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苗寨青年女村医的梦想

　　大塘村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最大的一个村，人口2500多。密密麻麻的吊脚楼，错落分布在高峻的月亮山东麓。

　　28岁的李春燕是该自治州黎平县的汉族女子。她的父亲当了一辈子乡村医生，就替她选择了去贵州省黎平卫校读书。后来，李春燕爱上了一位从江县雍里乡大塘村的苗族小伙子，并随他一起回到村里，当了一名乡村医生。

　　大塘村的村民全都是苗族，人均不足7分耕地。村民的全部经济收入主要靠种田。村里的人多数赤着脚，连3～5元一双的解放鞋都买不起。

　　因经济落后、交通闭塞，这里的人常常自称来自“第九世界”———月亮山区是从江县的“第三世界”，从江县是贵州省的“第三世界”，而贵州省又是中国的“第三世界”。

　　李春燕曾接受过世界卫生组织的培训。她是村里惟一受过专业教育和专业培训的乡村医生。

　　这个村庄实在是太贫困了，许多村民根本无力支付药费。村民没有钱，只有到秋天收橘子的时候，他们才能偿还以前看病抓药的钱；若是欠了10元钱，也许要一两年才能还清。李春燕的手里总攥着长长的账单。小小的药架上，常常缺药；她家里也因此欠下不少钱。为多挣些钱，丈夫只好出去打工。

　　李春燕也羡慕城市里的高楼大厦和宽阔的马路，也想过走出月亮山。但这个小村庄已离不开她这位乡村医生。村民们最不能忘记的，就是她甜美的笑容。

　　有这样一个故事：两年前，李春燕为了给一个读小学二年级的小女孩治病，整整照顾了3个多月。前两个月，她每天去那个女孩家治疗，后来家里实在离不开，她就把孩子接到家中治疗。在这3个多月里，这位乡村医生像母亲一样看护着小女孩。病好后，李春燕没要一分钱，事实上小女孩家根本就没有钱……从此，小女孩就把李春燕当成自己的“母亲”。

　　还有一个故事：为抢救一个早产并且体内有羊水的婴儿，李春燕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嘴唇贴了上去……直到孩子发出响亮的啼哭声。产妇将家里仅有的两元钱给了李春燕，算作接生的费用。

　　李春燕一直困惑：为什么城里的大医院一家挨着一家，而大塘村至今却连一个卫生室也没有？她的梦想就是能在当地建一个村卫生室。然而，好多年过去了，她的梦想依然还没有实现。

　　8月5日，李春燕在北京参加一次医改的小型交流会时，向本报记者讲述了她当乡村医生的酸甜苦辣和梦想———

　　“我是一所县卫校的学生，毕业以后，就到村里去了。没去之前，我以为当一名乡村医生很容易。后来才发现，一切根本不是我想像的那样简单。

　　“学校学的是理论上的东西，而面对每一个病人却是临床上的东西。我刚从卫校毕业时，经常一边看病一边翻书，看在医院实习时的笔记，然后再给病人作出诊断，对照书上的症状，再去用药。

　　“我爱人说，病人在一旁等你，你还去翻书、翻笔记，要是急病的话，病人可能就死掉了。那时我真的很吃力，没有人教我；我只能从不断治好的病例中积累经验。这几年走过来，是很艰难的。

　　“在我生活的那个村子里，一些家庭连油盐都吃不上，更谈不上买猪肉了。那些村民啊，他们真的是太可怜了。最困难的时候，我和村民同样没有钱买药，不能去抢救病人，我为此而哭过。后来，为了买药，我和爱人一商量，把家里的两头牛给卖了。

　　“有时，家里连一分钱都掏不出来，我连家里的油盐都舍不得吃。虽然我和爱人的文化比当地村民高一点儿，但我觉得，我与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什么两样。没有钱买油盐的人在村里占大多数。

　　“我只有简单的医疗器械和少量的药物，连药箱都没有。买一个药箱，只要70元钱，我却没有钱去买。我就到集市上花2．5元买了一个提篮。每次出诊时，就把药和医疗用具放在提篮里。刚开始时，一些村民还以为我是去串门。

