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设计”看超级女声的可操纵性

　　超级女声是一档娱乐节目，而且必须强调说，它是当下最为红火的娱乐节目，从观众的追捧程度、广告效应到引发的褒贬来看，以前所有的歌手大奖赛都很难与它媲美。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超级女声在电视同行中引起了某种恐慌，前不久，一些电视大腕集聚一堂，婉转批评超级女声的“低俗”，大抵就是这种恐慌心理的曲折反映。

　　本文的重点不是探讨超级女声的艺术品位，而是试图剖析这档选秀节目的公正性。娱

　　超级女声的竞赛部分参照了美国偶像的选拔办法，但也设计了一些新的环节，比如两名待定选手进行PK（即对决），大众评委投票决定选手去留等。抛开那些旨在吸引眼球和鼓励短信投票的繁文缛节来分析，超级女声的基本制度是瘸腿的“三权分立”，这三种决定权分别是专业评委、短信支持率和大众评委。其中，大众评委的人选完全由主办方决定，他们的权力也最为有限，即在两名待定选手中淘汰一个得票相对较少的人，因而，他们对最终的选秀结果基本没有决定权；专业评审的权力最大，他们不仅可以引导观众与大众评委的倾向性，更可以在多个环节直接决定哪位选手直接晋级，或者把某位选手送上待定席，而且，这一权力的运用存在很大的随意性；短信支持率这个环节最不透明，由于无法通过电视镜头“目击”观众的短信投票，因此，也无法判断某些选手的超高支持率到底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只能想象有大量的忠实“粉丝”日夜不停地发送短信，据说，有的“粉丝”为了支持自己的偶像，经常买十数张手机卡用于投票。

　　超级女声的“母版”美国偶像有三名固定评委，他们不是格莱美奖得主，就是唱片销量超过两亿的“超白金”制作人，因而，这三个家伙虽然有时说话难听，但无论选手还是观众对他们的专业水准都很服气。相比之下，超级女声的评委带有随意性，各赛区的专业评委经常换人，有的评委说起话来不仅缺乏专业素养，甚至有些不着四六，而专业评委的去留则完全由制作方决定，这是否意味着专业评委必须与制作方保持某种“默契”，否则在下一场就可能被弃用呢？也许正是由于专业评委不固定，一直以来，坊间始终流传着评委被操控的传闻，甚至有人冒充湖南卫视的工作人员，杜撰黑楠与制作方进行幕后交易的“谈话记录”。也由于专业评委不硬气，柯以敏在总决赛过程中遭到张靓颖歌迷的强硬“逼宫”，虽然表面看是柯以敏主动辞职，但考虑到歌迷对于短信收入的巨大影响，主办方不可能不考虑网上“万人签名”的压力，不排除主办方暗示或授意柯以敏辞职的可能性。不过，客观地看，柯以敏并不是一个不公正的评委，只是专业水准不足以服众，加之她的表达方式与受众存在着文化差异。除了不固定、不硬气这两大软肋之外，专业评委还有“霸气”和个人倾向性比较明显的毛病，比如张靓颖个性很强、看上去不太“听话”，就一再受到评委挤对，而另一个极富实力的歌手韩真真则因为“太不谦虚”，早早就被不客气地“做掉了”。说得透亮点就是，在缺乏外部监督的情况下，用“短信支持率最低”的理由把某个既定的非偶像派歌手送上待定席，应当不是很难操作的。

　　数量庞大的“粉丝”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评委乃至主办方的“倾向”相抗衡，这是由于主办方的短信收入完全依赖于他们的狂热投票。李宇春和周笔畅由于拥有超高支持率，专业评委对他们的评价往往充满溢美之词。但我们还不能断定短信投票支持率是绝对公正的，比如杭州赛区的几场比赛，从电视直播中就看不到当地公证人员的出场。即使在其他场次中有公证人员的身影，但由于缺乏中立机构的监督，人们也不敢贸然相信短信投票结果，毕竟，西安彩票作弊事件中就有公证人员的污迹。

　　超级女声在公正性方面的最大瑕疵是主办者之一、天娱唱片公司的商业诉求。美国偶像的第一名在决出之后，自动获得唱片公司的合约，而超级女声在进入前十名（另一说是前二十名）之后就必须与天娱公司签约，而且期限是漫长的八年，这一条款是相当不公平的。这意味着超级女声的评选带有赎买意味，如果哪位选手不与唱片公司签约，她就很让人担心。

　　分析超级女声的公正性，并不是要影射或求证所谓的“黑幕”，而是要提醒主办方：一档娱乐节目在做大之后，就必须格外重视自己的形象和社会责任。如果游戏规则存在着明显的可操纵性，就应该进行修正，否则难免受到猜疑与指责，严重情形下甚至可能危及节目的存亡。蔡方华（来源：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