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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论坛)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10日09:38 环球时报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应该走大国发展道路,而不是照搬新加坡、韩国等国家经济发展所谓的“东亚模式”

  中国取得巨大成就以及现在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都可归结于“大国开放模式”,但我们必须调整其粗放型的特点,走效益型道路,建立起节约型社会

  中国是在冲突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因此,要以平常心看待冲突,要以大国的负责任的心态来面对竞争

  清华—环球论坛

  讨论时间:2005年7月29日

  讨论嘉宾:

  何茂春: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侯若石: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兼职教授

  本次讨论由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刘江永教授主持。

  中国要调整经济增长模式

  何茂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面临的国际经济摩擦增多,中国企业在“走出去、引进来”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经验教训也越来越多。其一,中国企业对国际竞争的游戏规则了解太少。跟任何国家发生经济冲突,我们首先应当反思自己,并对过去在任何情况下都指责别人歧视我们的做法有所纠正。其二,我们对国际经济竞争的潜规则不了解。比如,很多国家能对内普遍应用WTO规则,但在对外上,却是不遗余力地推行保护主义。其三,我们对正常的商业陷阱了解不多,因此,在并购、面临技术壁垒、反倾销、知识产权保护等过程中麻烦不断。

  这些问题有很多表现形式,有些完全是产业歧视,比如不允许中国企业并购外国企业,这是属于政治干预。另外就是典型的五大贸易冲突:技术壁垒冲突、反倾销冲突、反补贴冲突、特别保障措施冲突和保护知识产权冲突。

  李稻葵:在五大贸易冲突背后,本质是四大依赖。其中三大依赖是指核心技术依赖、市场依赖及原材料依赖。原材料依赖还可包括对运输渠道的依赖,比如,我国目前80%的石油经由马六甲海峡运输。最近半年来出现了第四种依赖,即在国际企业控制权市场或者说产权市场上,我们也受制于人。我们在引进外资时相当开放,但一旦中国企业想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外国公司的控制权,就会引起很多本来不必要的商业运作之外的争议。今后可能还会出现第五个依赖,即跨国经营的依赖。一旦中国企业并购成功,如何整顿、经营被收购的海外公司,也将是一个问题。

  这五大依赖的出现,同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有关。长期以来,我国以开放推改革。这种思维在改革早年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在今天恐怕行不通了。主要原因是:中国是个大国,经济规模已经很大,对世界经济影响巨大。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恐怕不能再走新加坡、韩国等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路线。中国要改变经济发展战略,从一味追求以开放促改革转变到真正把中国经济内部结构调整好,把自身改革做好。

  侯若石: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除了面对政治风险外,主要就是市场风险,它集中体现在价格风险上。首先,进口价格激烈波动。有些,我们不能控制,但可以预测,采取防范或分散风险的措施。如石油价格,中航油新加坡公司运作石油期货发生亏损,主要原因是对油价的预测出了错误。有些,我们可以控制,但谈判能力不够强,如铁矿石价格。其次,出口价格也在激烈波动。面对一些国家对我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和另一些国家的出口竞争的双重压力,我们处于降价和提价的两难境地。再次,国际金融市场的汇率和利率也很不稳定,影响了我国的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由于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很高,世界市场的各种价格波动直接影响了中国企业的对外经营,并通过带动中国宏观经济指标的一系列变化,间接传导到企业的国内生产。它影响了中国的宏观经济和产业结构,而不只是出口企业。为了应对价格风险,我们需要调整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层次的经济政策。

  中国企业面对价格风险,缺乏四种能力。第一,对价格的预测能力;第二,对价格的驾驭能力;第三,谈判能力,主要是讨价还价能力;第四,定价能力,价格制定权在别人手中。我们的宏观经济增长模式是以投资和出口推动增长。近几年,投资导致生产力不断扩张,而居民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于是不得不用出口缓解产能的压力。这一模式加重了外部价格风险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为了减轻价格风险,我们必须要刺激消费,减少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此外,我们不仅承担世界市场的价格风险,同时也承担着外国人的“中国威胁论”的政治风险。应对“中国威胁论”的一个有效方法,是调整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实行节约型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开创“大国开放模式”

  何茂春:中国企业面临国际竞争遇到困难,有内外两方面原因。国内因素可分三类。其一,中国企业本身的国际竞争力不够;其二,它们对国际规则了解不够,运用这些规则及潜规则的时间还很短;其三,国内市场经济管理缺乏法制。

  外部因素也有三类。其一,是经济背后的政治因素。任何一个经济摩擦都有政治原因,包括特别保障措施和技术壁垒纠纷;其二,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取得市场经济地位之前,我们得应对来自他国的贸易指责;其三,我们必须考虑到目前国际竞争的复杂性。过去,我们认为歧视我们的都是发达国家,但现在,正常的商业竞争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和我国的经贸摩擦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同我国的摩擦。

  李稻葵:我们可以透过表象看到根本原因。中国经济的问题之一,是缺乏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比如,由于我国城市化速度和方式有问题,宏观经济中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同时制约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二,中国缺乏大市场。第三,中国企业缺乏技术突破。

