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省市五公民上书人大

　　就在公众纷纷就黑龙江省人大新近修改的《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中恢复“强制婚检”的规定褒贬不一时，杨涛、王金贵、胡仕波、郑国贴、王保信等五名来自江西、北京、广州等三地的公民却几乎在同时就该条例的合法性问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提请立法审查，从而将对该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

　　五公民上书问“婚检”当问及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时机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时，胡仕

　　当问及是否赞成强制婚检时，胡仕波和王保信却给出了迥异的答复。王保信非常轻松地说：“我和女朋友肯定会自觉地去做检查，我还是赞同强制婚检。最好是附条件免费强制婚检，因为这样可以优生优育，长远来看，对国家、民族的发展是利大于弊的。”

　　而胡仕波则表示了坚决的反对：“我们不会去。我反对强制婚检，婚前同居的普遍现实决定了婚检没有意义。而现在通过孕前检查来保证优生优育也是一种很好的途径。”

　　与广州胡仕波、郑国贴、王保信三人不同，现在江西检察机关就职的杨涛和在北京一家媒体就职的王金贵在态度上则更加庄严一些。

　　杨涛在8月3日的公开信《做一个有责任心的公民！》中非常坚决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我之所以要进行这一上书，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也不是为了某种需要而进行的‘作秀’。在近日的写作与采访过程中，我发现围绕着《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的出台，集中暴露了我国存在已久的‘立法违法’现象。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行政法规《婚姻登记条例》与地方性法规《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的规定不一致，下位法与上位法的规定相抵触；而黑龙江省民政部门的有关人员又表示不执行该地方性法规，国务院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也表示鼓励自愿婚检。法律、法规之间如此冲突，必将使守法者无所适从，也必将影响我国法制的严肃、统一和权威。”

　　王金贵的措辞同样严肃：“我无意于从实证法的角度，依据宪法、立法法的规定，纠缠于具体事项的是非曲直，引起我思考的是能否透过此类事情的表象，探寻一些重要的但常被我们忽视的基本问题，以期对我国正在进行的法治建设有所助益。”

　　措辞有异的五公民在目的上却达成了一致，那就是促进我国违宪审查机制的建立。“对于我们提起建议后的结果，由于立法法并没有规定人大常委会必须回复，因此它可能不会有任何直接的回复。但我前面说了，婚检的问题必须解决。如果最终人大常委会解决了，那就是最好的回复。”胡仕波的话最有代表性。

　　此举的法治寓意深远

　　针对几位公民的致信行为，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表示：“按照立法法的规定，任何公民和组织都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和违法的审查请求，由常委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强违宪违法审查，将强化人大权威，维护国家法律统一的尊严。”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范亚峰认为：“自2003年‘孙志刚事件’以后，公民提出违宪审查的建议逐渐多了起来。近期的上书事件可以看作是推进违宪审查机制建立的又一个个案，但不太一样的是，今年的法律环境与去年有所不同，民间参与立法的意识在不断增强。”

　　范亚峰进一步分析认为：“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冲突，一般法与特别法之间的冲突及部门法与部门法之间的冲突，在我国当前出台的一些法律中时有出现。规则冲突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一个因素。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法治建设中，法治建设的地位至关重要。社会要实现和谐，需要法治来协调。在法治对各种关系进行协调时，不是靠立法中心模式，而是靠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各种矛盾双方的互动。”

　　有关专家还表示，上书事件频频出现反映了立法技术方面存在着问题。很多法律立法之前没进行大规模的立法调查。同时，这也反映出我国对于法律如何执行，如何被监督，都没有作出约定。现实中法规多为“精英立法”。尽管一系列上书事件频频出现，但要促使一整套的违宪审查、违法审查机制的建立，也不是短期内就可以完成的。虽然如此，民间的类似行为的出现肯定会给立法机关带来压力，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是有利于这种机制的建立的。违宪审查分两个阶段，一个是合宪性审查，一个是合法性审查。目前进行合法性审查，可能会逐渐推进整套体系的建立。类似的事件还反映了公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的增强。公民上书人大常委会是一件好事儿，公民参与立法的意义很大，可以说是中国走向法治民主化的一个基石。

　　从2003年因“孙志刚案”，北大三位法学博士和五位著名法学家先后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审查，到河北农民王淑荣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修改《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事件已有多起。

　　从这些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公民的立法参与意识和主体意识在日益增强。回过头来再反观本次五公民的上书行为，我们有理由为之高兴和欢欣。因为公民频频上书的背后，意味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加快。

　　《江南时报》 (2005年08月08日 第十七版)

　　作者：法制早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