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 斗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多次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武装斗争。从清王朝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时期，虽然广大士兵、人民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但因领导腐朽、无能，历次斗争都以失败告终。唯有抗日战争，奋战八年获得全胜，全国人民扬眉吐气。

　　抗战胜利，主要原因是时代不同了，中国有了共产党这个中流砥柱。

　　国民党在抗战初期作战也算积极。但因片面抗战，指挥无能，又要借抗战之机消灭异己，不能形成合力，以致节节败退，使大片国土沦于敌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国民党失掉的地区——敌人的后方发动人民、依靠人民建立抗日根据地，艰苦奋战，军民苦撑，同国民党阵营“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形成鲜明对照。

　　敌后根据地原来多是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在敌人重重包围之下，在频繁战斗之中，坚持生产，发展教育，其困难后人难以想像。日本人的反面教育，共产党的正面教育，造就了根据地一代新人。以我长期生活的太行根据地为例，当地多数农民历来不吃鸡，不敢杀鸡，也不愿看杀鸡，几年下来，许多人被敌人逼成民兵杀敌英雄，人口不多的一个根据地竟有117573人参加八路军。说太行山是坚强的抗日堡垒，为新中国作出巨大贡献，实非过誉。

　　刘伯承元帅在太行山曾经说过：“太行山人民饭碗里要是不掺糠，我们就要吃石头了。”这就是六十年前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艰苦生活，就是当时水乳交融的军民关系，就是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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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利报》是中共太行区党委的机关报，石印，对开，报社人员不多，队伍相当精干。人到一个新机关，总是谨言慎行，以便过好互相了解这一关。我当然更是这样，因为是初到党报工作。但为时不久，就同《胜利报》的老同志水乳交融了。这里工作人员都是青年，多数是共产党员，这同民革社上党分社差不多，不同的是党组织完全公开，工作显得更加紧凑。两个单位的生活习惯、人际关系，简直看不出什么区别。

　　我还当记者，比在民革社时更加用功。不少地方同志到区党委汇报工作，给我增加许多采访对象和消息来源。但当记者时间不长，就改作一版主编，这在《胜利报》没有先例。其实主编就是编辑，一个版只有一个编辑。这次工作变动，与我的“工作表现”有关。我根据一些地方工作同志提供的材料，写了几篇通讯，一般反应不错。其中一篇《大岛司令》集中揭露昔（阳）西敌人宪兵队长的暴行。当时晋西是敌我斗争最残酷的地区。敌宪兵队长大岛残暴成性，杀人如麻，被人贬称“大岛司令”，儿童闻其名不敢夜哭，抗日志士以除掉大岛为最神圣的奋斗目标。这篇通讯得到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彭涛的表扬。他说抗战以来还没有看到这么好的通讯。谁知一句勉励下属的话，竟使我得到意外的“升迁”。十分可惜，解放以后我费尽气力也没有找到这篇文章。在抗日战争初期和中期，太行根据地配备新闻干部，编辑一般高于记者，听说其他根据地也是这样。这符合当时的情况。根据地多数在山区，交通不便，文化落后，广大农民不识字，不少基层干部也不识字，能读报的都是党委机关、政府、群众团体中有高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能给报纸写稿的多是这部分人员中的写作积极分子。记者很少，写稿一般都是说人状事，只要文字清通，记者本人的人品、体质合格就是首选。当时干部、群众全力对敌，生死与共，生活同样艰难，人人都很清苦，即使有些实际问题不能解决，大家都知道是客观条件限制，能持理解态度，因此报纸批评稿件极少，记者几乎忘记了或者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还有批评建议的任务。记者稿件在报面上所占比重不大，多数稿件出自通讯员即党政干部中的写作积极分子之手。这些稿件有的内容“缺胳膊短腿”，有的文字生涩粗糙，有的写在根据地土造的麻纸上，需要整理、修改并且重抄才能发稿。这都是编辑的任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新华社还来不及编发国际新闻，报纸只能直接收抄其他通讯社的国际稿后再改写编用。国民党中央社稿收抄最多，路透社、合众社、哈瓦斯社（法国）甚至苏德战争前的海通社（德国）的国际稿都抄收，选择登载，唯一只抄不登的是同盟社（日本）。对这些国际新闻的鉴别、选择以至改写，都是编辑的任务，确实需要相当功力。当时配备新闻干部把编辑看重一些，不能说没有道理。从记者而主编，有些同志认为我提升了，我自己却还是愿意当记者，后者可以练笔作文。但我从未对工作分配提过意见，即使感觉有些别扭，也能全力以赴。现在让我当编辑，我想的也是如何学会、做好。

　　我同铅印报纸打了几十年交道，电子照排、激光照排也见识过，深感印刷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是大好事。但是，若说对编印人员意志和耐力的磨炼，这比石印差得远。我们编印《胜利报》，先用毛笔在药纸上写蝇头小楷，每格一字，既经写就，再不能增减或更改，所以编辑必须最精确地计算字数、设计版式。刘江、毛联珏两同志是缮写。刘江和我同年，毛联珏比我略小。论文化程度三人相仿，论党龄他二位比我稍长。但他们的职务在一些人眼中比我低，原因很简单，他们除了和我相同或略高的政治水平外，毛笔字写得比我好。当时根据地干部政治上平等，物质待遇一样，完全根据革命需要和个人特长分配工作，没有人为此争执和计较。刘江离休前任山西文化厅长，书法造诣甚高，所著长篇小说《太行风云》很受读者欢迎。现在身体健壮，继续笔耕不辍。毛联珏历任《山西日报》总编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前几年因病逝世。我们三人负责一版，一张条桌，一盘土炕，就是办公室兼宿舍。没有工作时间，干得累了，倒在炕上睡一觉，醒了再干。不是夜以继日，而是没明没夜。太行山生活艰苦，但煤炭很多。农闲时许多农民到小煤窑挖煤为副业，农民买煤两分钱一担，一角钱一车，买主自行装筐装车，多少自定。冬天虽然很冷，我们房里还是温暖如春，成为一大福利。

　　1941年春季，敌人对太行区发动了一次中等规模的“扫荡”。我主力部队大部跳到外线，在敌占区寻机歼敌。留置小部队在内线，结合地方武装机动作战，保卫群众生命财产，打击敌人分区“清剿”。领导机关凭借优越的群众条件和险峻的地形优势，同敌人在根据地兜圈子。当时太行区流行一句话：“跟着刘师长（刘伯承时为129师师长，其实这个师的兵力远远超过几个师）反‘扫荡’，脱了衣服睡觉都没事。”意思是刘伯承指挥高明，跟着他行动，听从他指挥，准能取得胜利。敌人“扫荡”根据地，首先是要消灭我指挥机关和战斗部队，总想形成若干个合围圈，以便充分发挥兵力、装备的优势。我军突围过早，敌人可以迅速转移部队，形成新的合围圈；突围过迟敌人合围圈已经形成，我被围机关、部队就会受到损失。刘伯承总是在敌人合围圈即将形成之际，指挥机关、部队迅速跳出，敌人部署新的合围则为时已晚，主动立即转为被动。此次报社随刘伯承指挥部行动，兜了几个圈子，安全回到河南涉县（现属河北省）清漳河边驻地。

　　我立即访问刘伯承，请他就这次反“扫荡”的经过、战果和对今后战局展望发表谈话。我这个任务是“客串”性质，因为我的岗位是编辑而不是记者，但我还是愉快地接受了。刘伯承党性极强，他工作再忙，只要党报记者提出访问，他总是尽量满足记者的要求。正是因为这样，报社也更加自觉，没有十分必要不派记者打扰他。可能因为我们打了许多胜仗（当时反“扫荡”多采取积小胜为大胜的打法，如果没有好战机，不勉强组织大战斗），刘伯承兴致很高，足足谈了大半个下午。我写成《刘伯承将军畅谈此次粉碎“扫荡”的经过及今后战局》，登在《晋冀豫日报》上（《胜利报》已于1941年7月7日改名《晋冀豫日报》，仍为太行区党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转载了这篇文章。

　　从1940年开始，华北根据地日益困难。敌人基本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把大量机动兵力调到华北，对各根据地加紧“扫荡”、蚕食，推行“囚笼政策”。敌人在太行区周围的据点由198个增加到255个。根据地日益缩小，斗争更加残酷。在这种形势下，党决定《晋冀豫日报》与《新华日报》（华北版）合并，适应战斗日益频繁的情况，并节约人力物力。两报合并，据我看，是摆平各方面关系的一种说法，实际是调《晋冀豫日报》一部分业务骨干到《新华日报》（华北版），其余人员由区党委另行分配工作。我有幸被《新华日报》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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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日报》总编辑何云是老革命、日本留学生，住国民党监狱多年，抗日战争开始经组织营救出狱。何云政治、业务水平很高，报纸的社论、专论多数出自他手。1941年，他不过三十七岁，在我们这些青年人眼中，已是高明、稳重的长者。他主持的这份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在华北敌后根据地享有盛誉。

　　何云同志在培养、使用干部方面有一种做法值得称道：凡是新调进报社的干部，准备培养当记者、编辑的，必先分配到校对科当一个时期校对，考察这个干部的政治、业务水平，使其熟悉报社的情况，特别是编辑工作全部流程。这种方法培养了不少人才。新闻工作很有成就的袁毓明，解放后曾任北京《大公报》总编辑，可惜“反右”运动中被错划成右派分子，抑郁早逝。还有一人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在“文革”中的表现虽然令人齿冷，业务能力还是不错的。刘晓唏曾任《人民日报》农村部副主任，为人正直，沉默寡言，在高级党校学习时被划为极右分子，“文革”中又被批斗，含恨而逝。这三位同志都在《新华日报》（华北版）校对科锻炼过。据说我算是个小小的例外，才到新华日报社就让我当记者，我估计是报社领导看到我已当过一段记者，写过若干文章。我不愿破例，也不敢破例，到这个大报馆，我早已告诫自己必须特别谦虚，所以还是要求当校对，为的是熟悉报社全部情况。领导没有采纳，要我到编辑科当编辑。

