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

　　古人把一些难以抗拒、无法解释的事情归因于命运注定，神佛安排，所谓“死生由命，贫富在天”，于是该做、可做的许多事情都不做了。在长期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中，人越来越聪明，逐渐认识了人的作用和主观力量，认识了内因在事物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过去不敢想、不会想，不敢干、干不成的许多事情，于是干成了。

　　命运是没有的，机遇是存在的。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作用，机遇会突然出现在面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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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1918年出生在河北省徐水县，在家乡度过童年、幼年。

　　这个小县位于平、津、保三角地带，平汉路纵贯全县，运货小木船从天津经白洋淀沿漕河可达县城（听说那条小河现在已经干涸了）。

　　徐水古名安肃，南宋时是宋、金两国分界线。宋朝官员出使金国，过了安肃，就到“异邦”。当时金强宋弱，有些使者不知道以后能否返乡，留下不少去国伤怀的诗词。谁知这样一个位置冲要、交通便利的平原地区，到清末民初，经济、文化落后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近二十万人口以农为业，到民国初年人均耕地不到二亩。土地硗薄，粮食产量很低，没有什么副业、特产。县城周长四华里，只有两个城门。毫无现代工业。称得起手工业的，县城只有两个当时叫“烧锅”的酒坊和几家制造铁木农具的个体劳动者。全县只有一个简易师范、五个设备简陋的高等小学，外出就读的大学生寥寥可数。历史上没有出过高官显宦、富商巨贾。

　　“大跃进”年代，徐水曾经名扬全国。可惜昙花一现，留下许多笑柄和严重后遗症。

　　未得地理位置冲要、交通便捷之利，却备受两者之害。从清朝末年的“八国联军”到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多年折磨着这个平原小县。“官兵”（群众这样称呼反动统治阶级的军队）比官吏更横，溃兵（内战中打败了的游散军队）比土匪还凶。我在家乡看到的都是乡亲们痛苦的隐忍，没有听说任何形式的反抗。这里从未闪现革命的火花，改良的涟漪也未光顾。有口饱饭吃的懒洋洋、慢吞吞混日子，填不饱肚子的东挪西补、“糠薯半年粮”熬日子。历届徐水的县官一则以忧，一则以喜，忧这个“丙等县”（国民党政府建制中最低等的县）油水不多，喜这个出名的“绵羊县”从未发生过任何形式的反抗官府的“闹事”。

　　我出生在徐水城关一个商业资本家兼地主家庭。儿时“四世同堂”，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分家，那已是我离家十年之后。

　　论经济实力，这个家庭是徐水几家富户之一：独资经营一家在徐水数一数二的商店，在其他几家商店拥有股份；雇工经营二百余亩土地，这在徐水是个大数目；自住并出租市房近二百间，居全县第一。论政治影响，是徐水“乡绅”之首。我堂祖父（曾祖母在我进私塾时去世，他即成为“三世同堂”的家庭之主）和我父亲相继当过县商会会长十多年，还办了不少“公益事业”；论生活水平，更是全县少有——而且总要摆出一副阔架子。

　　但是，这个家庭十分腐朽。我眼看着它迅速败落。农村日益破产，以农民为对象的商业日益萧条；苛捐杂税与年剧增，严重影响这个家庭的主要收益。更直接的原因是家庭内部的腐败。商店交由“掌柜”经营，农事由“管事”（充管家、长工头两事）管理。谁都看得出这个家庭末日已到，祖、父辈谁都不肯在腐朽生活中稍加收敛，里里外外一片败落景象，过一天算一天。

　　人丁繁衍，经济利益冲突，是这种家庭必然解体的又一原因。我曾祖父以上几代都是单传。祖辈兄弟四人，父辈堂兄弟五人，我这一辈男女十四人（我离家后又增加五人）。上两辈人要挥霍，小一辈人儿时要吃喝，稍大要上学，成年要婚嫁，要就业，都非这个日益败落又没有奥援的家庭所能承受。这个家庭能维持到抗日战争胜利，恐怕主要是由于“树倒猢狲散”的恐惧感和旧礼教的某种凝聚力。

