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喇叭斗法”想到好官李昌平的上书

　　在河北省肥乡县北营村，近年来先后树起了四个大喇叭，其中三个大喇叭是由村干部安装的，另外一个喇叭是由一个叫做王福臣的村民树起的。四个大剌叭长期对立，村干部的喇叭虽然多，但许多村民不欢迎，在村里长期抵不过村民的喇叭。

　　当地村干部的大喇叭经常歪曲国家政策，不向群众讲清政策，而是愚弄群众，使村民深受其害；而村民王福臣树起的大喇叭，则专门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与歪曲党的政策

　　早在几年前，李昌平那封“含泪的上书”，曾经濡湿了无数国人的心。他写信给总理，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他在剖析造成“三农”困境的原因时，曾这样写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现在农村政策很难执行。农民讲：“经是好的，关键是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

　　谁是农村的“歪嘴和尚”？就是一些基层干部，就是河北肥乡县北营村的那三个“官喇叭”。因为这些“歪喇叭”，不但不宣传党的政策、不为群众服务，还成了乡村干部掠夺百姓、欺压群众、辱骂群众的工具。喇叭本无罪，奈何要害人？原来罪在吹喇叭的人。这些人不能喇叭这样的信息传递工具，来上传下达，来保证在农村政令畅通，也不能正确反映老百姓的心声，这样的“吹鼓手”，自然无法取信于民。他们也就只能是李昌平所说的那类“歪嘴和尚”。

　　不论是树起“民喇叭”的王福臣，还是“含泪上书”的李昌平，他们本质的身份都是农民兄弟的代言人。而不论是李昌平，还是王福臣，他们为农民代言的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和代价，都实在是太大太大了。比如，王福臣为了“民喇叭”，就多次受到威胁、利诱，有时还被跟踪、传唤、殴打。而李昌平的曾经的境遇，更无需冗言了。传达上级的政策，表达农民的心声，竟然要走“喇叭斗法”、“上书总理”这样“另类渠道”，这又是何等的悲哀呀！

　　当前，由于正是由于农村基层组织还不够建全，很多基层干部素质低下，凭主观意识办事，甚至是滥用暴力。这样的干部，不但不能有效的将国家农业政策落实到位，也不能推广应用农业技术。不少干部为谋取个人私利，常常侵害了农民的长远利益，贪污受贿，虚报成绩，基层的腐败现象严重。比如，报道称，村干部的三个大喇叭就是村干部权力的象征，他们依靠这些权力，疯狂捞钱。

　　这样的村干部，树起“官喇叭”，为的就是欺骗和愚弄老百姓。他们以为，天高皇帝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知法犯法，你能耐我何。这些的村官，又怎么能为农民去办实事，办好事。问题是，由于当前农村的基层民主制度也不能很好得到贯彻，比如，农村“贿选”、“买卖选票”的事情频发，才产生太多的“腐败村官”。加上农民与上级政府之间联系纽带脆弱，农民只是通过“上访”的形式，也很难真正及时解决种种困难“村官作恶”问题。

　　“喇叭斗法”事件深刻的说明，如何保证在农村的政令畅通，如何取信于民，如何反映民情民意，仍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课题。而解决这些，需要农村基层组织与民主制度的保证，更需要通过有效的监督，保证这些制度的施行。这让我又想起李昌平曾这样说：“任何形式的监督，都不如群众监督，现在农村要加强能代表农民自身利益的组织（农会）建设，代表农民讲话，行使监督权力，确保中央农村政策严肃执行。授权于民，取信于民。授予一定数量的人民代表或农民联合签名罢免县乡不合格领导的职务的权力。”

　　新闻背景：http://news3.xinhuanet.com/focus/2005-08/04/content_3306621.htm

　　作者：网友：单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