　　当时还是“报”“社”一家，《新华日报》（华北版）编辑科就是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编辑部。新华社当时处于发展时期，“报”“社”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报社副总编辑陈克寒兼新华社华北总分社负责人，报社编辑科负责总分社编辑工作。以后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也是这种情况。当时编辑科科长是诗人袁勃，三四个编辑，任务是把《新华日报》刊登的某些适合对全国和国外宣传的稿件，加工整理，电发延安新华总社，经总社选编后广播。除战报较快外，其他稿件经过我们这个环节，总要比报纸刊登的晚一两天。当时可以说很少考虑新闻时效这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今天看是很难想像的。

　　编辑科相当注意业务学习，这是陈克寒的一大德政。他以总分社负责人的身份，大约每周或十天，召集大家漫谈业务，主要是学习新闻写作，谁手头工作未完可不出席，但参加者甚为踊跃。没有多少书，主要分析报纸上登载的几个世界性通讯社发的新闻。多数人认为英国路透社写作水平较高。路透社发过一则在英国主持下谈判印（度）巴（基斯坦）分治的新闻，其中说：真纳（这个名字记得不一定很准）从会场出来“面呈戚色”，阿沙德出来“面露笑容”，暗示英国偏向印度，压巴基斯坦。大家议论很久，认为是生花妙笔。事隔五十多年，我还能记得议论的情况，看来是由于当时很重视这种学习。

　　在一定条件下兴趣、爱好是可以改变的。编辑科这种业务学习对我的人生道路发生了决定性影响。我原来十分爱好文艺，在此以前当记者，写通讯，写报告文学，也写小说，写古典诗词，写小说的兴趣不低于写通讯。我的一些短篇小说，像《良民证》、《仇恨》在晋冀豫边区获创作奖，颇得读者好评，当时也曾飘飘然，甚至产生依靠记者工作积累创作素材的念头。经过一段业务学习，对新闻工作发生了浓厚兴趣，认识到新闻、文艺虽然并不相悖，但主次应该定准。从此我全力学习新闻工作，文艺只成为业余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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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在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上，特别是敌后抗战史上，应该浓墨重彩写一笔。敌人日近末路，但黎明前的黑暗更加浓重。党中央根据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开始反攻、欧洲第二战场即将开辟的有利形势，提出“今年（1942年）打败德国，明年（1943年）打败日本”的口号，对全国人民、特别是敌后军民是有力的鼓舞。但太行根据地（也许还有其他一些根据地）军民感到的却是战争更加激烈，“扫荡”更加频繁，生活更加艰苦。我们在太行山，过去基本是吃小米干饭，现在却要掺上野菜和树叶。别的树叶还好，最难吃的是花椒叶。这种树叶和它的主产品花椒一样十分辛麻，麻得能使人失掉味觉。这点还能忍受，反正多月不知肉味，分辨滋味的本能已经逐渐退化。最讨厌的是花椒叶周边的硬刺，那是绝对嚼不烂的，使人难以下咽，只能囫囵吞下肚里。如果说这种困难还能克服，用水困难更使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终生难忘。我们住在辽县山庄村，当地没有山泉，又不能打井，村民一年四季用旱井水。那旱井，选在雨水流经的缓坡上，人力挖成，口小腹大，状如深坛，内壁用胶泥涂过，以防渗漏；降雨时打开井盖，俟水注满，用石板盖住井口，用胶泥封严以防蒸发。制定乡规：各井编号，按序供人、畜饮用。1942年久旱不雨，旱井水源断绝。报社同志多有刷牙习惯，用水稍多。领导严格规定：坚决执行群众纪律，绝对不同居民争水。总务科专拨四头驮骡到附近有泉水的苏峪村驮水，每天来回三趟，还要起早摸黑。清晨炊事员分水，每人一搪瓷缸，刷牙、洗脸全在内。这种生活90年代的青年难以想像，40年代太行根据地报社的工作人员硬是这么过的。

　　党在可能范围内照顾报社工作人员，主要表现在尽量提供安全、通讯等工作条件。1942年春初反“扫荡”，报社的队伍在行军途中同八路军总部直属队相遇，彭德怀同志看到我们队伍行列不整，女性甚多，眼镜不少，大多数人显得文弱，就问这是哪一部分？答说是新华日报馆。彭总说：体质这么差，怎么反“扫荡”？当即额外批1500斤食油给我们“保健”。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每人每日三钱食油（十六两秤）还常常难以保证，我们享受如此优待，难怪不少单位的同志表示羡慕。

　　这一年太行区是在严重的天灾、人祸中度过的。人祸极重，来自敌人。经过几年的较量，敌人发现摧毁根据地、特别是消灭八路军主力十分困难。但亡我之心不死，一方面在敌占区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加强镇压和搜刮，断绝敌占区人民支援根据地军民进行抗战的任何可能；一方面加紧对根据地“扫荡”，彻底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消灭抗战军民的斗争条件。抗战前几年，敌人在春耕、秋收时必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其战略目标是消灭或削弱我抗战有生力量，同时破坏我军民生死攸关的农业生产。1942年敌人对太行根据地边沿区的小规模“扫荡”从未间断，大规模“扫荡”也在调整部署后接踵而来。新闻、文化机关一般都位于腹心区的安全隐蔽地区，过去反“扫荡”很少遭受损失。这一年，《新华日报》竟牺牲总编辑何云、编辑黄中坚、缪乙平等四十六位同志，占全社人员五分之一。诗人高咏，作家蒋弼、乔秋远当时已很有名气，和我同被推为晋冀豫文联理事，也在反“扫荡”中牺牲。天灾主要由于干旱，许多秋粮在春季未能下种。经过几年抗战，社会积蓄近于枯竭，加上空前严重的蝗灾，根据地终于发生严重粮荒。报社本是受优待的单位，这时也不得不掺食树叶、野菜。这一年华北受旱面积很大，敌占区、蒋管区人民生活更加困难，断炊灾民大量涌入根据地，加重了根据地的负担。但根据地军民在天灾人祸面前绝不低头，“咬紧牙关，度过黎明前的黑暗”——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的这个响亮口号，成为根据地军民万众一心的行动准则。

　　1942年开年，敌人先对太行区发动“二月扫荡”。《新华日报》从太（行）北转移到太（行）南。队伍浩浩荡荡，一路未闻枪声，离开辽县山庄又回到辽县山庄，有人曾称这好像一次“春季短足”。当然也看到太行根据地的巩固、扩大，感到领导机关对报社安全安排的稳妥、周到。谁料我们挖出埋藏的机器，装好混乱的铅字架，正常出报时间不久，又开始准备新一轮反“扫荡”，给人的感觉是刚刚喘过气来。

　　日本法西斯的逻辑跟常人不同。它在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最初侈言“三个月征服中国”，以后延长到半年，后来泥足越陷越深，所谓胜利就遥遥无期了。一个中国啃不动，又在1941年发起太平洋战争。初期偷袭得手，不久就转入逆境。战线太长，顾此失彼，它更加意识到唯一出路是迅速“征服中国”，搜刮中国的人力、物力支持所谓“大东亚圣战”。而要征服中国，必须首先消灭中国人民抗战的中流砥柱——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节太行区，太行根据地遂成为敌人处心积虑彻底摧毁的首要目标。

　　敌人几年“扫荡”太行区没有一次得手。敌人不断摸索对手的作战、行动规律，检讨同我军在山地作战的成败得失，为进行1942年5月这次决定性“扫荡”作战进行了充分策划和准备。敌人利用各种手段（包括刚刚兴起的我们对其知之甚少的电子测位技术）侦察我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的位置、部署，判断可能的行军路线；在我根据地四周加紧“蚕食”，增设据点，封锁山口，压缩我机动空间；伪装换防，秘密集结兵力，以便发起突然远程奇袭；等等。5月中旬，即出动两个师团（日军一个师团齐装满员约25000人）、五个旅团精兵，向八路军总部、北方局驻地辽县（因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1942年5月在辽县壮烈牺牲，改名左权县）桐峪、麻田及其以东地区作宽大正面的包围合击。

　　我方在这次反“扫荡”中遭受的损失，在太行区空前绝后，在华北敌后也很少见。原因很多，我个人认为主要是对这次反“扫荡”作战估计不足。战役开始前，我党政领导机关照例转移，居民进行空舍清野，战斗部队主力及时跳到外线寻机歼敌，部队指挥机关像过去反“扫荡”一样，带领少数警卫部队依靠根据地的群众条件和山险地势同敌人兜圈子。《新华日报》所作准备也很充分：全社人员编成工作、战斗两个班子，配备部分轻武器，几头骡子驮着铅字和轻便印刷机，组成战时编辑部和小型印刷厂，准备跟随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编印战时报。当时人们有一种依赖心理，认为在反“扫荡”战斗中，随高级指挥部行动最安全，因此除了总部、北方局直属队外，《新华日报》、党校、朝鲜独立同盟、朝鲜义勇队、日本觉醒联盟（由被俘后逐渐觉醒的日军官兵组成）、银行、边区文联等等，上万名非战斗人员，一字长蛇阵，在山间小路上行进，壮观确实壮观，笨重也确实笨重，游击战的“灵活机动”四字就谈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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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作为随军记者参加过不少战斗，基本是伏击、奇袭，就是说，发挥我军主动、隐蔽、灵活、快速的特长，主动进攻，打了就走，总是处于主动地位，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较大的胜利。这次不同，陷入敌人合围圈，被重重包围，完全被动。当时六架敌机擦着山头低飞，疯狂轰炸扫射，石破天惊，山鸣谷应；重要山口都被敌人火力封锁，机枪声如骤雨一般；声如巨雷的山炮、迫击炮的轰鸣，更使战斗经验较少的同志心神震动。马嘶人涌，万分紧张。左权将军亲率少数警卫部队，以一当百，拼死抗击，逐山争夺，掩护彭德怀将军和机关人员突围。左权身穿缴获的日军黄呢大衣，目标十分明显，临危不惧，抵前指挥，被敌迫击炮弹击中壮烈殉国。各单位非武装人员互不统属，面对险恶处境，仍然沉着镇定，服从警卫部队指挥，分散突围或就地隐蔽，尽量减少被围受击的损失。敌人在太（行）北合围圈内“抉剔清剿”数日，于6月初将作战重点逐步移到太（行）南、漳（河）北。我跳出包围圈的主力部队相机转回内线，配合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于6月19日将窜入腹心区的敌军全部击出根据地。