　　在小辈即“草字”辈，我是长男（“庄”字，当时为“”）。这个辈分、序位给我印上长期难以抹掉的烙印。我家称不上书香门弟，但男孩子（加上我这一辈的女孩子）都要读书，当然不是追求学术造诣，而是为着日后谋生。家里有书房，藏有四书、五经和《水浒》、《西游记》等小说，我儿时在书房反复取读。家中讲究虚礼，旧规矩很多，晚辈对长辈绝对服从，在堂祖父面前我这一辈人只能垂手站立；长辈生活再荒唐，晚辈不能置一词。我这长男更要做顺从、忍让的表率。我以后在革命队伍中时隐时现的貌似谦和实为懦弱的性格，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我祖父行二，同我祖母相继早亡，这一支在家里于是完全失掉发言权。他的两个儿子，即我父亲（行二）和我三叔，生有11个子女，占草字辈的绝大多数。这个家庭的某些开支按人头平均分配，有些人就认为我祖父这一支占了便宜。上一代早亡，第三代“多占”，第二代的三叔得了神经病，父亲长期出门在外，母亲又是文盲，所以我这一房在家事上感到压抑。

　　封建大家庭不和，多从妯娌纠纷引起。她们过去是“路人”，在大家庭中又有经济利益矛盾，单凭封建礼教维系，即使礼数上能“过得去”，冷言冷语是经常有的。这使我非常心烦。我五岁在私塾念书时“经常走神”，受塾师训斥，就是由此引起。

　　塾师谢老先生是个饱学秀才，以后屡试不第，因衣食不愁，晚年课徒解闷。他的教育思想与一些冬烘先生不同，为我们几个儿童启蒙，教完“三（《三字经》）百（《百家姓》）千（《千字文》）”和《论语》，就教《弟子规》、《增广贤文》和《千家诗》《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书。学生欢迎这种教法，因为诗赋琅琅上口，容易记忆。也未闻家长有何异议，大抵因为时代不同，谢老先生威望又高。现在看，这两年对我影响不小，一方面，一些优秀诗文，我年过古稀还能背诵，成为终生从事文字工作不可或缺的“砖瓦”；一方面，某些诗文（如《陈情表》《祭十二郎文》）的情调同我由于家庭日薄西山而产生的没落情绪相结合，使我过早地成为人们谈论的“小大人”。当时我作为资本家、地主家庭一个年幼成员，对家庭即本阶级的没落感到悲哀、惆怅。

　　两年后转入小学。在初小、高小，我的国文“出类拔萃”，数学却相当糟。成绩越好越来兴趣，兴趣越低越无成绩。我父亲在东北做事，当小职员，不为挣钱养家，只求“见见世面”。“九一八”东北沦陷以后，他被日寇赶回家来，经营自家商业。他在同辈五人中较有“头脑”，后来继我堂祖父任县商会会长。我母亲是邻县一个大地主家的女儿，按“女子无才便是德”培养，文盲，在娘家娇生惯养，在婆家备受压抑，本房一些开支，经常要靠娘家资助。母亲不可能过问我们的学业，堂伯、堂叔忙于自己荒唐生活，无暇过问我们的学业。上辈无人管，小辈乐得自行其是。数学、地理等课我所厌腻，只求考试及格，主要精力用在课外读物上。高小有早自习、晚自习（后两年还有汽灯照明），城关的走读生是否参加可以自定，我却风雨无阻，到学校看自购的、家藏的和借到的武侠小说、公案小说。第二年向一位姓严的同学借到一本《少年维特的烦恼》，反复阅读，好像发现了一个新天地。

　　家业越来越败落，最后成了一个号称“有房有地有生意”（这是徐水一带富有的标志）的空架子。1933年我高小毕业，家庭只允许我报考位于保定的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图的是不收学杂费和饭费，毕业后有望当高小教师。我没有被录取。据说这一年报考者特别多，“百里挑一”。这是人民生活日益艰难的一种折射。考国文我游刃有余，但数学不行，名落孙山毫不奇怪。这是我有生以来受到的初次打击，一时竟至六神无主。家里没有人批评，没有人安慰，也没有人说今后应该怎么办，更没有人命令我参加劳动。我成了这个家庭多余的人，原有的灰暗心情更加灰暗。

　　经过一阵震颤与彷徨，终于挺过来了，我认定要继续读书，读书才是出路。考不上学校在家里读，能读一天是一天。家里的“南园”有空房，我收拾一间出来，成为自己的小天地。一位报考第二师范同样落榜的王姓高小同班同学借房同读。我们两人除了温习数学，主要是读唐诗，读古文，对一些出世思想浓厚的东西尤感兴趣。

