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 求

　　从爱国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要有一个思想飞跃，关键是革命实践。

　　1939年下半年，我国政治形势发生大变化，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作为这个逆流的急先锋，在山西制造了“十二月政变”。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全国人民的团结、抗战、进步的要求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分裂、投降、倒退政策的斗争公开化了。

　　在此之前，我国许多知识青年有民族觉醒，把日本侵略者打出中国去的决心是坚定的；也有模糊的共产主义觉悟，表现为追求革命，又要“自由”，想当“党外布尔什维克”，甘作革命的同路人，还自认为蛮进步，实在愚昧、糊涂。

　　经过在共产党有强大政治优势的晋东南的观察、思考，接受共产党的直接影响、教育，我的政治觉悟逐步提高。在国民党血腥屠杀革命志士和善良人民的关键时刻，非此即彼，不容犹豫，我感到应该有个家了，这个家就是共产党。唯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完成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进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最后到达共产主义。

　　我参加共产党经过深思熟虑，尽管当时国民党在晋东南（更不要说全国了）的军事力量还有强大优势，在许多人心目中它更在法统上居于主导地位。

　　13

　　抗日军政大学总校1940年从延安移到晋东南，校部驻武乡县蟠龙镇，各部、团分驻附近村庄。这给我提供了一个好机会。虽然晋东南有抗大一分校，我还是愿意进总校。

　　这时民革社上党分社人员已经调出不少。我征求一些同志的意见，不同意我去“抗大”学习的居多。我认为他们主要是为民革社的工作着想：不少编辑、记者已经调走，留下的同志可能认为我是采访工作的一个突击力量，所以不愿意我再走。但我去意已决，最后又征求杨献珍的意见。他很同意我去“抗大”锻炼，他说：“你应该补上这一课，你不说，我还想提醒你。在‘抗大’不一定能读很多书，主要是改造思想，锻炼作风。”他还说，他的工作可能变动，我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到北方局找他。这样，我去“抗大”就最后决定了。

　　去“抗大”，我有两个希望：一是锻炼，把自己锻炼得同那些共产党员朋友完全一样。过去一些很要好的同志有时同我开玩笑：“一看就能知道你是从外边来的。”作这种判断的根据是什么，我不清楚，也不好问，但经常为此感到苦恼。我希望到“抗大”同大家“滚”一段时间，就能同大家一样。二是解决组织问题。在本单位，同我谈过这个问题的同志，有的已调到别的单位工作，有的虽然还在本单位，因我先已说过要作“党外布尔什维克”，现在申请入党，相隔时间又不长，实在难以启齿。当时我很看重面子的。

　　“抗大”总校这时由副校长罗瑞卿主持，是第六期。我被编在二团一连，驻武乡县石瓮村。全连学员营一级军事干部为多，其次是牺盟会、民主政府、救亡团体的中层干部，新闻干部只我一人。我在“抗大”近四个月，听课不到十次。“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知识分子干部认为比较熟悉；军事基础教程，军事干部不大感兴趣，很使教员为难。校方正在解决这个问题，紧急任务来了：运粮。原来武乡西部段村镇（现为武乡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在原武乡县城西五六里，原武乡县城在抗战开始不久即被敌机炸成一片废墟）存有一大批公粮，我军获得敌人将在段村镇设置据点的情报，要把这批公粮火速抢运出来。这场战斗的艰苦，据我们连的杨指导员说，“抗大”开创时，才从大城市到达延安的学员，在荒山沟中开山辟土，挖掘窑洞自建校舍之下。石瓮离段村七十华里，我们每天清晨顶着星星出发，晚间踏着月光回来，每天一百四十里，去时徒手，回程背粮，而且不是一天两天，长达几十天。最初人们的腿肿得很粗，互相推拉才能挨到炕上。没有装粮工具，有同志发明用中式裤子，先绑紧两个裤脚，装上粮食，再绑紧裤腰，搭在脖子上，两个裤脚在前，一个裤腰在后，不用手扶都很稳当。先进经验迅速传开，全校都用此法。

　　在运粮期间改善伙食，三餐都吃香喷喷的小米干饭。1939年，晋东南实行减租减息还不够彻底，也未开展大生产运动，到1940年上半年，粮食供应十分困难。“抗大”师生员工都吃高粱、黑豆。不能说这两种谷物营养不丰富，河北平原的马料都是高粱、黑豆。但我们吃的高粱、黑豆都未加工，整料下锅，无法煮烂，很难消化吸收。但是，看看戴连长、杨指导员这两位老红军背粮走在前头，吃饭津津有味，学员即使有意见也说不出口。我由此想到冲锋的时候，共产党连排干部的典型语言是“跟我来”，国民党军官的典型语言是“给我上”。榜样的力量确实很大，不同的榜样会起不同的作用。