　　敌人这次“扫荡”作战，用兵之多，来势之猛，手段之狡猾狠毒，持续时间之长，都是前所未有的。但因我也有准备，敌在我腹心区肆虐月余，虽使我一些人员、物资遭受损失，但远未达到“聚歼”我主力部队和指挥机关的罪恶目的。7月1日，我领导机关在八路军总部驻地举行“太行纪念抗战五周年、追悼左权将军暨诸死难烈士、庆祝反‘扫荡’胜利大会”，彭德怀将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将军已于1940年从太行回延安）、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朝鲜革命先辈金白渊、日本觉醒联盟代表新川等先后讲话，表示“继承先烈遗志，用最积极最勇敢的战斗行动为先烈复仇，直到日本法西斯彻底消灭，中华民族彻底解放”。全区人民化悲痛为力量，是对敌人这次残酷“扫荡”的有力回答。

　　《新华日报》在反“扫荡”中遭受惨重损失。总编辑何云壮烈牺牲，编辑缪乙平、黄中坚，管委会秘书长杨叙九和医生、会计、印刷厂工人等四十六位同志多数在战场牺牲，有的被俘后在监狱和刑场牺牲。这些烈士年纪最大的牟忠衡，五十岁，是一位工作出色的炊事员；年纪最小的魏天文，十三岁，他本来不到入伍年龄，《新华日报》住在武乡县他的家乡时，他要“打日本”，“学文化”，哭着闹着要参加报社工作。报社领导为他的挚意感动，破格吸收他在报社当公务员。同志们把他看成小弟弟，工作之余就教他识字学文。这个小同志工作、学习都很积极，不想小小年纪死在日本法西斯屠刀之下。随队携带的铅字、小型印刷机，连同驮骡全部损失。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抗日根据地，这是很难补充的。

　　四十多位牺牲同志中没有一个记者。根据地战斗频繁，各新闻单位的记者经常随军采访，多少有些军事知识，至少子弹从身边飞过，从声音分辨远近的常识是有的。新闻单位的编辑、管理人员和工厂工人长期在相对安全的地方工作，由于太行根据地比较巩固，机动范围也大，可能几年不闻枪声，一旦陷入敌围，顿时手足无措，有的同志甚至说，“跑都分不清东南西北，怎么突围？”这是严重的教训。看来在敌后根据地工作，一般军事常识任何人都应当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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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扫荡”刚结束，我的工作就有变动。《新华日报》继任总编辑陈克寒同志对我说：“你原来就是记者，当了几个月编辑，这里情况已经熟悉，组织决定你还当记者。”本来我想再搞一段编辑工作，但是提不出什么理由。

　　既然组织决定当记者，就要全力把它作好。谁想第一次受领的就是一个棘手的任务。

　　这次“扫荡”还未结束，敌人就大吹大擂，胡说获得“赫赫战果”，“捕捉”八路军总司令部，“聚歼”129师主力385旅（旅长陈锡联）。这当然是造谣，但我被围机关也确实受了相当损失。怎样在敌我斗争——包括新闻宣传斗争尖锐激烈的情况下，既不违反新闻真实的基本原则，又不给敌人留下造谣惑众之可能，确实得想一些权变办法，而我对此毫无经验。报社领导虽有交代：可以冲破通常的“真实”概念，报道反“扫荡”的主要情况，允许不拘泥某些真实的细节，想办法制造假象迷惑敌人。究竟怎样操作，我还是没有把握。

　　没有把握是因为我毫无以新闻宣传惑敌的经验。抗战之初一个很短时间，我军公布战果曾有夸大现象。最突出的是平型关之战，我们确实打了大胜仗，最初报道歼敌三千，党中央发现此数不实，指示仔细核查，以后纠正为歼敌千余人。从此严格规定：凡公布战果，包括毙伤敌人、缴获武器、拔除据点等等，必须完全准确，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如果一时不能查实，宁可从低公布。据我方缴获的日军极密文件载：对共军作战的战果，如一时不能查清，内部掌握数字以共方公布数为准，足以反证我军战报的确实。

　　我先到辽县麻田镇找到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请示关于此次反“扫荡”新闻报道的口径。他说，敌人正在大肆吹嘘，说获得什么“赫赫战果”。要打破敌人的欺骗宣传。我主力部队跳到外线打击敌人，警卫部队在内线艰苦作战，打得很好，部队没有什么损失。总部一度被围，有些干部包括左权同志和你们报社的何云同志牺牲，大部分人员突围成功。反“扫荡”战役经过，我军作战特别是在外线作战的战果，以及哪些干部牺牲，都可以报道，只是不要透露总部曾经被围；一些领导干部牺牲的时间可以改动，牺牲地点尽量说含糊一些，让敌人难以捉摸、印证。

　　按照这种精神，我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锄奸部（即保卫部）杨奇清部长具体商量如何写法，议定改动左权、何云，张衡宇（中共中央北方局研究室负责人）、海风阁（八路军总部通讯部长）、李文楷（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科长）等烈士牺牲的时间，有的移后，有的省略，牺牲地点或改动或不提。有些领导干部如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长张友清等被俘，为了掩护他们的身份，新闻中概不提及。

　　写这次报道，我思想有斗争：是否违反新闻必须真实的原则？是否算是作了“手脚”？我当然知道这样做是为了革命的利益，而且经过组织批准，但心里总是疙里疙瘩。最后重温在“抗大”入党时接受的气节教育，总算化解了心里的疙瘩。共产党员为革命不惜牺牲一切，要襟怀坦白，心口如一，说老实话，办实在事，这是对组织、对同志、对人民而言。对敌人完全是另一回事。共产党员如果被捕，要忠于革命，坚定顽强，誓死保守组织的秘密，在个人身份没有暴露之前，应该千方百计迷惑敌人，保护组织、同志和自己。兵不厌诈。对组织常说的“诚实”二字，是不能对敌人用的。

　　这次反“扫荡”粉碎了敌人摧毁我领导机关的阴谋，也获得不少经验教训。

　　重要教训之一，是对敌占区扩大、根据地缩小的严重形势估计不足，执行“精兵简政”政策不够彻底。战事相对平静时期，由于根据地“负担人口”减少，部队、机关人员生活已经发生困难，反“扫荡”战争期间，我回旋地区显著缩小，非战斗人员跟随指挥部行动，不仅目标过大，也影响指挥机关的机动。因此，5月反“扫荡”之后，厉行“精兵简政”，紧缩上层机关，加强基层组织，机关办事效率大大提高，充实基层的人员也得到锻炼；在战事相对平静时期，进行群众教育、组织群众生产，反“扫荡”时期，领导民兵就地坚持斗争，保卫群众利益，打击敌人“清剿”。从此，太行区再没有发生反“扫荡”战争中大批干部牺牲的情况。这项工作干起来雷厉风行，因为需要对敌保密，适于在报纸上宣传报道的不多。

　　另一个重要教训是群众发动还不够充分。几年时间，共产党、民主政府和农会对农民进行抗日发动即划清民族界线的教育多，进行阶级教育即提高农民的主人翁意识的工作比较少，一旦出现战争更加残酷、激烈的情况，不足之处就暴露出来。不少大地主逃往敌占区大中城市，从事反对根据地的罪恶活动；有些中小地主在敌人“扫荡”时出面“维持”，而贫苦农民对此制止不力；许多农民由于生活困难，参战积极性也不够高。有鉴于此，中共中央早于1942年1月即发布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指示，晋冀豫区党委于同年4月制定全区农民土地斗争纲领，提出根据地一律按照抗战前租额减少四分之一，游击区减租百分之十至二十；实行分半减息，凡付息超过原来一倍的，停利还本，超过两倍的，本利全停。可惜这些决定尚未贯彻，5月反“扫荡”即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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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9月，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成立，邓小平同志任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同时成为太行分局的机关报。分局要求报纸与太行区的实际工作更加密切结合，充分报道太行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的土地政策——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的情况和经验。

　　共产党的重要号召，农民的正义行动，自然成为党报记者的首要报道任务。《新华日报》几个记者全力以赴，履行党赋予的神圣职责，并在这场伟大阶级斗争中经受锻炼，改造自己的思想。