　　这时徐水城里出现了新事物，成立了一个“民众教育馆”。利用城里有名的张宅几间房子，置办一些图书，订了几份报纸，有两人负责管理，对外开放。一般人糊口都难，谁去看书？办这种事业看来只是为了点缀。

　　这个地方对我度过失学的一年大有帮助。我几乎每天必到，近似“走读”。有书报看，失落感减轻许多，眼界逐渐开阔。当时还不懂得“开卷有益”这句话，我是见书就读，根本不懂什么选择。回想起来，当时还真没有看过现在舆论痛加抨击的“黄”书。两位管理员知道我是“李家”子弟，另眼相看，多方给予方便。我又十分恭谨，经常主动打扫房间，整理书报，俨然成为义务工作人员。看什么书任意取阅。馆中最珍贵的“万有文库”（商务印书馆版），轻易不许人取阅，也无人取阅，我不仅在馆里读，还能带回家读。看书入迷了，不过一年，几乎读遍了馆里的文史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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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暑假后，我又上学了。一个堂弟、一个弟弟这一年高小毕业。堂弟与我同岁，是独子。他的祖母在这个大家庭中辈分高，年龄大，有较大发言权。他是非升学不可的，我和弟弟也沾了光。但家庭经济力量不能支持三个人上普通中学，于是让我们报考河北省立易县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我的国文无问题，算术又经过复习，考了第一。两个弟弟也考取了。

　　这个学校的前身是河北省立第八中学，校长王国光，学校原在易县城内，改成河北省立易县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后移到易县梁格庄。这是燕太子送别荆轲之处，逊清西陵所在地，山环水绕，风景秀丽。平汉铁路有支线通梁格庄，是为清帝祭陵专修的。梁格庄原是小村，因有“护陵”人员聚居，逐渐发展为小镇，清帝退位，日渐衰落。农职以清帝行宫为校舍，梁格庄的小型修缮、服务、文具等行业随着发展起来。

　　农职五年毕业，相当现在的高级中专。它在招生时还能稍加选择（北平、保定一般中学招生常不满额），主要由于费用极低：不收学杂费，伙食费每月银洋两元，学生“实习”的劳动收入完全归己。俭朴的学生加上校服、书籍、零用，每年四十元足够。特别吸引人的是可以学到一技之长，有利将来谋职。我饱尝失学的苦头，深感升学的不易，所以对复学特别珍惜。这个学校的课程安排很紧，上午课堂讲授普通中学课程和农业技术课程，下午到农场“实习”，育种、嫁接、配种、剪枝……什么都做。我没有听到一个同学对此发过怨言。按照现在城市学校的情况看，学生年龄一般偏大，甚至有结婚生子的。这些同学大概多年失学，幸而得到一个费用很低的学习机会，想在校学些“本事”，毕业后可能找个工作，即使课程紧些，伙食很差，也心甘情愿。我更想充分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但我的梦想是当作家，不是农业技术员，所以农业技术课程但求“说得过去”，并不上心，英语、数学，更是只求跟上“大溜”，主要精力用在课外书上。

　　按照中等技术学校的水平，这个学校的图书馆相当充实。有阐释孔夫子学说的书，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有杜重远、邹韬奋办的鼓吹抗日救亡的杂志，有《子夜》《爱情三步曲》等小说。总之，只要不是直接宣传共产党的书，可说兼收并蓄。这里离清西陵很近，同学们星期天大都出校郊游。这里离易县城十余里，口袋充裕的同学喜欢到城里下小馆打“牙祭”。我在星期日从不出门，整天读书。周一到周六则利用包括早自习、晚自习在内的所有课余时间读书。我跑图书馆最勤，借书最多；我主动帮助管理员干各种杂事，因此建立了感情。从第三学年开始，两位管理员经过商量，给我一把图书馆进门钥匙，允许我在课外时间和星期日进馆阅读。我就这样全神贯注地读了三年。我愿意在徐水十几年的印象从我头脑中永远消失，易县梁格庄的三年却终生不会忘记。河上肇、陈豹隐的经济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陈唯实的《通俗辩证法讲话》，以及文化旗手鲁迅的许多杂文，茅盾、巴金等名作家的许多小说，以及俄国、法国、丹麦等国许多文豪的名著……有些现在头脑中还有清晰的印象。如果说我在徐水“民众教育馆”读的书多是“上一辈人”所喜欢的，在农职图书馆读的书有不少反映的是时代潮流。