　　“病人多了，因难也随之而来，我的药也一天比一天少。来看病打针的村民付现钱的少，欠账的多。有一年，我2000多元钱的药只维持了几个月。

　　“爱人在外打工挣了几百元钱，我再拿到县城里进药，我们的小卫生室就可以维持一段时间。

　　“我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能找来的钱都投资在我的卫生室里了，但还是经常断药。一次，我爱人背着90多斤的米糠，步行两个多小时到县城，卖了20多元钱，只够买几小盒的药。

　　“病人越多，就越没有周转的资金，没有钱到县里去进药。但家人都非常支持我，希望能把这个小小卫生室维持下去。

　　“我最担心的就是村民来叫我看病时，我这里没有药。村民有病，我随叫随到，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我爱人在家时，他也会经常在晚上11时以后陪我出诊。

　　“村里的许多村民生病了，不知道找医生，也不知道打针吃药，有的甚至还不相信医生。那时候，我一边给村民看病，还要给她们做思想工作。

　　“有一次，村里有一个小孩子腹泻。我就说，你们就相信我一次，我给孩子打一针，看能不能好。后来，孩子的病好了，村民才开始相信我。

　　“还有一次，有一个小男孩患了肠道病，送他到县城里治疗，他又偷偷跑回来。我只好给他治，但他很不听话，一直不合作。我只能哄着他说：只要你打针了，我就用打针后的输液管给你编金鱼，每输一次，我就给你编一条小金鱼。男孩同意了，第一次把手伸给我，输液成功了。以后每输一次，我就编一只小金鱼给他。

　　“小男孩是住在另一个村的，走路到他家每天来回要近1个小时。连续两个多月，我每天都来回跑，他的病情逐渐稳定了。他家也没有钱治病，而他每星期要花掉250多元的药钱。当时，我手里的钱也很紧张。我爱人帮别人开车，挣来的钱都用在了小孩身上。

　　“到第3个月，小男孩就搬到我家住。他病好后都不想回家了。现在他上6年级了，个头比我都高（笑）。

　　“我把这个小孩治好后，找我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了。人一多，就会经常断药。我只有向我爱人要。我要得多，他也支撑不住，就给我开借条。

　　“当时，我只知道抢救病人，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只想医治好我的病人，这是给我的最大安慰。

　　“乡村的人因为穷，生了病没钱看，小病拖成大病，耽误了病情。我个人的能力太小了，解决不了大困难，常常急得掉眼泪。有一名患了肝癌的代课老师，家里很穷。他先是感到腹痛，到我这儿治疗了3天，后来因为没钱就不好意思来了。拖了很久再来找我时，发现腹部有一个大硬块。我带他到医院检查，发现他的病转成了肝癌。

　　“现在大多数村民卖粮食的钱都供小孩读书，没有钱看病。村民们2002年欠下的3000多元医疗款，目前只收回了600多元。我没有钱买药，就让丈夫打借条，目前借条上的金额已有5000多元。

　　“我曾被评为贵州省劳模，领回了5000元的奖金。在回家的路上，碰见村里一名生病的妇女交不起钱被医院赶出来，我就给了她3000元作为治疗费。

　　“但幸运的是，来自北京、上海的一些搞社会调查的志愿者来到我们村里，他们看到村里医疗卫生真实状况后，无不落泪。他们愿意帮助我为乡村医疗卫生做点事儿。

　　“作为一名乡村医生，我的梦想是在当地村里建成一座3层小楼的卫生室，第一层是门诊，第二层供住宿，第三层作教室，用于对全县的乡村医生进行小规模培训。我还打算成立一个李春燕乡村医疗教育基金，对乡村卫生员进行培训和对当地的村卫生室进行改造。

　　“目前，我的想法已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韩德强老师还建议，我应首先在村里搞一个合作社，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再搞合作医疗，这样才能有一个合作经济组织的保障。

　　“现在可以很高兴地告诉你，今年已有5名志愿者来到我们村，还有4名志愿者将在今年8月底前到我们那儿。”

　　本报北京8月8日电

　　作者：本报记者 何春中 实习生 叶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