　　我到太行一、六两分区采访，这里是河北、河南的黄河以北西部几县的山区部分，同山西山连山、水连水，有的村庄号称“鸡鸣三省”。居民生产方式、生活状况和山西贫困山区差不多。每到一村，村长或共产党支部书记总是把我安排在公安员家中住。公安员都是贫农，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革命最坚决，政治最可靠。一般到政治可靠的中农家中吃“派饭”，因为中农一般不吃糠。早、晚饭较稀，中午饭较干，基本吃小米。我每天按规定付给饭主一斤半粮票（其中有二两是出差补助粮），饭主持票可到村公所兑回一斤半小米，饭主认为入多于出，相当满意。躺在炕上睡觉前，蹲在地上吃饭时，同贫农中农闲聊，是最好的采访机会，比摊开笔记本、一问一答，亲切多了。农民平时憋在肚子里的话，往往能够顺口说出来。农民就是这样，熟了，什么都说，不熟，真话难说。我利用这种机会收集了不少珍贵材料。当然，做这种闲聊，不露形迹的“引导”是必不可少的。

　　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从小读书，中间虽有一年失学，也是在家补习，从未参加劳动。前边提到的一次偶然的机会遇一樵夫，首次得知劳动人民生活苦况，也同情，也怜悯，也曾尽路遇所有周济他，但还是“施舍”性质，很难说得上阶级感情。劳动人民究竟怎样劳动，怎样生活，恨什么，爱什么，反对什么，盼望什么，可以说头脑空空。这次采访，我确实明确地抱着探索、学习的态度，向贫农中农虚心求教，许多情况、事物闻所未闻，对思想感情的影响可说胜过住几年党校。我开始体会到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伟大作用。

　　太行根据地多数地区已经进行减租减息，不足之处是不少地方存在“明减暗不减”和干部包办代替现象，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贫苦农民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减租减息初期，曾经进行过谁依靠谁的讨论，以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鼓舞农民的斗争意识，但不少地方不深不透。这次特别强调思想发动，讲清道理。旧官府是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镇压农民的工具，这种专政武器同农民头脑中某些传统观念相结合，使农民既恨地主阶级，更怕地主阶级。“明减暗不减”就是在一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出现的。地租（当时一、六分区农村的地租多数已由实物地租改为货币地租）名义上按照法令减了，不少农民暗里却给地主补足原额。“谁养活谁”也很经过一番斗争。地主明里、暗里散布佃农依靠地主的谬论，说什么我要不把土地租给你种，你就没有饭吃，是我养活你。有的农民、特别是有的老年农民在没有觉醒以前竟相信这种鬼话。工作组采取算账的方法揭露地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平空拿去多少地租多少利息，过骄奢淫逸的生活，个别最凶恶的甚至享有“初夜权”，农民辛苦经年不得一饱，许多人被逼得家破人亡。过去也搞减租减息，不少村庄不注意思想发动，没有把着眼点放在提高群众政治觉悟，从下而上组织起来，在政府全力支持下对地主阶级进行斗争，而是把减租减息作为政府的一项善政，由干部以行政命令方式完成，群众意识不到自己的力量，也就建立不起稳固的阶级优势。这些不足多在这次斗争中做了补正。

　　减租减息运动中的这些控诉、这些发动、这些激烈斗争、这些组织建设，对群众是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对我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改造。作为群众的一分子，我参加了斗争的全过程，把所见所闻以及体会、认识写成新闻报道，真实生动，而且经常提出一些新鲜经验和观点。当然，这需要较多时间，有的需要长期的积累，不是每次采访都能如此。一个记者在进行一些重要的系列报道之前，有计划地了解宏观情况，积累必要的典型材料，把这类基础工作尽量做好，是绝对必要的。

　　我从事新闻工作六十年，虽已离休，但从日常作为、个人兴趣、工作强度等等方面来说，到成此文时，仍然以新闻界一名老兵自许。其间搞记者、编辑工作近五十年，“文革”期间检讨、挨批、劳动、读书十年，收获最大、受益最多是采访减租减息运动这一年多。我是真正深入斗争实际中，同群众打成一片了。我做过常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记者，受到当时可能有的优待；采访过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表面上客客气气。唯有采访群众运动，自己感觉好像鱼到了水里。各种上层采访都是必要的，都得有记者做。但我感到那些采访受被访问者的“框框”、兴趣、水平等限制比较多。虽然可以提引问题，进行必要的追索以至“将军”，但有一定的限度；对取得的材料可以取舍，对主题可以提炼，但写作必须忠于原意，绝不能“拔高”，更不能凭想像增加、夸大。采写群众运动的主动性要大得多。材料浩如烟海，可以自主选择，记者个人的看法、观点、喜怒哀乐都能直接间接地写到报道之中。所以我愿意到基层采访，对会议报道、名人访问很不积极。这种看法可能出于个人的爱好，甚至是一种偏见，我绝对没有否定或贬低我不愿意做的那些采访的意思。

　　《新华日报》的学习条件相当好。太行区当时盛传两个同志读书最多：杨献珍、陈克寒。何云牺牲后，克寒主持《新华日报》工作，他自己以身作则，也注意组织大家学习。这时《新华日报》和新华书店实际是一个单位，以新华书店名义出版许多重要书籍：《共产党宣言》《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两个策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等，对书荒严重的根据地是一大贡献。印书的新闻纸是没有的，上品是从敌占区秘密买进的油光纸，红、绿、白各种颜色都有，单面印刷，一本书的厚度比新闻纸本多一倍。就是这样的书，也成为辗转借读的宝贝。当时绝大多数人都很年轻，没有结婚，无子女之累，无家务之劳，无级别、待遇等事分心，工作、睡眠之外读书、读书，这是太行根据地的干部显得相对进步较快的一大原因。可惜当时许多新闻工作者，特别是记者，实际上都把学习重点放在新闻业务上。这也难怪，都是知识青年，几乎没有一个人受过高等、中等甚至初等新闻教育，都感到不学新闻业务根本不能工作。至于理论学习，谁都说是头等重要，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立场、观点、方法问题，是革命者立身处世之本。“马克思主义要学一辈子”经常挂在嘴边，至于实践却常常是另一回事。今天工作忙，明天再说，明天照样忙，后天一定补上。“明日复明日”，理论学习常常被挤掉了，至少被挤后了。我个人首先如此，这是我在《新华日报》工作期间以及此后几年的情况，教训深重，终生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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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12月中旬，我再次接受了一个艰难任务。总编辑陈克寒对我说：给你一个重要任务，采访刘伯承同志，写一篇略历；今年庆祝他五十大寿，时间很紧。我说：“你怎么只说重要，不说困难？”他说：“1941年年关反‘扫荡’以后，你访问刘师长，写了访问记，很不错嘛！怎么现在叫起困难来了？”我说：“那次是请他谈反‘扫荡’，这次是请他谈自己。太行山谁不知道，刘师长最不愿意谈自己？”“这我知道，所以要派你去。”重任务外加一顶高帽子，还有何说？

　　当然我也知道，这不只是给刘师长祝寿，这还是一次政治发动。129师这个番号，还是抗战之初，国共合作抗日，国民政府颁发的。其实129师的兵力现在远远超过国民党几个军，129师的作战区域、抗击的敌军，远远超过国民党几个集团军。没有129师就没有晋冀鲁豫根据地，刘伯承将军的丰功伟绩，人们永远铭记在心。但是，人们还称他“刘师长”，或者直呼“师长”，亲切、敬重，俨如家人。1942年是他的天命之年，理应祝寿。但明眼人能看出更深刻的意义，起初也许不是每个人都了解的。1940年以后，日本侵华战略重点逐渐转到华北敌后，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配合“蚕食”、封锁，使根据地发生极大困难。太行区1942年幅员缩小到22000多平方公里，人口减少到近200万人。5月反“扫荡”时，八路军总部遭到围击，左权、何云等一大批领导干部牺牲。加上严重的旱灾、蝗灾，军民衣食不继，根据地陷入空前困境。为振奋军民斗争精神，度过黎明前的黑暗，通过祝寿进行一次集中的深入的政治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太行人民清楚记得，1937的11月8日太原失守，国民党军队狼狈溃逃，旧政府作鸟兽散，人民群众惶惶不可终日。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张浩（1938年1月18日邓小平接替张浩任129师政委）就在这个时候，率领师属几千健儿和115师一部进入太行山，英勇奋战，发动群众，披荆斩棘，创立以太行为中心的晋冀鲁豫根据地，逐渐发展到今天的局面。当时的形势比现在困难得多，只要军民团结，学习刘伯承大公无私、坚韧为国的精神，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从祝寿的结果看，领导的这个预期是达到了的。

　　华北新华日报社派我、129师政治部派张柯岗访问刘伯承。张比我大几岁，大学生，当时在129师政治部宣传部工作，以后成为有相当影响的专业作家，现仍健在。我们两人了解刘伯承的性格，估计我们两个年轻人说不动，就请了参谋长李达（解放后曾任国防部副部长）敲边鼓，一同来到涉县赤岸村刘伯承驻地，那时他和邓小平同住一个院子里。不出所料，刘伯承像往常一样平易、和蔼，对我们两个年轻人十分慈祥，但是既设阵地寸步不退，一口咬定他个人没有什么可谈的，如果要说部队建设、理论学习等等，可以考虑。

　　12月4日，即我们专程访问前几天，《新华日报》（华北版）已经登了为刘伯承庆寿委员会筹委会成立新闻，蔡树藩（129师政治部主任）、李达（129师参谋长）、宋任穷（129师政治部副主任）、陈赓（129师386旅旅长）等为发起人，征集祝寿作品，定于刘伯承寿辰——12月16日举行庆寿大会。没有一篇《刘伯承将军略历》，即刘将军生平介绍，大会怎么开呢？

　　我们不惮繁琐一请再请，刘伯承非常客气，但不松口。主客相持不下，邓小平政委来解围。他说话简要、干脆：“师长，我看你还是要谈啊！祝寿是党的决定，没有略历，怎个祝寿嘛！”我估计他是怕刘师长继续推辞，说完就离开了。刘伯承党的组织观念很强，听说祝寿是“党的决定”，即使不同意，行动上还是服从，就同我们两人谈了很久。从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生人，谈到开辟晋冀鲁豫根据地。我们根据刘伯承本人的介绍，结合对了解他的战友、亲人的访问，写成《刘将军伯承略历》一文，以129师政治部名义，登在1942年12月15日《新华日报》（华北版）上。

