成。当年,广州的大饭店、大百货公司和许多小商贩都集中于长堤,5月底,日寇连续狂轰滥炸十几天,在长堤投下成吨炸弹。轰炸第一天,夏衍正在写文章,炸弹震得电灯撞碎到墙上。他带领记者立即赶到现场采访,眼前一片惨状,闹市区楼倒屋塌、血流成河。彭启一提笔写出《长堤被炸目睹记》,夏衍审阅时,愤怒地把所有“敌机”改为“兽机”,连声大呼“这真是兽机！兽机！”夏衍连续写了五、六篇文章《广州在轰炸中》、《把这旷史上的惨剧记录下来》等,向世界控诉法西斯暴行。

　　10月21日广州被日寇占领。这天深夜报纸一印出来,夏衍就和大家一人挟一卷,提着浆糊桶,沿街张贴。夏衍一边贴,一边写标语,号召日本兵反战。一直干到凌晨3点。然后,他们12人,只带着几件衣服和一点干粮,奔石围塘车站,离开了广州。

　　广州沦陷后,党决定《救亡日报》转移到桂林复刊。夏衍去香港筹募办报经费。在廖承志协助下,筹到1500元港币,转道越南返回桂林。1939年初,《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周恩来要求,要办成左、中、右都想看的报。夏衍每天几乎不停笔地写社论、短评、杂感、散文、通讯等。报社同仁送他一幅对联“文章怀真理而俱来,脑汁比墨汁而齐下”。每到夜深人静,收听完延安广播,他就立刻写一篇次日见报的文章,然后步行四、五十分钟,到郊外的印刷厂,与夜班的廖沫沙、林林一起修改定稿。

　　不少进步青年想投奔革命,就找到《救亡日报》,报社所在的太平路12号,成了各地进步文化人联络和临时落脚的地方。刚到桂林的人没有地方住,就睡在客厅地板上,赶上吃饭,大锅饭一起吃。1941年“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得知,白崇禧下令逮捕夏衍,立刻让李克农通知他撤离。除夕前夜,夏衍处理完报社工作天已破晓。他匆匆赶往机场,登上一架小飞机,飞往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