　　易县农职的许多措施深受学生欢迎。学校课程虽紧，管理却相当宽松，三年中从未处分一个学生，也没有一个学生违犯校规。从不进行期中、期末考试，提倡自由、自爱，学生感受不到任何压力，听课、劳动反而更加努力。学校敢于购置许多进步书籍，任由学生借阅，我当时对此感到费解。

　　1995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两本介绍抗日战争时期“国立一中”的书，其中有代校长王国光的事迹，终于找到了答案。这位老先生就是河北省立易县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校长王国光，河北高阳县人，早年参加同盟会，从事教育工作五十年，桃李遍北国。他早年任河北十分著名的保定育德中学校长时，受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委托，办“留法勤工俭学高等工艺预备班”，吸收了刘少奇、李维汉、李富春等许多以后成为著名革命活动家的学生。1960年，王国光写回忆文章说，育德中学能办“留法勤工俭学高等工艺预备班”，是由于育德中学具有“爱国性、积极性、创造性”。抗日战争时期，王国光任流亡到河南的“国立一中”代校长，曾送二十多个学生到延安，其中包括他的儿子。解放后王国光年事已高，当选河北省一、二、三届人大代表，河北省一、二、三届政协常委。1962年八十大寿，刘少奇等同志热情为其祝嘏。在那种家国困难的情况下，我能在易县潜心读几年好书，多亏遇上这位开明校长，应该说是很幸运的。

　　梁格庄虽是农村小镇，巍峨的宫墙还是把我们这些“洋学生”同劳动人民隔离开。1935年春季，学校组织学生到附近“短足”，我们一班去距梁格庄四十里的云氵蒙山。最初是列队行进，慢慢就变成三三两两结伴而行。我们几人在镇西遇到一个樵夫：中年人，衣衫残破，背着一架青柴（在陡峭山坡上砍柴，无法挑担，只能用木架背负），一步一步向前挪动。山风料峭，他穿的单裤仍高高卷起，两腿伤痕累累。我们看他有气无力，问他是不是没有吃东西？他点点头。我们凑了几张作为旅行干粮的面饼给他。他大口吞了两个，把剩下的揣到怀里。他说家里还有一妻两子一女，孩子从来没有吃过白面烙饼，他要带回去给孩子。他说，他住的山窝铺离梁格庄二十多里，他起大早到山上砍柴，背到梁格庄卖柴买米，回家煮粥一家人吃。看他冻得发抖，问他为什么不多穿件衣服，他摇摇头。问他腿上的伤是怎么回事？他说是荆子扎的。“为什么不穿条裤子挡挡？”“先生，”樵夫摇摇头说，“砍柴，谁敢穿裤子？腿扎破了，许能慢慢长好，裤子扯破了怎么办？”我们几人一下愣了，最后只能把身上带的零钱凑在一起送他。樵夫趴在地上磕头，不断重复一句话：“先生啊！我记先生们一辈子！”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劳动人民。樵夫说记我们一辈子，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樵夫。我的家庭虽已败落，同这位樵夫仍然离得很远。他的血泪诉说，令我振聋发聩。“短足”回来经常想这件事。当时谈不到什么正确的阶级观点，只是痛感人间不应有此等惨事——宁可把腿扎伤，不敢扯破裤子！前几年，从家庭败落的灰暗心理出发，到某些古典诗词中求解脱，无异缘木求鱼。有些人吃饱肚子写诗，文字可能很美，却把苦事写成乐事。郑板桥的渔樵耕读《道情》，曾经使我陶醉。他写的樵夫十分闲适：“倒不如闲钱沽酒，醉醺醺山径归来。”我遇到的樵夫，哪有“闲钱”？何能“沽酒”？一家五口喝不上小米稀粥！樵夫的教育使我慢慢从古代转到现代，从幻想回到现实。从此对书的兴趣更加浓厚，重点明显移到《大众生活》《永生》等杂志。《包身工》等报告文学及《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等小说，它们使我大开眼界。十分遗憾，易县农职没有革命火种（解放后我多方打听，当时农职没有共产党地下组织），始终未能打破梁格庄的“宁静”。“一二·九”“一二·一六”都未影响到它。孤零零的农职象被时代遗忘了，也许时代从来就没有认识它。

　　作者：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