　　从12月14日起，《新华日报》（华北版）登载各界人士的祝寿文章，包括领导人、战士、工人、民兵、农民。邓小平《庆祝刘伯承同志寿辰》一文写道：“我同伯承同志认识是在1931年。那时我们都在江西中央苏区，都参加了长征。而我们共事，是在抗战以后。五年来我们工作在一块，生活在一块。我们之间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偶而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地做去……”《新华日报》（华北版）社论《向刘师长学习》概括了党对刘伯承的评价，指出了敌后军民向刘伯承学习的方向：“总之，坚定的政治方向，远大的政治眼光，朴素实际的工作作风与学风，生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刘师长三十年来的革命验，已为我们准备下一座丰富的革命仓库。”

　　祝寿文章、诗词也来自太行山以外全国各地。叶剑英从延安发来祝寿诗；“太行游击苦纠缠／抚住平辽半壁山／遍体弹痕余只眼／祝君高唱凯歌旋／细柳营中寂不哗／枪垣炮堵即吾家／将军五十人称健／斩得倭酋不自夸。”这诗是电报发来的，不知电码有无错误，解放后我也没有核对。五十多年前，电报错误屡有发生，《新华日报》<华北版）就闹过笑话。延安播发的整风文件《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有“哗众取宠”一语。电码错了个别数字，被译成“雾中取宝”。《新华日报》（华北版）有位同志望文生义，竟写了《雾中焉能取宝》一文，居然登了出来。发生这样的错误，现在是难以想象的。

　　12月16日，赤岸村沉浸在为刘伯承庆寿的欢乐气氛中。寿堂设在一片萧疏树林里，经过录写的朱德、叶剑英、林伯渠、吴玉章、陈毅等人的贺诗贺词，吸引驻地军民前来观摩诵读。驻在太行区的彭德怀、杨尚昆、罗瑞卿、滕代远、陆定一、李雪峰等领导人的祝贺文章，更吸引观者注目。赤岸村周围涉县、黎城等县许多村庄的农民，抬着全猪全羊赶来，既是为刘伯承祝寿，也是对子弟兵慰劳。祝寿仪式开始，祝寿活动总领导邓小平首先致词：“今天祝贺你的五十寿辰，应该学习你的好学、谦虚、诚恳、严正的风格，艰苦奋斗、忠实革命的精神，在你引导下，排除万难，战胜敌人，迎接新中国，走向新社会！”

　　祝寿者正在讲话，彭德怀策马赶到。他讲话时首先致歉：“我来迟了，恕我不恭。可是我的心很诚，三点钟就上路了。”原来八路军总部驻在左权县麻田镇，离赤岸六七十华里。彭德怀工作极多，忙到清晨三点，根本没有休息，就赶来参加祝寿。大家没有责怪他，反而报以赞美的掌声。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同志关系，令人神往。

　　聚餐地点在王堡，是赤岸的邻村，129师政治部驻地。河滩上长着部队种的尚未成林的小树，摆着向群众借来的桌子。大盘大碗，梁山泊场面。桌上还摆着黑瓷大碗，随意饮酒，并不限制。抗战期间酒是稀罕物，粮食酒早已绝迹，用柿子、红枣烧制的酒，度数不低。当然先敬寿星。因在战时，“武装同志”注定当先。朱穆之当时在129师工作，他代表“武装同志”敬酒。刘伯承素不能饮，邓小平说他当代表，也是“意思意思”。其次是“文装同志”敬酒，大家推我代表。我端着大碗，表示虔诚，一饮而尽。又是邓小平代表刘伯承“意思意思。”

　　战争时期更靠“枪杆子”解决问题，但根据地并不鄙视知识分子。解放后的建设时期，知识分子竟成了“臭老九”，这是怎么回事？几句话是说不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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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太行区物质生活更加困难。1941、1942两年大旱，两年歉收。除了战斗部队，机关、团体凡是吃公粮的人员，每人每天减少二两粮食，救济太行区的和从敌占区、蒋管区逃来的灾民。这时候不断从敌占区传来消息：日本侵略军士气低落，娃娃兵增多，处处显露败象。大家看到胜利在望，自觉勒紧裤带，对艰苦生活丝毫没有怨言。

　　这一年也有一次5月反“扫荡”，情况跟上年大不相同。太行区按照新的要求进行了减租减息，严重“夹生”的地区对农民进行了重新发动。群众得到了实惠，看到了自己的阶级力量，健全了农会组织和民兵组织，参战积极性大为高涨。领导机关远比过去精干，便于机动指挥。大批干部深入基层，同民兵密切结合，参加和指导群众性游击战争。如果说上一年我们的最高指挥机关曾经陷入敌围被动挨打，这一年我们完全是主动打击敌人了。

　　新华日报社为反“扫荡”作了充分准备。记者都派到主力部队随军采访。女职工、病员、体弱的同志妥善隐蔽。其他人员分散到工作基础较好的村庄，随同民兵打游击。彻底空舍清野，印刷机器和铅字分散埋藏。组成精干小分队，携带油印器材，跟随八路军总部行动，准备出版油印报纸。我被派到武乡，同去的还有总分社副总编辑林火。武乡是太行区开辟很早、工作基础很好的一个县，八路军总部进入太行区初期，很长时间驻在这里。我两人跟随朱德警卫团第5连采访。这个连人员充足，武器精良，由副团长赵玉珍随队指挥，任务是坚持内线作战，打击敌人“清剿”，并组织民兵开展群众游击战争，保卫人民生命财产。

　　进入武乡县境，到处静悄悄，山岭、河滩很少见人，但能感到一种紧张、肃杀气氛。空舍清野等有关战备早已完成，群众都转入隐蔽的相对安全地带。第5连部队一到，很快围拢来不少民兵，就像从地下突然钻出来的一样。太行山民兵都不脱离生产，一律便装，有刀矛步枪等武器，任务是站岗放哨，传递情报，打击小股敌人，掩护群众进退。由于对当地民情、地形十分熟悉，来去飘忽不定，敌人诬称他们是“土八路”，对其十分头疼。武乡一带民风历来比较平和，甚至可以说有些软弱，抗战前一般人不吃鸡，也不杀鸡，甚至不敢看别人杀鸡。几年功夫，经过日本法西斯的反面教育和共产党、民主政府的正面教育，不但敢杀鸡，还敢杀敌人，而且“杀”出了不少英雄好汉。1938年，日本兵血洗武乡峪口村，在一个大庙的照壁上用人血涂写桌面大“杀人场”三个字，妄图吓唬群众不再反抗。结果适得其反，群众被杀红了眼，高呼“以血还血”“誓报血仇”等口号，纷纷参加民兵，拿起落后武器同敌人拼命。反“扫荡”战斗中，少量正规军结合广大民兵在敌人的包围圈内往来活动，看准时机，对敌人形成小包围，突然攻击，打完就走，敌人防不胜防，完全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我们在武乡活动半个多月，打了几个小仗，毙伤日军百余人，解放几百被掳的民夫，第5连和配合作战的民兵无一伤亡。这是抓准战机，周密准备，秘密行动，充分利用地形熟悉等条件的结果。疲劳确实疲劳，因为跑路很多。生活大为改善，敌人军马被击毙后的马肉简直吃不完。敌人遭到伏击，在山区常常丢弃尸体。敌人是在敌国进行不义之战，为了维系士气，除非遇到万分狼狈的情况，本来是不丢弃尸体的。

　　在群众火热的斗争中改造思想，树立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这些话书本上讲得很多，进一步直接体会、认识它的意义，却是在1943年反“扫荡”中。1942年5月我身陷敌阵，失掉直接指挥，一门心思想的是突出重围。1943年5月跟随精干的主力小部队主动击敌，虽然行军作战极为疲劳，却能从容思考上述问题。这是党组织关于共产党员应该联系实际改造思想的号召起的作用。武乡真不愧为太行区一个模范县，经过减租减息复查（早两年已经进行过减租减息），群众发动更加充分，敌人一旦闯进来，立即淹没在群众性游击战争大海中。

　　“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这里只说两个亲眼看到的实例：武乡农村青年的小名多有“孩”字，“三孩”、“五孩”、“八孩”等等。民兵都着便衣，敌人侦探也穿便衣，两个山峰相对，对面活动的究竟是什么人，难以分辨清楚。群众于是创造了“对十孩”的办法。这边喊“四孩”，对面答“六孩”，是自己人；对面喊“七孩”，这里答“三孩”，是自己人。对不上“十”准是敌人。“孩”是当地农民通用语，敌人侦探即使听到，也难以确定是民兵还是农民。

　　再一件事更充分显示群众的智慧：武乡县蟠龙镇往西不远河滩边，有一苹果林，当时正在开花，很美。民兵判断敌人从段村镇行军至此，肯定已很疲劳，5月的河滩又相当干热，很可能要到苹果林中休息，就在树林及其周围埋设许多地雷，同时请我跟随的第5连就近设伏，准备实行火力突袭。敌人果然中计，进入苹果林，踩响地雷，5连以机枪猛烈射击，敌人混乱躲避，踏响更多地雷，当场死伤三十多人，我部队、民兵无一伤亡。

　　我们在极度兴奋中度过1943年。敌人“扫荡”次数很多，但规模越来越小；我们准备充分，各机关团体包括新华日报社可以说没有任何损失。但因连续旱灾，社会积蓄近于枯竭，军民物质生活极度困难。机关人员每人每日口粮又减到十两（旧秤，合新秤六两多），每天两餐稀饭中掺进许多树叶。机关干部利用工余时间，每人每天要采三到五斤树叶、野菜。每人一年供应一套单军衣、三年一套棉军衣。生活虽然艰苦，大家都知道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短时间，咬紧牙关克服困难，迎接不久就要到来的胜利。