　　背粮以前，动员工作做得相当深入。杨指导员是陕北人，是跟着刘志丹同志搞革命的。一口陕北腔，满嘴老实话，决不讲空洞的大道理。他说，同志们都是中层干部，大道理比我懂得多。现在根据地缺粮食，拼着命也要把段村的粮食抢运出来，那都是好小米。我们平常吃不上小米，只有高粱、黑豆。别小看高粱、黑豆，这也是群众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想想群众吃高粱、黑豆还掺野菜，我们更要努力运粮。运粮是很艰苦的，每天光走路就有一百多里。这是很好的锻炼，也是严峻的考验，相信大家都愿意锻炼，都能经受考验。

　　论行军、负重的历练，全连学员以我最少。一天下来，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咬紧牙关”。同志们照顾我，只给我带的大裤子装了一斗小米（当地一斗为十四斤）。可是走到蟠龙，我似乎一步都挪不动了，而这里离石瓮还有十几里路。我年龄22岁，正当年，个头在全连数第二，无任何疾病，为什么别人能走，我就不行呢？这样想想，牙咬得更紧，气憋得更足，终于挨到石瓮，被同班同学抬到炕上，晚饭也是同学们端来。

　　第二、三天最困难，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是怎样熬过的。第四天，杨指导员大概看着我实在吃力，指定我在蟠龙、段村间一个固定“小休息”的村庄烧一天开水，供大家回程饮用。这个工作很轻松，既少走一半路，又不必背粮食，显然是对我这个小知识分子的照顾。非常可怜，当时我竟然没有谢绝这种照顾的决心和勇气，稍有踌躇就接受了。第五天，全校运粮人员休息。我经过这两天的恢复，不但把这次运粮任务坚持下来，到最后几天，居然能背二斗小米，虽然在全连还是背得最少的几个人中的一个。

　　背粮将要结束的最后两天，敌情已经相当紧张。一班除我以外，都是营级军事干部，所以领受了光荣任务：不背粮，到段村西北七八里处一无名高地担任战斗警戒。我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庆幸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一方面担心自己能否经得起战斗考验，暗暗警告自己，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坚持住，绝对不给一班抹黑。每人一支步枪、十排子弹、三颗手榴弹，轻装，不带背包。同大队一起出发，战斗班一路慢跑，近八十华里，一刻也未休息，在大队到达段村之前已进入阵地。“背粮万岁！”我心里说。没有二十几天的背粮，我的意志，我的体力，哪能承担八十华里毫不休息的慢跑行军！当时还想不到这对我以后在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当随军记者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我们刚把段村的公粮抢运完，敌人就对武乡一带进行“扫荡”。“抗大”是教育机关，当时没有主动作战任务，一切行动都服从“保存自己”这个首要目标，所以在武乡一带同敌人兜圈子。敌人大概发现我主力部队一部正向敌占区前进，很快缩回去了。我们跑路不少，可始终没有同敌人接上火。

　　抢运公粮和战斗行军之后，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运粮，我是全连背得最少的几个人之一，但我自认尽了最大的努力，同学们反应也不错，我就听到有人悄悄议论：过去弄笔杆子，不要说背粮，跟着走下来就不错。反“扫荡”战斗警戒时，有两次前出两三里准备战斗，老实说，我心里多少有些打鼓，行动上却丝毫没有含糊，同志们也是看在眼里的。我写了详细自传，写了过去和现在对党的认识，表示了终生为共产主义牺牲奋斗的决心。杨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一方面代表支部肯定我到“抗大”后的表现，一方面给我指出继续努力的方向。支部对我的申请持肯定态度。

　　我这时最大的苦恼是历史情况无人证明。从参加“民大”到参加“抗大”，这是我入党前政治性很浓的一段经历，当然应该审查清楚。入党时，整风中，“文革”开始几年，都审查这段历史，这对党、对我本人完全必要，以后还要说到。1940年，抗战进入最艰苦阶段，根据地被敌人分割，我同过去在晋西的所有朋友、熟人都失去联系，无法取得他们的证明。想来想去，还是求助杨献珍。他这时担任北方局秘书长，驻地离石瓮不远。我一直把他看成老师、长辈、党同我联系的负责人。这一点没有任何人向我证实，完全是我自己的感觉和希望。我甚至认为，我在晋西的情况，献珍同志通过党组织也是基本了解的。

　　我到北方局找到献珍，坦诚地倾诉我的苦恼和愿望，请他给予指点和帮助。他一点没有迟疑，就说我的情况组织是了解的，他可以给“抗大”的党组织写信，说明他了解我的政治情况。他写的信很短，但体现了党对一个青年的关心和信任，我毕生都会牢记：“李庄同志政治很纯洁，工作也很努力，只要他有决心，就可以入党。”他说，这信本不应该给我看，现在让我看看，是要坚定我的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要准备牺牲一切，包括生命，没有最大的决心是不行的。我说，我经过慎重考虑，中间甚至有反复，曾想做“党外布尔什维克”，我是下了最大决心的。他笑笑说，这样才好，并祝我一切顺利。

