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我在日军集中营里的苦难经历

　　专访：我在日军集中营里的苦难经历——访新西兰老人毕大卫

　　新华网惠灵顿8月9日电（记者夏文辉）“我一生中最痛苦的记忆，是第二次世界战期间在中国潍县的日军集中营里留下的，现在事情虽然已经过去60多年，但仍时常从噩梦中惊醒”，77岁的新西兰老人毕大卫回忆起当年那段痛苦的经历，嗓音变得苦涩了。

　　毕大卫是一位新西兰传教士的儿子，1928年生于江西庐山。8岁时，父母将他送到山东烟台的一所学校读书。1943年秋，侵华日军将毕大卫等几百名从北京、天津等地抓来的外国人装船运到青岛，接着又转运到潍县（今潍坊）一个叫“乐道院”的修道院。那里已被改建成专门囚禁在华外国人的集中营。在毕大卫到达半年前，就已经有数百人被送到那里。到1943年冬，那座集中营中关押的外国人已经达到1600多名。

　　作为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毕大卫当时对战争并不十分理解，只知道外边在打仗，不断死人，在集中营关着的所有人都失去了自由。能不能回到学校？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父母？也不知道……。那段时间，集中营里的人同外界失去了联系，唯一的消息来源是集中营提供的日本报纸，而那上面无非只是些日军不断取得“大捷”的消息。

　　在日本人的严格看管下，潍县集中营里的生活异常艰辛。每天天不亮，所有的人就会被叫到广场上排队，接受日本看守的点名，随后被派活，稍有不慎还会遭到训斥。“无论刮风下雨，不管你是否有病，必须准时排队点名，还要用日本话高声向站在队伍前面的日本看守报数，声音小了，就要被骂，还得重来。到现在，我还记得怎样用日本语报数，但我永远厌恶那些数字”，毕大卫痛苦地回忆着。

　　毕大卫到集中营不久，冬天到了，衣物的匮乏使年少的毕大卫备尝寒冷。由于食物供给不足，集中营里的人处于长期挨饿的状况。

　　不知父母下落的毕大卫常常陷入深深的孤独、思念和恐惧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集中营里的环境不断恶化，许多人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越来越差，不时有死人的消息传出。毕大卫记得，一个试图从院墙外偷送食物进来的中国人被电网电死，在高墙上挂了两天；他还记得，一位和蔼的运动员在集中营里患病，由于缺医少药，这位难友最后痛苦不堪地死去；他还记得，由于两名外国人成功地逃出了集中营，恼怒的日本人更加强了戒备，甚至将每天一次的集合点名改为一天两次。

　　后来，难友们从日本人的报纸上发现，战线正不断靠接近日本本土。不久又传来消息说，德国人投降了，日本人也快了。难友相互转告，兴奋不已。

　　1945年8月17日，集中营里的难友们突然听到飞机引擎的轰鸣声，随后，飞机抛下了食物和药品，紧接着几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空降下来。难友们意识到，盟军来营救他们了。大家欢呼着，冲向久未靠近的集中营大门。惊恐不堪的日军看守自动放弃了武器。毕大卫和难友们近3年的集中营痛苦经历终于结束了。

　　此后毕大卫辗转数月，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父母。但这一面同上次家人团聚已经相隔了6年。

　　今年8月17日，山东潍坊将举办“潍县集中营解放60周年纪念活动”。作为当年日军侵华罪行的见证人，毕大卫准备前往中国，向人们讲述他的亲身经历。他已将一些当年拍摄的集中营照片整理成册，准备带到纪念活动中去。画册的封面用中文写着：“解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