　　凡事都有两面性，像我这种从不接触针线的人，也在同困难作斗争过程中学了些缝纫“手艺”。每年发一条单军裤，土布做的，相当结实。终日穿着，屁股，膝盖首先磨破，我从膝盖剪断，变成半长短裤，用裤腿补屁股，可穿好长时间。屁股部分又磨破了，再剪再补，仍相当耐穿。大家就靠这种精神、这类办法，度过平时难以想像的艰苦岁月。

　　1943年反“扫荡”令人舒心。为恢复疲劳，战士们战后一般要大睡一两天。林火急回报社（驻辽县），我连夜赶写通讯请他带回。当时交通十分困难，由报社同志带稿迅速可靠，但十年不遇。在乌黑的窑洞中，豆大核桃油灯显得很亮，林火轻微的鼾声使得狭小的窑洞更加寂静。打了胜仗的喜悦，完成任务的紧迫感，使我这个二十五岁的青年人忘记极度疲劳，奋笔疾书，一夜之间赶出《老鼠过街，人人争打——介绍三分区群众性游击战》《强袭柳沟》《第五连》等三篇通讯。过去反“扫荡”结束，《新华日报》恢复铅印，一般要十几二十天才能刊登本报记者的战斗通讯。这次从出铅印报第一天起，连续三天刊登我这三篇通讯，可说是前所未有，主要由于林火亲自带稿。现在翻开旧报看看，那文字是相当粗糙的。

　　反“扫荡”以后，我继续在武乡采访。当时“欧团”（朱德警卫团团长名欧致富，简称“欧团”）驻武乡休整，团首长知道我是新华日报社记者，写过些文章，有点“影响”，热情邀请我给连排干部作一次时事报告。我口才讷涩，不善言词，一贯怕在大庭广众中讲话，既是藏拙，也怕出事，所以一再谢绝，但终于未能推掉。我想，既然要讲，老话没有意思，应该说点新话。谁知就在这个新话上出了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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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提出“今年打败德国，明年打败日本，两年一定胜利”的口号，这对日寇疯狂进行“扫荡”，敌后根据地遭遇巨大困难，一度稍现消沉的士气民心是极大的鼓舞。党中央这种估计来自当时的世界大势。苏联在苏德战场上开始反攻，英美承诺开辟第二战场，如此东西夹击，1942年可以打败德国，然后合力东向，1943年可能打败日本。谁知情况发生变化，英美食言，拒绝如期开辟第二战场，1942年难以战胜德国，战胜日寇的日期相应推迟。“两年一定胜利”的口号从此不再提起。

　　我听了一个范围不大的传达，得知这个变化的来龙去脉，但“欧团”的同志毫无所知。按照此前的说法，我成了在关系全局的问题上公然同中央唱反调，当然是大错误，“欧团”的同志向八路军总部、北方局报告此事，是完全应该的。于是我被紧急召回报社，说明了此事的原委，检讨了个人的失误，一场暴风骤雨迅速烟消云散。我的失误在于作时事报告之前，未把这个口号变化的来龙去脉和我听到的最新传达先向“欧团”领导干部通气，共同商量怎样向基层干部解释清楚，做好思想工作，转好这个可能影响某些同志情绪的“弯子”。我一个考虑不周，使得“欧团”领导同志要作两次善后工作，先是消我妄说的“毒”，后是说明我未说错。我个人却错误地接受了此事的负面教训，以后五十多年，我随时警惕自己，“分内”工作必须做好，至于像给本单位特别是外单位一些同志作时事报告这类“分外”的却对革命事业有益的事，一定想方设法推掉，虽然我也写过文章，把“分内”“分外”工作的正确关系说得头头是道。

　　《新华日报》创刊以来，坚持宣传党在抗战时期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普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知识，揭露日本法西斯的各种罪行和国民党一面抗战、一面破坏抗战，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传播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战争、生产、教育的经验教训，发挥了党报应有的宣传、组织、指导和激励作用。人民热爱它，敌人仇恨它。日军指挥部公然扬言：“扫荡”根据地第一目标是消灭八路军及其指挥部，第二目标是摧毁《新华日报》。1940年后，特别是1942年，敌占区扩大，根据地缩小，各根据地间交通联系更加困难，《新华日报》的新闻传递和发行工作受到严重限制。1943年1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本报今年改进方向》一文，透露“为适应敌后战斗环境，特别是渡过空前困难的1943年……报纸的编辑方针、指导与发行范围，着重于本战略区（即《新华日报》所在的晋冀鲁豫边区），至于国内外消息的报道与各战略区的发行，虽绝不应忽视，但为实际所限，应有一定的限度。”《新华日报》同时成为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机关报后，工作重点逐步转到太行分局领导的由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组成的晋冀鲁豫战略区。但这四个军区也为敌人分割，联系不易。适应这种实际情况，为加强党报对所在根据地各项工作的报道和指导，华北《新华日报》于1943年10月1日改为《新华日报》（太行版），成为中共太行区党委机关报。原华北新华日报社十几个干部，以总编辑陈克寒为首，陆续调往延安参加整风，迎接即将到来的大发展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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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纸改版，我有幸留在太行新华日报社（以下简称《新华日报》）。当时干部的工作去留都由党组织安排，一般不征求个人的意见。绝大多数干部年纪都很轻，一肩行李，毫无牵挂，所以很少听说谁对工作分配有不同意见。我愿意去延安，因为当时我还没有到过这个革命圣地。但我更愿意留在太行，因为这是前方，可以接受战争的考验和锻炼。

　　我在《新华日报》主持新闻通讯科的工作。这个科领导记者和通联工作。记者人数不多，都有独立工作能力。领导记者任务不重，主要做两件事：一是选准、说清任务，不定具体题目，只提采写范围，使记者既不走空，又能机动。二是对记者稿件负责到底。稿件好比记者的孩子，处理稿件是件大事，是对记者应有的关怀和尊重。如果说领导否定一篇稿子并不困难，救活一篇原来并非上乘的稿件却需要足够的耐心和功力。在这些方面，我同几个记者相处是很好的。

　　1943年秋季反“扫荡”，只有部分地区稍显紧张，大部分地区都和武乡县所在的三分区一样，充分发挥了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威力，打了许多小胜仗，特别是群众性地雷战，对敌人的威胁绝不止于杀伤人员。为反“扫荡”进行了充分准备的根据地军民获得这样一种印象：敌人这次“扫荡”来得仓促，跑得匆忙，敌人是真正走下坡路了。

　　太行山冬季很长，冬闲时间也长，是进行减租减息复查、进行春耕准备、对农民进行时事教育的好时机。报道群众这些活动，通讯员可做的事情比记者多，所以我在通讯工作方面用了更多的精力。华北新华日报社已很重视通联工作，太行版总编辑史纪言鉴于不少记者回了延安，上述群众运动遍及根据地各个角落，直接生活在群众中的通讯员进行报道更加方便，也认为应该更加重视通联工作。报社的通讯员曾经发展到3800多人，对报纸同实际密切结合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在发展过程中，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也不断出现或日益严重。原来规定“每信必复”，通讯员十分欢迎。但由于信稿大增，难以坚持。可用稿件加工编辑后刊登还比较好办，不能用的稿件修改后退还作者，竭新闻通讯科全部人力也难履行诺言。极个别稿件出现虚夸不实的现象，未引起怀疑就刊登了，影响极坏。发现可能有问题的稿件要查对非常费事。我们几次讨论这个问题。有的同志主张无论如何也要坚持原来深受通讯员称赞的各种做法，并且举邹韬奋抗战前办进步刊物时的一些做法为例，说这是一个群众观点的大问题。有些同志认为应该从实际出发，即使是很好的事情，如果实在做不到也得重新考虑，而改办尽全力能办到的“次好”之事。我是赞成后一种主张的。讨论几次，也只好采取综合梳理有关情况和问题，在报纸上认真地诚恳地说明、答复一法。新中国建立以后，范长江同志主持人民日报社工作时，我当总编室主任，对来信来稿的处理曾经“旧事重提”，下决心抽调十几位办事认真、能力很强的同志从事每稿有回音、每信必答复、各种要求都代办的通联工作。硬着头皮干了一个多月，实在坚持不下去，只好在报上作一说明，结束这种“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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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4月，我脱离工作参加整风。这个整风班名为联合整风班，参加者以新华日报社人员最多，报社的“外来干部”即不是太行山土生土长的干部绝大多数都参加了。此外还有太行文联主要人员、太行联合中学教职员、行政干部学校教职员、各界救国会的部分干部，基本上是程度不等的知识分子。领导人是中共太行区党委宣传部长张磐石，具体负责人是新华日报社副总编辑安岗。

　　整风，顾名思义是提倡、树立符合共产党原则和革命利益的思想作风，纠正、整顿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纲领、路线和优良传统的思想作风。就是说，树立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学风、党风、文风，反对曾经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损害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

　　整风本来是大好事，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开展批评自我批评，“老革命”总结、接受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新革命”学习党的历史经验，接受革命前辈正面和负面的宝贵财富，对提高全党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有重要作用。但整风中插进一个审干，重点实际上放在参加革命较晚的曾经读书识字的外来干部。由于指导思想曾经受到干扰，多数同志对于整风缺少经验，中国革命斗争又特别残酷、复杂，以致审干工作一度在许多地区发生偏差，有的地方曾经发生严重偏差。当然这些偏差不久都纠正了。