　　14

　　但事情的发展并不顺利。1940年7月，我突然接到命令，马上到团部政治处报到，接受紧急任务。我只有一个背包，告别相处几个月的同学，告别十分关心我的戴连长、杨指导员，从石瓮赶到团部驻地石门。杨指导员非常关心我的组织问题，他最后对我说，连里早就上报了，团里至今未批，你可以问问为什么没有批？我到了团政治处，大个子组织干事（名字记不得了）说，本来学员一般不能中途休学，民革社调你采访“百团大战”，任务很紧，又是罗主任亲自批准的。原来这时罗瑞卿同志已经调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抗大”总校由滕代远副校长领导。我对中途休学不能提出任何意见，只说，我的组织问题还未解决，请问我能协助组织做些什么？他说，有个重大问题，你还没有向组织说清楚。我大吃一惊，郑重声明：我没有向组织隐瞒任何问题，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问题，我好负责对组织说清楚。他说，就是你同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关系。我详细说明采访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情况，说明我主持招待作家战地访问团和陪同他们的国民党军官的情况（当时民革社上党分社社长张鱼赴晋西总社开会，上党分社工作由我主持）。组织干事说，这是你的正常工作，不是个人关系。你到过陵川平城镇么？我略一回想，马上报告：长治退守以前，我到决死三纵队采访，当时决死三纵队在白晋路西的沁水。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所辖演剧第三队在决死三纵队工作，与我都住在三纵队政治部。演剧队由受党影响的知识青年组成，共产党支部是半公开的。三纵队政治部宣传科是主人，演剧队和我都是客人，两三个月下来，三方面成了一家人。敌占长治以后大概一个多月，我奉命调回在白晋路东的民革分社工作，演剧队编剧、共产党支部负责人彭後嵘到北方局汇报，请示工作，与我同行。路过陵川平城镇，我俩在一家饭馆吃饭，边吃边谈果戈里的《钦差大臣》。邻座一个青年听得入神，过来参加这场无拘无束的谈论。这个同志姓丁，在“抗大”工作，就是二连现任指导员。我说，彭後嵘中等身材，四川人，右眼眶上有个大疤，穿一身相当讲究的“中央军”（当时对国民党军的通称）军官服装，可能被误认为国民党军官了。听说彭还在北方局招待所住着，请组织问一问他。也可以就近问问二连丁奇胜指导员，他也是个当事者。组织干事想了想说，我看不必再问，你这就说清楚了，你等一等。他到另一个房间，可能是同其他同志商量，过了不久，拿了我的入党申请书，说组织批准了你的入党申请，你现在是共产党党员了。我很少当众流泪，此时竟然在这位很不熟悉的组织干事面前流下泪来，太激动了。

　　为什么一个多月没有批准，我说了这一番话就批准了呢？我当时弄不明白。事后得知，我到“抗大”学习，二连丁奇胜指导员看见我，就问党组织李某是不是共产党员？他得知我不是共产党员，就向党组织说明在平城遇到我的经过，并建议如果我申请入党，必须审查清楚我同那个国民党军官的关系。解放后，丁奇胜来北京，到人民日报社看我，当时他在东北从事教育工作。我们先是海阔天空，最后谈到他提出的审查我那个“关节事”的建议。1940年，党中央已经提出巩固党的任务，他从保卫党考虑，提出上述建议是完全正常的。把这件事情搞清楚，对党、对我本人都有好处。我们两人分析，最后批得那么快，一定是陈干事（这时我才知道那位组织干事姓陈）见我神情坦荡，说话在理，又主动提供调查线索，特别是我在不知道入党所以拖延的原因的情况下，主动建议向“检举”我的同志调查，更可看出我忠诚无私，所以他在请示领导后，很快批准我的入党申请。我们两人还就此议论：我们都没有在敌人统治区从事秘密工作的经验，但是觉得像这样“背对背”进行审查，在秘密工作条件下可能是必要的。根据地情况不同，党在根据地实际上处于执政地位，不会为审查干部发生任何不测事件。被审查人也是重要的当事者，也应该向他进行必要的调查，如果他所言属实，不仅取得解决问题的直接材料，而且证明他对组织确实忠诚。如果他说假话，最后不仅会被揭穿，且可暴露此人的虚伪面目。我们两人作此议论时都是三十岁稍稍出头，已有一些党内生活经验，谈的是真诚的希望。十分遗憾，这种“背对背”审查干部的方法，由于种种原因，竟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使我们付出不少原可避免的代价。不管环境、情况如何变化，始终坚持过时的做法，害得我们实在太苦了。

