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降价，谁和消费者商量？

　　舒圣祥

　　24家医药行业协会因嫌发改委拟推出的药品降价方案降幅过大，联名上书国务院之后，最新药品降价方案迟迟未见出台。而记者最近从相关药企得知，上月发改委与26家相关药企代表已进行了“一对一”的闭门会谈。一位不愿具名的参会代表透露：原方案中平均降价60%的降价幅度可能调整为40%（昨日《中国经营报》）。

　　具体降价方案正在“难产”中的这次药品降价，是我国历史上的第17次药品降价。因为有了前16次的“降价体验”，根据“N+1=0”理论，消费者本来是不抱也不敢抱太高期望的：60%的降价幅度仅仅只具有视觉意义上的“数字美感”，并没有多少百姓真正视其为“看得起病”的“救命稻草”。可是，经药企“联名上书”这么一闹腾，我们却有些不满了：我还没喊冤呢，你倒先喊起来了；尤其是政府对之以“闭门会谈”并且“准奏”，消费者的委屈恐怕要比窦娥还甚。

　　人们首先会质问“准奏”药企的依据：药品降价竟有如此之大的“可动区间”，事先确定的60%的幅度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如果有，为什么药企一“上书”幅度就变小？如果没有，那岂不是消费者与药企谁不“上书”谁倒霉？

　　当然，发改委的“尴尬让步”完全只是一个意外：原先拟订的60%并非最终确定的降幅，而是在征求药企意见时，有企业嘴巴快把消息泄露了出去，从而搞得世人皆知。如今发改委再把降幅调整为40%，就显得很被动。可也正是这个“意外”，透露给消费者一个内情：药品降价居然是有关部门和药企商量之后的结果。身为消费者，不禁大为惊讶：我也是药品降价中重要的权利主体，怎么一直没见人跟我“商量”呢？

　　从“有商有量”到“闭门会谈”，一直不在谈判桌上的消费者难免会对前16次的“降价体验”产生“臆想”：难怪会没有降价效果，有那么傻的企业肯自己给自己放血吗？降价品种总不至于也是“谈判”出来的结果吧？———实在不行，企业还可以通过重新命名、重新包装、重新添加辅料、重新申请批号等方式完成重新定价，实现“药品重生”。甚至，药企放弃生产这22个品种不就是了———这也许正是许多廉价药品逐渐销声匿迹的原因？

　　谈判桌上各种权利都在场，是保证权利公平实现的前提条件。虽然“为民做主”一直被我们认为是优秀的为官品德，但却需要有个度。否则，官员都是百姓的“代言人”，百姓的利益都由官员代替说了算，是靠不住的。民众需要有民众自己的话语权和发言空间，民不仅可以“乐成”，更应当有权“虑始”———百姓不在场的“有商有量”和“闭门会谈”，禁不住让人“浮想联翩”的同时，更莫名奇妙让人产生一种被欺骗式的失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