　　延安在1942年开始整风，收获很大，一度发生的“抢救运动”的负面效应也不小。因为有过“特务如毛，本不足怪”的估计，不少好同志一度被怀疑是“特务”即“失足者”，为了把这些人救出火坑，开展了一个“抢救运动”，许多好人被整成坏人。所幸毛泽东同志提出并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避免了更大损失的发生。康生一生做了许多坏事，他在延安“抢救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是他干的许多坏事之一。毛泽东作为总学习委员会主任承担责任，曾向被整错的同志赔礼道歉。

　　延安整风情况经过各种渠道传到太行。说也奇怪，我听到的关于整风的传闻不多，其中关于审干的却不少。这也有好处，使我对整风、审干事先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我在晋西呆了虽近一年，从任何方面说，都称得上“出污泥而不染”。其实，1938年的晋西恐怕还不好一概说是污泥。当时晋西还是共产党促成的特殊统一战线的环境，即使1939年“十二月政变”之后，八路军同阎锡山划分晋西防区时，还把他作为同蒋介石斗争中的中间派看待。至于我个人，在晋西时最好的朋友都是秘密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他们对我的政治情况、所作所为清清楚楚。我只担心整风班有的同志一时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我又同晋西时的朋友暂时失去联系，无法取得他们的证明。但我确信，事实真相最后总会查清楚，即使一时被误解，也是对自己经受考验的毅力的锤炼。有了在一些时间内可能被列为审查重点又不怕当审查重点的思想准备，自己反而觉得无所畏惧。

　　整风班开始没几天，一件小事证明了做好思想准备有多么重要。整风班设在涉县下温村一所无人大庙里，1944年春季一天清晨，我们班轮到我打洗脸水。庙门口旁边有口水井，井旁一个战士持枪守卫。他坚持不让我接近水井，我一再说明当值日打水供全组人洗脸也不行。我问为什么不许打水，他吞吞吐吐说不成话。我一下明白了，他是怕我跳井自杀。我知道他是奉命执行任务，并非与我为难，当即无语而退，心里却暗暗发笑：“领导想得太周到了。跳井即使不完全表示懦弱，可我现在还没有跳井的勇气。”

　　从此我被免除接近水井取水的勤务，这就告诉人们，我已进入“另册”。但帮助整理整风进展情况材料的事还让我做。领导不久在大会上指出有问题又没有说清楚的人不适于作这种事，我的“另册”身份正式公之于众。我因为思想准备相当充分，该吃就吃，该睡就睡，心里安之若素，行动一切如常，等待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

　　涉县城北漳河两岸，驻有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区党委、边区政府、文联、新华日报社、贸易局等机关团体，先后或联合或单独成立整风班。这时日寇已无力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我们整风一年多，仅仅因备战挪了一个地方，不几天又回到温村的大庙里。在这期间，我们断断续续听到一些消息，有的整风班气氛紧张，不下于准备迎接一次大规模“扫荡”。当然，性质和意义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我们整风班十分强调接受先进单位的经验教训，但真正做好很不容易。延安整风发生过“抢救运动”，教训够深重了，可是许多人就是不会接受或不肯接受。我们整风班附近的一个整风班，一度把85％的参加者定成特务，最后经过甄别，一个特务也没有。有人说：当特务，说到底是为了升官发财。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埋伏下来当特务，三天五天一月两月也许能够忍受，时间稍长，缺衣少食，又有“扫荡”，饿也把他饿跑了，吓也把他吓跑了，谁肯在这里为他的主子卖命？事实、道理明摆着，有的领导人为什么就看不出来或者不肯承认？你的部下都是特务或者大部分是特务，你那个领导还怎么当呢？这些朴朴实实的道理，确实值得有些当事者三思。

　　我们整风班与几里外的那个整风班不同，应该说是很文明的。党中央指示要做的都做了，有些显示“革命性”而自定的做法这里没有“移植”。从开始到结束，这里没有打人骂人，没有钦定特务，没有人自杀。最初不许我在水井汲水的岗兵，很快就撤了。伙食比在原机关的略好。行动只要不出大庙完全自由。得病有医生治疗。尽管那位非常负责的同志原来是个兽医，头疼脑热还是可以治的。当然，一年多的整风，总会有些插曲。那个把85％的参加者定成特务的整风班有个成员，曾经被迫承认是特务，特务当然有领导，他说他的领导人是新华日报社的李庄。一份“爱护材料”很快转到我们整风班。有关领导立即找我谈话：“你认识××部的×××吗？”“认识，这是个很好的同志。”“你们联系多吗？”“经常联系。一河之隔，联系非常方便。”“每次联系都谈些什么？”“都谈他给《新华日报》写稿的事情。”“还谈别的事吗？”“记不清楚了，他是报社的特约通讯员，写稿很积极。”“你再想想，写个材料给组织！”除了上面谈的这些，我没有别的可写，拖了一段时间，也就不了了之。大概由于没有发现我有什么特务行径，或者他的特务身份已被证实为子虚乌有，他的这个特务领导自然就不存在了。此事没有大动干戈，显示我们整风班的领导相当清醒。

　　还有一件事令人发笑，受难的同志还在，我们就住在一个宿舍里。他也是我们整风班的学员，编在第三小组。他的组长是个好同志，只是文化、政治水平相当低。这位同志可能急于创造成绩，就想来“发明创造”。一次开小组会讨论审干问题，他提出一个临时动议：“赞成×××是特务的举手！”他先举手，除了被诬指者本人，全组举手通过。事后有人说，三组选了一个特务。发生在五十多年前的这件往事，似乎十分滑稽，但是事实，说明我们党在中年时期，个别对党忠心耿耿的同志还办这样糊涂事。我估计这种事不是整风班的统一布置，而是三组长想赶先进。以后几十年，我发现有些事情办坏了，重要原因之一是一级比一级加码的“创造”。

　　我们这个整风班为什么跟有的整风班不同，没有发生多大偏差呢？从我经历的一些事情看来，党中央或其他高级领导机关作出的决定，即使十分正确、完善，由于执行者政治思想水平和经验、魄力不同，结果可能大不一样。“干部决定一切”用在这里还是对的。我们整风班的领导是老革命、日本留学生，多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有群众工作经验，也有在国民党监狱同敌人作斗争的经验，见事识人，阅历丰富。有这样的同志领导，不仅避免了不少堪称笑话的失误，还使所有参加者学到许多处理党内关系的本领。

　　整风和审干同时进行，我认为性质容易混淆，主次难免颠倒，似乎不如干了一事再干一事。一些青年，如果对审干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如果感到自己政治上不被组织信任，不大容易静下心来学习文件。我自认为做了相当充分的思想准备，情绪还难免时有起伏，就是有力的说明。

　　随着整风的发展，我逐步认识整风虽有某些难以完全避免的副作用，但对我这种出身不好、入党不久的年轻党员来说，还是绝对必要的。出了整风班，我确实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参加共产党以来，一个从未说出口的幼稚的实际是荒谬的想法困扰着我：劳动人民出于阶级本能，对旧社会厌恶、反抗，参加革命以后接受党的教育，逐步深化为阶级觉醒，当然是很可宝贵的。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带着某种理智的火花参加革命，即使不说舍己为人，也称得上主动赴难，所以更加可贵。这种想法成为我同劳动人民感情上的无形障碍，还使我在潜意识中自认为精神状态高于非知识人们一等。在整风中诚恳反省，我是被日本侵略军的炮火赶出校门、家门的，有30年代许多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知识青年“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书桌”的愤激。有这种民族觉醒当然好，但只是知识青年走向共产主义觉悟的第一步。经过民族战争和农民对地主斗争的观察和锻炼，经过整风中学习文件和思想批判，方才逐步升华为阶级觉醒，实在得之不易。我在整风中最大的收获，是自认为在思想上摆正了几个重要关系——个人与革命的关系：要当螺丝钉，党按照革命的需要把我放在哪里我就安心扎在哪里，发挥尽可能大的作用；个人与群众的关系：当勤务员，恭恭敬敬，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终生；个人与党的关系：当驯服工具，党指到哪里打到哪里，不讲任何条件。

　　我认为在认识上摆正了这几个关系，在行动上始终坚持不渝，完全可以保证终生不犯大错误。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革命在发展过程中还可能有起伏、有曲折，党的路线在毛主席领导下还会发生偏差，甚至出现十年“文革”那样大的乱子。整风中也学习党的最高准则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我理解这些规定是神圣的，绝对想不到还会出现不该执行又非执行不可的情况。“文革”初期我曾设想也希望那种“天下大乱”只是短时期的反常现象，只能说明我们的政治体制还不完善。马克思主义诞生不过一百多年，共产党的历史更短，只能边实践边完善，谁知反常情况竟延续十年。我在长期困惑中方才逐渐清醒，好大的代价！

　　27

　　整风班结束，参加者都回到原单位，已是1945年春末。我在《新华日报》的工作已有别人担任，领导分配我在新华社太行分社当编辑。这个太行分社没有专门机构，实际是由新华日报社固定两个编辑，把报上发表过的新闻、通讯，有的增加一些背景材料，精编或综合改写成电讯、通讯，请总编辑史纪言过目后发到新华总社。当时还是“报”“社”合一，史纪言兼任太行分社负责人。分社的工作在这里很难说是被重视的。

　　我的工作责任很轻，工作分量不重，每天两三小时做完，有很多时间读书。一个同志悄悄对我说，你那个编委怎么免了？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管它，工作不多正好学习，找还找不到呢。这时正举行太行区文教群英会，我当然没有主持报道的资格。原因明摆着：我还在受审查，可是我心胸坦荡，若无其事。直到1946年，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组织正式通知我，我的历史经过复查，没有任何问题。

