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应对36岁博导英年早逝负责

　　据《东方早报》8月9日报道，浙江大学年仅36岁的数学系教授、博导何勇，因“弥散性肝癌晚期”于8月5日与世长辞。家属与学校同事公认的死亡原因是过度劳累。另据社科院年初公布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显示在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北京，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59岁降到了调查时期的53岁，这比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人均寿命75.85岁低了20多岁。

　　萧亮中、焦连伟、高文焕再到何勇，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我国年轻的学术精英相继倒下。他们逝世的原因无一不是长期的超负荷工作、心理和生活压力或由于工作而错过疾病治疗的最佳时期。21世纪的今天，人才是宝贵的，我们理应万分尊重和保护知识精英，然而“知识精英，英年早逝”的现象不但未能缓解,反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一现象已经超越了“纯病理学”范畴，笔者认为，高校对于这些知识精英的英年早逝有着脱不了的关系，应该为人才的损失负责。

　　首先，高校有没有对这些中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体健康引起重视，有没有进行中青年知识分子健康教育？我看未必！徜徉在大学校园，不难看到校医院以及老年人活动中心都有退休教师职工健康讲座和疾病预防检查，然而却鲜能看到关于中青年教师健康的医疗保障措施。浙江大学的这位年轻的博导“一向身体无恙”，“后来实在是挺不住了，去医院一检查却已患上不治之症，直到去世他都不知道自己的病情。”这些精英往往专注工作，忽视自己身体状况，然而若医院有规范的身体健康检查和医疗保健措施，何至于其一直认为自己“身体无恙”，甚至“直到去世他都不知道自己的病情”。本来这些年轻的知识精英还可以为国家工作30年，甚至更多，但因高校的医疗保障上的严重不足而英年早逝，他们很多的才华难以施展，的确是社会的损失和遗憾。

　　其次，高校科技和学术管理中存在严重弊端。对照国外的种种激励性制度和种种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以及那种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我们不能发现目前我国高校中这种“榨汁”式的学术研究氛围实在令人咋舌。年轻的学者专家被认为有无穷的精力，理应趁着年轻力壮多作贡献，而且许多老专家和领导还“予以重任，多给布置任务”。年轻的学者专家有很强的精力和活力，然而若超出了一定的限度，违背了可持续性发展的原理，用“榨汁”式的方法掠取他们脑中的知识，那无异于“杀鸡取卵”。这位36岁博导的去世，也是因为“这位令人尊敬的优秀年轻学者，他生前承担的是怎样繁重的工作，他的生命在“高期望值”的工作目标中，慢慢消逝。”

　　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仅意味着有一流的大师、一流的学生和一流的成果，也意味着有一流的制度，一流的环境。在中国高校这种环境和体制下，中青年知识精英如果连身体健康都得不到保障，谈何能够为国家的科技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笔者无意对年亲博导的早逝进行责问，然而英年早逝却是是现代社会出现的对生命的挑战。这种死亡既是整个社会脆弱的一种反映，也是国家财富的意外损失。如果高校不引起重视，由于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和无形的不必要的工作压力和精神负担，导致了年轻的精英们英年早逝，那高校的管理者或负责人就应该负起责任，遭受国家和社会的谴责了！

　　来源:

　　人民网 选稿:黄珊 作者:张鲲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