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研究行业日渐衰落，科研人才面临断层危机　野考队长“胡司令”：行业之痛如锥在心

　　野考人物

　　爱笑，嗜酒，做事有股韧劲，长年至少有一半以上时间呆在野外科学考察。这个看似能自由穿行于城市与野外、洒脱不羁的年轻科考队队长、生态学博士，实则在当前市场对传统自然科学的夹击中，自觉担当了一种行业痛苦蜕变的化蝶之旅。

　　因此，他常笑着在科考队员面前说的一句话就是：今年是我们的生死年……

　　编前

　　8月5日本报推出大型特别报道——《广州它世界》，全面揭示了广州陆生野生动植物大考察第一期的发现、成果，给广大热爱自然、热爱广州这座城市的读者朋友带来惊喜。

　　这次考察是国内大都市中第一次对区域内动植物资源进行如此深入而彻底的本底清查。

　　人们惊喜于记忆中的或书本上曾见识过的各种可爱的动物、珍稀的植物就悄悄地生活在我们周围，但同时也为这些因城市拓展而“生计艰难”的动植物感到担忧。

　　第一期考察历时42天，行程100多公里，本报记者与野考专家一起上路，同吃同住，野考专家们艰苦的工作环境，志气高昂的精神状态与趣味盎然的野外历险故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是一群朴实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他们是为广州动植物调查研究做出贡献的众多科学家中的一员，有的刚刚入行，有的正是中坚力量，有的已退休，还有的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我们会永远记住他们。

　　从今日起本报推出野考人物专题报道，敬请关注。

　　胡慧建爱笑，而且笑起来有些傻傻的，露出几分天真。在这支由20多名年轻人组成的广州陆生野生动物考察队里，他的诨名、别名也最多，“老胡”、“胡司令”、“胡博”等是大家一路上对他的爱称，他全部笑纳。

　　行走于山林郊野，往往走在队伍前面的他最先听到鸟叫声，然向转身竖起食指示意科考队员安静，然后低头、侧耳倾听、再双手举起单筒望远镜仔细观察辨认，直到搞清楚鸟的类别、种属后，一一记录下来。有时，一听就能判断出是何种鸟类，有时却需要钻进密林、追踪甄别很久。

　　如此痴迷于鸟并干上脊椎动物保护与研究这一行的胡慧建，最初学的却是森林生态学和昆虫生态学方向，转折出现在研究生毕业工作一年后的1997年。

　　从植被保护跨入动物研究

　　1997年夏天，在广东省昆虫所上班的胡慧建，由于考博受限等原因，决定从自己最初所在的昆虫研究课题组转到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工作。当时，华濒所正在搞一个海南省陆生野生动物调查项目，人手奇缺。这样，以英语和计算机能力见长的胡慧建，很快便被华濒所接受，并派到调查一线。

　　“没想到一转过去，我的职业生涯、甚至兴趣爱好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胡解释，“以前从本科到硕士，学的、干的都是植保专业，对昆虫动物是研究如何有效杀死；如今完全颠倒，做的、研究的则是如何保护动物的数量和种群。”转到华濒所后，胡慧建似乎一下子发现了个新天地。

　　1998年3月，胡慧建一边参与海南调查一边发奋备考，如愿以偿考上了中科院动物所博士。当年9月，到北京报到后不久，胡就接受导师任务，前往江苏盐城麋鹿自然保护区去观察、跟踪、记录野放麋鹿的生活习性。“那真是一段开心快乐的日子”，野外动物研究工作的魅力如一幅精彩画卷在他面前徐徐展开。

　　麋鹿是一种沼泽型动物，野放地点选在了盐城近海的大丰县境内。大片大片的绿地沼泽上长满芦苇、盐蒿等植被，繁茂处高过人顶，密不透风。胡慧建“每天骑一辆摩托车，戴一顶头盔，背上一根天线和两斤重的无线电接收器，两边腰里再各挂上一摄像机和望远镜，成天跟随着野放麋鹿一块在原野上游荡”，“那身装束活像一个间谍”。有一次，在追踪途中，他还真被边防军给堵住了。幸好有北大博士生证，才不致惹出麻烦。

　　麋鹿课题结束后，胡慧建继续回北京上课。这时他的脸已被晒成了一个大花脸，开始大块大块脱皮。用了整整一年时间，他脸上的皮才全部脱尽。身边不知情的人都以为他得了皮肤病。