  根本原因是思维的问题。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应该走大国发展道路,而不应照搬新加坡、韩国等经济发展所谓的“东亚模式”。在经济上,中国虽然仍是发展中国家,但也应该把自己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桥梁。这涉及到中国在国际经贸谈判中如何定位的问题。

  侯若石:分析中国面临价格风险的原因,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大国开放模式”。新加坡、韩国等的经济高速增长来自于“小国开放模式”,它们人口不多,国内市场很小,外贸在GDP中比重高并不奇怪。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也走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道路,外贸在GDP中比重超过70%,这在其他大国没有出现过。大国的一个基本含义是人口众多,国内市场很大,经济增长理应主要靠内需。而中国国内市场相对较小,所以只能进入世界市场,走“大国开放模式”。

  中国能首创“大国开放模式”,有国内外两大原因。国内的客观原因,是中国劳动力便宜。国外因素则是近年来国际经济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2001年,英国《金融时报》称,新经济最主要的特点是外包成了一种潮流。目前,国际外包已经形成全球生产体系。中国的“大国开放模式”,得益于本国便宜的劳动力与国际外包趋势的结合。国外企业把外包加工业务交给中国做,因为中国有大量便宜劳动力,这两者的结合导致中国出口大增。由于出口商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主要掌握在外商手中,我们的“大国开放模式”是粗放型的。于是,许多问题和风险也随之而来,我们对世界市场的价格波动也格外敏感。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如何有效利用全球生产体系与本国劳动力的结合。比如,我们要创名牌,要提高技术水平,但不知道怎么做。劳动力和外包结合后,我们遇到了困难,不知道怎么利用这个结合进入经济发展的更高阶段,这可能是一些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表现不佳的主要原因。

  中国开创了“大国开放模式”,从而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由于这是一种粗放型模式,能源和原材料消耗过多。中国既是大国又实行开放模式,难免引起其他国家的疑虑。中国取得巨大成就以及现在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都可归结于“大国开放模式”。这个模式功不可没,但弊病在于粗放。我们要扩大开放,应该借鉴“小国开放模式”的经济结构升级的经验,走效益型道路。我们必须调整“大国开放模式”,建立起节约型社会。

  立足国内,走国际化和标准化道路

  何茂春:中国企业规避国际竞争风险,首先必须走国际化发展道路。即使企业不走出去,也要国际化,因为现在的竞争者正在国际化,具有全球性的生产和发展能力。第二,我们必须熟悉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掌握技术壁垒,学会知识产权保护,培养自己的商业情报体系。现在恐怕只有中国的企业没有专门的商业情报体系。这表明,一方面,中国企业对竞争者不设防,另一方面,我们没有积极主动地去了解别人,没有做到知己知彼。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谨慎,立足于长远,而不是以简单牟利为目的。

  我们要积极看待国际经贸摩擦给我们带来的冲击。中国入世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已经深刻影响了我国经济,但国内的游戏规则还没有完全遵循WTO规范。自由贸易不仅要求贸易上的自由,还要求经济的自由和市场观念的自由,要求真正的市场经济制度。

  我们应当在经贸冲突中反思国内的改革。首先,我们现在处于入世的后过渡期,要在体制、思想及法制上真正地入世,而不能把国际承诺当玩笑。其次,我们看到,中国是在冲突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因此,要以平常心看待冲突,要以大国的负责任的心态来面对竞争。失败不要紧,我们国内兼并都不成熟,进入国际兼并碰到障碍是正常的。中国企业进行大规模并购的资本实力、管理能力、适应能力以及利用并购后市场的国际拓展能力都不够,所以要慢慢适应这一过程。第三,我们企业过去对规则的严肃性认识不够,在国内有很多有法不依的事例。现在参与国际竞争,必须注意国际法的严肃性。

  李稻葵:中国企业要非常明确自身的优势,即中国是个大国,有潜在的巨大市场。中国企业首先要站稳自己的市场,在国内市场扩大自身规模,发展核心能力,提高核心技术。

  我所在的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有一个评估,预计在今后至少两年内,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稍微减慢。虽然这完全正常,但也意味着很多产业要进行结构上的调整。在这一阶段,中国企业要特别注意自身策应、技术、管理、资本及市场品牌运作等各项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人民币汇率改革后,汇率肯定是一个更大的因素和风险。企业必须明白,今后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走势,不仅取决于中美之间的贸易和政治协商,还涉及美国自身经济、美元和欧元等其他货币的走势问题。在中长期,由于美国国内经济状况,美元相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还将贬值,人民币相对美元还要升值,这个大趋势企业要清楚,在做规划时,尤其是在做中长期资本预算时要考虑进去。

  侯若石:中国企业要减轻甚至避免走出去的市场风险,首先要遵守国际标准,其次要积极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国际标准包括技术标准和社会责任标准。中国企业走出去,不是光买人家的资产、技术或市场,而是要学会最新的经营管理理念。企业社会责任就是新的经营管理理念,外国大企业每年都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而我们举办企业社会责任研讨会,企业却不愿参加。中国企业走出去,往往在劳动力标准上出问题。中国要建立和谐社会,制定和执行技术标准和社会标准是我们的重要任务。

  《环球时报》 (2005年08月08日 第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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