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经济学家为何失去大众（名笔）

　　顾雏军锒铛入狱，格林柯尔系坍塌，主流经济学家们面面相觑，鸦雀无声，不复去年争论时的意气风发。只有北大的张维迎教授羞答答地出来说了一句“我和他不熟，企业我也不太熟”，结果网上飞来的板砖足可以为北大再建一座教学楼（乱掷板砖我也是不赞成的）。在这种“舆论氛围最差”的时候，主流经济学家们最盼望的无疑是有人能为他们两肋插刀，仗义执言了。

　　他们果然没有失望。笔者看到的署名傅勇的《主流经济学家：傲慢从何而来？》一文（见8月8日《国际金融报》，以下简称“傅文”）就是这样一篇为主流曲意辩护的文章。

　　对“主流经济学家失去大众”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傅文也不得不承认。但在傅文看来，主流之所以会面临这样一个结果，既不是因为立场，也不是因为逻辑，而是因为态度“傲慢”了一点。傅文抱怨说，主流经济学家不应“忽视了与大众沟通的方式，不应盲目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仿佛只要再“谦虚”一点，主流们就可以“获得”大众了。

　　老实说，对这样一个结论，我是很怀疑的。因为对从来无缘登上经济学殿堂的普罗大众来说，主流究竟是傲慢还是谦虚，他们可能根本就不得而知。对他们来说，究竟是被主流“失去”还是“获得”，主要是来自切身的感受。在主流支配的企业改制过程中，他们忽然下岗了，忽然生活无着了，忽然凝聚着自己半辈子劳动的企业变成“管理层”的私产了……主流谦虚一点，能够改变这个事实吗？如果不能，谦虚又有什么用呢？

　　傅文在后半部分一上来就直奔主题：“质疑有失偏颇”。为什么呢？“就事论事地看，主流经济学家所力推的民营化显然并不是导致此类严重问题普遍发生的充分条件，因而，我们不能将顾雏军的被捕和格林科尔系的坍塌随意推而广之……单凭个案不能否定整个民营化之路”。

　　“民营化”是不是导致顾雏军式的“严重问题普遍发生的充分条件”，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推而广之”的始作俑者难道不正是主流们自己吗？不正是他们排出了豪华阵容，隆重推出了那篇《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的雄文，将“民营化”的命运和顾雏军的命运捆绑在一起的吗？在这个问题上，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撇清“民营化”和顾雏军的荣损关系，除了主流经济学家，我看谁也办不到！

　　为了继续论证“冰棍论”的合理性，并进而论证MBO的合理性，傅文模拟主流的口吻反问道：“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吗？”

　　在我看来，即便是我们承认必须进行产权改革，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有”！以我的视野之有限也知道，在西方，对亏损企业实行“管理层买断（MBO）”早已是明日黄花，现在采用最多的是“职工买断（WBO）”。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产权制度已经从早期的“业主自营式”、“私人大股东垄断式”过渡到了“公众持股”和“机构持股”阶段。显然，无论是从中国的文化传统、实际购买力的现实考量还是从改制后的企业效率来看，最优的选择都是“职工买断（WBO）”而不是“管理层买断（MBO）”。

　　以主流的视野之开阔和傅勇先生的知识之渊博，不会不知道“职工买断（WBO）”吧？

　　郭松民，青年杂文家。

　　《江南时报》 (2005年08月10日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