　　行业之痛超过身痛

　　自从干上野生动物保护与研究这一行当后，野外餐风宿露的艰辛、与家人离多聚少的牵念等，都渐渐成为了一种常态。

　　“1997年(干上这一行)之后，跟家人呆在一起的时间基本上是野外／家里3比1；2003年读完博士后回广州，以为能多陪陪妻子和儿子了，其实也只有一半时间能呆在家。”胡概括说，一个项目做完又接一个项目，出差回来还是出差，这就是作为一名动物科学家最日常的生活状态。

　　2002年夏天，受WWF(世界自然基金会)资助，胡慧建前往长江中游进行一项为期两年的湖泊鱼类调查项目。西洞庭湖、斧头湖、西梁湖、涨渡湖、江西赤湖……是他用脚一一丈量过的湖泊，“每个湖做三四天调查，每两个月做一次采样调查”。湖区的夏天水面反光强烈，阳光直晃人眼，人晒得黝黑如炭；冬天则早上5点半，就得驾船随当地渔民出湖，水面的冷风呼呼直吹，冷得出奇，经常手脚被冻得僵僵的，还要下到水里去取鱼、或下网捞鱼，并观察记录。

　　半年后的11月，一直坚持在长江中游作调查的胡慧建突然发现自己特别疲惫，还经常肚子痛。当地人建议他去医疗站检查一下，检查结果显示，他患上了湖区常见病——血吸虫病。原来，有一次在西洞庭大涟荡调查时，他从脚到腰都陷进了水里，大半身湿透，而那一段正是血吸虫感染区。

　　“按研究成果，血吸虫在人体存活的时间，多为2—20年，就让喝酒醉死它好啦。”在做广州陆生野生动植物考察途中，家里药已经买好、却一直抽不出时间彻底治疗的胡慧建曾笑着这般调侃。

　　身苦不如心苦，身痛不如心痛。这是胡自己总结的两句格言。长年奔山走水所带来的诸多肉体之痛，包括病痛，都可以忍耐，但整个动物研究行业在市场化的今天日渐衰落，却让他时时如锥在心：

　　1999年，省里科技改革，所有动物研究所工作人员的工资只发60％；2000年，工资全部取消，改为由项目资金支付，“没有项目，就意味着危及生存”；同时华濒所在动物保护与研究方面自建所以来、整整四十年积累下来的丰富标本资源和完整人才链，都将可能毁于一旦，而目前在人才方面，已明显出现断层，45—60岁的专家是零，新生代的年轻人已是凤毛麟角。

　　是振兴，还是放弃？这一切，对年富力强、正当在事业上大展手脚的胡慧建来说，是一个痛苦的命题。

　　“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明天”

　　内心藏着难解的命题，在长达40多天的广州野生陆生动植物的一期调查中，科考队员们见到最多的，却是胡慧建时时爽朗的笑。

　　5月初，在从化流溪河林场一带调查时，正逢雨季。一次，科考一队在返回驻地途中，遇上大暴雨，近十个科考队员被淋得全身湿透。第二天，三五个队员感冒发烧。“没有一个人向我提出要请假休息”，胡慧建常说，是科考队员们在时时感动着他。

　　受雨季干扰，科考队转点番禺，临时驻扎在滴水岩，因为没有热水供应，队员们洗澡成了难题。看到科考队最高大的队员小谷将1.86米的个头猫在路边不到40厘米高的水龙头下洗澡，还要不时躲避远处扫过来的摩托车灯光，胡慧建在当天日记里描述当时的心情“既想笑又想哭”。

　　而在他身上，承担的压力远比普通科考队员多得多。随行汽车的安全；科考资金的落实；向各基层林业部门求援，借车转场，借地搭帐篷；甚至为了节省经费，队员们的午餐简化成蛋炒饭……

　　“广州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有被称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中心的南岭和中国最长的海岸线，经济资源和生物资源都如此丰富，动物保护与研究行业没有理由不会有一个好前景。”胡始终相信，自己所从事的这个行业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明天。

　　5月27日，广州陆生野生动物考察第一阶段结束，全体队员回广州聚会。惜酒爱酒也有几分嗜酒的胡慧建，按其所形容的“性情中人”本性，肯定会大醉一场的。但那一晚，他没醉。因为接下来的第二、第三天，他还要为他及他的课题组答辩另一个自然科学项目。

　　本报记者　杨晓红

　　人物档案

　　胡慧建

　　1971年5月14日生，浙江人，广州陆生野生动物科考队队长。2001年获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生态学博士学位，2003年完成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回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工作。现任中国动物学会理事、中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协审专家。先后主持课题10项，发表论文29篇。

　　图：

　　科考队从驻地出发前夜，胡慧建在布置科考任务、安排相关行程。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吴峻松　刘可

　　胡慧建在野外科考时逢山定拜。

　　白云山上的红耳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