　　15

　　我因为被选定参加“百团大战”的报道提前离开“抗大”，回民革社受领任务，第二天就同另一记者荣一农出发了。由于战役之前严格保密，民革社参加这次报道决策太晚，调我离校办手续又用了几天（当时公文周转还是相当快的），结果把时机延误了。我们两人已经找不到赶赴前线的战斗部队和任何带枪的人员，只能相偕冒险赶路。辽县是根据地，日夜行动都无问题。入榆社县北部，气氛逐渐紧张，犬吠声显得分外凄厉。当时根据地的狗都打光了。敌人进入根据地后，我军一般夜间袭击敌人，狗不分敌我，闻声乱吠，无异给敌人报警，所以我们说狗是“汉奸”，把根据地的狗一律打死。老太太对狗很有感情，起初很不同意，讲清道理就同意了。但有两个条件，一不得在她家里打，二要把狗皮给她留作纪念。这些条件以后定为规则严格执行。我爱吃狗肉，当过“打狗队长”，但对此规定从未违反。

　　一个月黑天，几乎发生误会。我两人正往前走，对面树丛中突然冒出两人，压低嗓子，厉声问道：“站住，什么人？”借着星光，可以看出对方身着便衣，手提短枪，但听说话口气像自己人。我们毫无退路，只能以实相告。在战场，自家人见面分外亲切，两位同志焦急地说：这里已是敌占区，你们怎么这样麻痹大意？破袭战（战士们最初把“百团大战”称为破袭战）已经结束，部队开始后撤。敌人“报复”，反“扫荡”就要开始了。你们绝对不能继续前进，一定要跟上一个战斗部队。我们问他们是哪一部分，他们说是决死1纵队的，大部队就在后边。原来这是两个侦察员，说完就继续搜索前进了。

　　我们两人在原地隐蔽，等待不久，一支部队由北而南开来，是决死1纵队司令部和1总队战斗部队。我1939年在沁县采访时，曾在1纵队司令部住过，许多同志都是老相识。他们告诉我，部队已经陆续撤回根据地，敌人乘我久战疲劳，疯狂尾追“扫荡”，已经同我后卫部队接触，你们绝对不能前进，希望随同我们行动。急行军一天，进入根据地，我忽发高烧，马都不能骑，只能躺在担架上。中国农民真是世界上最朴实、最善良、最人道的人，虽然根据地开创不久，他们所受教育还不多，却能一站接一站，准确无误地把我送到位于辽县大羊角村的129师模范医院。这时我昏昏迷迷，已经完全失掉生活自理能力。

　　在重病中反“扫荡”，其困难非身历其境者难以想像。兼院长钱信忠是129师卫生部长，在太行山医务界有崇高威望，命令医院对我实行“特护”，医院组织生产班几个同志，用门板做担架，抬着我同敌人转山头兜圈子。医护人员都是令人敬佩的英雄，没有任何武装，还要照顾伤病员，尽管西面枪声大作，敌人步步进逼，仍能处险不惊，帮助伤病员从容转移。

　　大羊角在辽县最东部，也是山西最东部，此地毗邻“峻极关”，往东直下二十华里的“十八盘”，就是河南武安县（现属河北省）。“峻极关”三字道尽当地的形势。危崖壁立，怪石峥嵘，把最大的后方医院选在这种“多见石头少见人”的地方，从隐蔽、安全角度看，证明后勤领导的好眼力。我住这个医院近两个月，圈子兜了多次，敌人只在附近搜索，始终没有进村。反“扫荡”结束以后，医院各就各位，很快安顿下来。

　　尽管雨雪奇缺，这里还是很少见到太阳。山石是灰色的，天空是灰色的，医院工作人员和伤病员的军衣是灰色的，老乡的服装和盖房的石料也是灰色的，加上气候阴冷，我不知为什么常常联想起法国作家罗逖的名作《冰岛渔夫》。当时我身体日渐恢复，但没有报看，没有书读，没有纸笔写些什么（纸笔都在重病转移途中遗失了）。这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是天大的痛苦。当地文化落后，又在战时，我走遍全村，连一部公案小说都未借到。医院开办不久，来不及建立系统的文娱工作，说得重一些，在不少人的头脑里，可以说还是文化真空。我唯一的排遣方法就是任凭思想驰骋，想得多的还是《冰岛渔夫》。人文背景不同，时尚潮流不同，环境人事不同，当时为什么独坐街头，冥思苦想，现在还记得这样清楚？我想不明白。直到秋意渐浓，民革社上党分社派人把我接回分社，才结束了这种经常发生的可笑的举动。

　　民革社上党分社的发展完全符合我的估计和希望：先同《黄河日报》联合办公，后合并到《胜利报》，实际成为后者的采（访）通（讯）部，但对外还挂着民革社的牌子，以便一旦邮路恢复，即向大后方发稿。

　　作者：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