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粮委员”饿出胃病

　　倪荣棠，1920年生，山东海阳人，抗战时期一直从事后勤工作。1942年入伍，在海阳任区财粮委员一职，后来担任县粮秣委员。解放军渡江之后作为南下干部到达苏州，一直工作到离休。

　　偷吃黄豆被毒打倪

　　荣棠出生在山东海阳农村，对日本侵略的仇恨开始于一段打工经历，这也促使他加入抗日保家乡的队伍。当时那里很多人都去“闯关东”，20岁的倪荣棠也跟着老乡一起去了。那是1940年，日军已经占领了大连，倪荣棠在大连的一个用黄豆榨油的日本工厂干苦工。工人工作一天的报酬是三个窝窝头，饿得不行了就去偷工厂的黄豆发黄豆芽吃，有些人被厂方发现后，就被抓了起来。日本兵对被抓的中国工人挨个扇耳光，直到口吐鲜血。

　　押送252头毛驴送军资

　　1942年，倪荣棠从大连回到了家乡海阳，决心参加抗日斗争，开始为八路军筹集军粮。当时斗争需要，倪荣棠有着三重身份，一个是财粮委员，一个是民兵，还有一个身份是农民。财粮委员的工作主要是收集群众交上来的公粮，押送到前线去做军粮用。后勤工作一样的艰苦、危险，只有毛驴驮、小车推，还要绕过敌人无数碉堡，有时候一天的路要辗转三天才能到达。有一次，倪荣棠一个人押送252头毛驴驮运棉花，傍晚时天降暴雨，路两边都是高山，路面积水无法通过；而驴背上的棉花吸饱水后变得很重，压得毛驴乱蹿。而他已经一夜没睡觉一天没吃东西。后来多亏附近老百姓赶来帮忙从驴身上卸下棉花。

　　边打鬼子边种田

　　民兵练武，埋地雷炸敌人，“打败日本鬼子，保卫自己的家乡”。有一次白天种田时，突然日本鬼子出现了，民兵打一枪，整个地区都知道敌人来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游击战。日军一般都是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出来，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抢老百姓的猪、鸡，吃掉后再把房屋烧掉。埋地雷后，日本鬼子用一个像拐杖一样的东西来探测地雷，如果棒子上指针有显示，则表示地下埋有地雷，于是就在地上画一个圈圈来做标记。枪不一定会天天带在身上，但民兵腰上天天要挂两三个手榴弹，至少有3公斤重，一面打仗一面生产。

　　防偷袭穿衣睡觉数年

　　敌后条件十分艰苦，倪荣棠随身带着一个小包裹，里面装上纸、笔、文件等常用的东西。从来没有桌子，只能“在大腿上办公”。为防日寇偷袭，倪荣棠等地下工作者晚上很少回家住，经常睡在露天野外。夜里也要经常转移，只能穿着衣服睡觉，这样度过了好几年时间。当时的工作报酬是一个月4毛钱的津贴，伙食标准是一天二两半粮食，根本不够吃，只有与黄豆粉混起来，煮成糊吃。断粮时用米糠、山芋叶充饥。家里养的猪牛羊鸡都被日本鬼子抢走了，一年也吃不上一回肉。倪老说，从1940年到1942年、1944年到1945年这几年间，他没有一天吃饱过，以致于现在落下了胃不好的毛病。

　　王娟　程岭　张文

　　《江南时报》 (2005年08月09日 第二十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