　　1945年夏季，我军举行局部反攻，发动安（阳）西战役，集中三个分区的主力部队，军区司令员李达统一指挥，扫除安阳西部敌人据点，歼灭敌伪大量有生力量。安阳旧为彰德府，在（北）平汉（口）线上，自古为豫北军事重镇。经过这次战役，解放区向东推进几十里，太行区东南方向的威胁大大减轻。对于全区合力发起的这次战役，大家都很重视，新华日报社当然要派人参加，领导于是想到了我。太行文联派出马印秋。这位同志参加革命比我早，年纪比我大，又在一起整风，彼此都很了解，我视他为兄长。在一同追赶部队的路上，我们互相鼓励：两个单位就派出我们两个人，一定要干出个样子，为组织也为自己争一口气。

　　我随五分区部队行动。五分区司令员韦杰率部主攻敌安阳西部主要据点水冶。水冶是一大镇，有几万居民，上千商号，砖石城墙高三丈六尺，城上岗楼星罗棋布，城外明碉暗堡环绕几周，扼制太行山几个山口，是个名副其实的要塞。伪“剿共第1路军”李英部主力第2旅盘踞水冶，加上少数日军，一再吹嘘水冶不可攻破。

　　我随军打过不少仗，亲眼看到主动进攻和被动防御确实不同。反攻，即使是局部反攻，我们已经盼望多年，现在真正开始了。有计划有准备地拔除敌人据点，缩小敌占区，扩大根据地，同时在有利地区设伏截击敌人增援部队，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还有比这更振奋人心的吗？斗志昂扬，信心百倍，这就是士气，就是最大的战斗力。

　　按照我们的说法，当随军记者就是临时“入伍”，一切同战士一样，只是一般不到最前沿，不冲锋陷阵。我也有枝手枪，只能防身，难以击敌，它的有效射程不到三十米。但是，我们总想尽量前伸，有时就同连、营指挥员发生“争执”，他们要指挥作战，又照顾记者，说话容易，做起来是很难的。

　　我写了几篇通讯在《新华日报》发表。可能因为是独家文章，反应不错。马印秋也写了不少文章。文联出版《文艺杂志》，但是月刊，所以他的一些通讯也在《新华日报》发表，反应很好。作为日报记者，我的文章的主题都是歌颂革命英雄主义，当然是通过战场上活生生的人物、事迹。也许当了几年记者，我尝试在一些“现贩现卖”的新闻、通讯之外，通过采访中的所见所闻，琢磨一些问题，即使不能马上写成文章，也锻炼自己的分析能力，增加思想和材料积累。水冶守城伪军有两团之众，工事坚密，火力很强，战斗打响以后，没有多久即被全歼。我军广大战士作战英勇，基层干部身先士卒，战役组织严密，战场指挥灵活，当然是主要原因，我们一贯着力报道；对伪军这个特殊的武装群体，我也通过对俘虏的访问，获得不少新鲜材料：被抓来的、被骗来的、受雇而来拿不到钱的伪军士兵，受日军欺侮，遭国人唾骂，能给敌人卖命么？他们的战斗力不如解放战争开始时的国民党军，甚至不如某些北洋军阀的部队，是因为“汉奸”二字使他们在人前矮了三分，所以有些人愿意被我军俘虏，或者乘机开小差。

　　与此相反，我又看到另一种现象：水冶城被攻克以后很久，城内东北角仍然响着断断续续的枪声。日军固守一个碉堡，死不投降。碉堡用砖和水泥砌成，墙壁厚达一米，内有日军一个加强班，由一名小队长率领，配备两挺轻机枪、一个掷弹筒、十几支步枪，监视水冶伪军又给伪军壮胆。小队长洞口（译音）顽固、野蛮、凶残，眼看大势已去，仍然驱众固守。碉堡附近居民不少，我军考虑群众的生命财产，不能实施炮火轰击。日本觉醒联盟盟员野村运动到碉堡跟前喊话劝降，遭到冷枪射击。最后我军只能连续爆破，武力歼灭。我机枪把碉堡的射击孔全部封死，连续爆破两次。碉堡虽受损伤，仍未倒塌。第三次爆破还未开始，堡内突然传出巨大爆炸声，突击组立即冲进。随着突击组的欢呼声，我跟着韦杰司令进入碉堡，眼前惨状终生难忘。碉堡第二层不到三十平方米，尸体狼藉，血水横流，几截残肢被血粘在墙上。据被迫给敌人做饭的陈姓老乡说，敌人把几颗掷弹筒弹捆在一起，拔去引信，集体撞响自杀。本来要他同死，他乘着那群亡命徒向东鞠躬的时机，跳下碉堡二层逃得一命。我和指战员同样，欢呼全歼水冶敌人的胜利，欢呼太行区局部反攻的胜利……除此之外，我又想了许多。1945年上半年，从世界大势、中国战局、华北敌我力量消长等等方面看，日本必败无疑。洞口率领十多个士兵困守一个碉堡，在我军重重包围中，完全陷于绝境。但他死不投降，终于胁众集体自杀。为法西斯卖命，如此顽固、死硬，很可悲也很可怜；听指挥，不畏死，以小见大，我又确信日本法西斯虽然失败，日本民族不会久居人下，问题在于引导，在于走正路还是走邪路。

　　以上这些，我当时想想、记下，作为思想积累，并未写成文章。现在看来，如果处理得当，有的内容并非完全不能公开探讨。

　　此次安（阳）西战役，我军横扫平汉路西的敌伪军，水冶附近地区成为新解放区。考虑有的地区敌人可能暂时卷土重来，我寻机同各基层居民谈心，了解人们的思想动态。原来接敌区的劳动人民相当了解根据地的情况，知道减租减息，知道八路军和“干公事的人”（即政府干部）不欺压人民，知道负担虽然也重，但比敌占区轻得多，因此，盼望他们这“拉锯”地方从此成为根据地。敌占区人民眼看敌人不时进山“扫荡”，山里人日子也不好过，但是可以想法“躲一躲”，总比成天生活在敌人铁蹄下边好。他们希望他们的家乡最好变成根据地，退一步说，成为接敌区也好。“这两年，西边（根据地）兴起‘政治攻势’，这里的汉奸、保长老实多了。”

　　我还同一位名叫李静珊的士绅长谈。他说，直到我军解放水冶的前一天，他的眼睛还望着黄河。他听到国民党特务放出中央大军渡河的消息，两夜没有睡好觉。他说：“‘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的味道我是尝够了……所幸来了八路军……”我问他：“你以前没有听说过八路军？”“当然听说过。八路军收复过伦掌，围攻过积善……”他沉吟一会儿，说：“我总想不到中央（指国民党政府）会一败至此，坐使大好河山横遭敌骑蹂躏……”他读书不少，年近古稀，长期寄望于他那个“中央”，最后总是失望。我给他看了八路军抗击敌人的形势图，向他介绍了从我们旁边列队而过的部队和民兵，老先生无神的眼睛亮起来了：“不管什么人，能打走日本就好，水冶是八路军收复的……我这个行将就木的人看样子还能挨到共庆胜利的时候。”

　　不能说敌占区人民完全不了解共产党、八路军，也不能说敌占区人民很了解共产党、八路军。他们在敌人统治下挨过七八年，难免受到某些欺骗宣传的影响。除了不当亡国奴、赶走侵略者的共同要求以外，不同阶层的人们还有不同的要求和愿望。迎接胜利和胜利后的宣传工作，看来还是十分繁重的。

　　安阳战役后，我的工作又有变动，改任《新华日报》通讯部副部长，部长由总编辑兼，工作由我具体主持。这又引起个别同志的注意。通讯部的工作范围就是原新闻通讯科的工作范围，由“科”而“部”，建制似乎升了，职务由“正”而“副”，又似乎降了。当总编辑的副手，升降相抵，大体持平。个别同志作了这些分析以后，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说不上来，也真没有想过，只能一笑了之。当时我的思想修养平平，远说不上宠辱不惊，但对这种进退确实看得比较淡。真才实学最要紧，希图侥幸，今日上去明天下来，只能贻人笑柄。况且个人工作都由组织安排，自己想争，不仅不该，而且无益。这种态度不一定完全正确，但它支配我许多年：不伸手，不强求，一切听候组织决定，绝对不提任何意见，还要把分配的工作尽力做好。这是整风在我身上发生的效果。当时太行根据地不少单位兴起一句肯定人的话：“像个整风的样子！”

　　28

　　1945年8月，太行山军民是在振奋、激动和沉着、期待中度过的。根据地消息比较闭塞，我可能是最先得悉日本投降的少数人之一。新华日报社电台10日收到新华社延安急电，“美新闻处旧金山10日电：据合众社本晚接获东京广播，日本政府已接受促其无条件投降之波茨顿宣言，惟一要求为保留日本天皇。”我立即打电话向军区司令部核对，他们也收到这个电讯，并说还收到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命令：各解放区一切抗日武装部队，立即出动收缴日伪军全部武装，接洽受降，如遇拒绝投降缴械，坚决予以消灭。

　　在此之前，美国于8月7日以原子弹轰炸日本广岛。苏联8日对日宣战。毛泽东主席9日发表声明，宣布抗战进入最后阶段，号召猛烈扩大解放区，消灭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

　　敌后军民同敌军拼搏八年，深知这个敌人顽固、顽强，虽然形势注定必然失败，它还可能狂呼“玉碎”，顽抗一段时间。多数人都做了再打几仗的思想准备，谁知胜利来得这么快，快得有些突然。对这个天大的好消息，机关、部队人们先是一愣，接着大声欢呼，有些人互相拥抱，有些人兴奋流泪……“可算熬到这一天了！”广大农民感情丰富，态度深沉，长期重复这句话。一个“熬”字道尽七八年的酸甜苦辣。

　　作者：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