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验（一）

　　从历史长河看，社会主义还是很年轻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只有三十岁出头。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强调从中国国情出发，进展顺利，取得许多成功经验。社会主义建设一度强调学苏联，并不完全成功，症结是有些做法脱离中国的实际，也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后注意“走自己的路”，取得巨大成功，也发生过严重的错误，后者由于主要领导人违背

　　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善于总结经验，勇于接受教训。从来不犯错误的个人、政党是没有的，关键在于对所犯错误持何态度。新中国三十几岁终于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康庄大道，邓小平对此有盖世之功。其伟大现实意义和长远历史意义，怎么说也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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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9月，北平一片兴奋、欢欣。“老北平”说，男女老少比日本投降的时候还要高兴。据我亲身体验，市民的高兴劲超过解放军入城的1949年2月初。平素不大关心时事的市民也抢着看报。国民党三大主力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烟消云散。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在全国反动统治覆灭。周恩来宣布：“在我们四百万以上的大军中，二百二十多万野战部队正在前进，扫荡已经只剩八十多万并丧失了战斗力的敌人的残余部队”……振奋人心的消息接踵而来。

　　在全国解放前夕，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参加的单位45个，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别邀请代表75人，代表各民主阶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宗教界人士以及从国民党阵营中分化出来的爱国民主人士，包括前国民党和平谈判代表团的全体代表。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109年前发生鸦片战争，28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多少志士仁人流血牺牲，义无反顾，就是要争这一天。难怪几位白发老翁频频拭泪。这些激动人心的大事，成为《人民日报》的头号新闻，空前提高了广大市民对于政治的关心。

　　《人民日报》全体职工精神亢奋。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工作人员，欣逢旷古盛事，当然全力以赴。编委会要求有关报道要“及时，准确，集中，突出”，对采访、编辑、印刷、发行各个环节都作了周密安排。我个人要进行被同仁艳羡的“重头”采访，又要照顾其他记者的工作，劲鼓得不能再足，嘴上不说，心里总想着如何胜过其他报纸，至少不能落于人后。首先把外地采访的记者大部调回北平。凡是可以临时抽调的编辑临时调出，又聘请少数社外人员参加“客串”，如此集中24人，采写事后证明发生了重大影响的代表访问记。还是运用根据地习惯的手工业方式，谁采访谁，访问什么，事先都作了相当周密的事后看来相当死板的研究，这对不善于机动处置的记者可能有帮助，对多数人肯定是限制。但总的说来，这部分工作是必要的。由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严密封锁，有些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士长期不为全国人民所知。像华侨代表司徒美堂，旅居美洲69年，辛亥革命前后以大量经费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抗战期间组织筹饷局，募集现金和军用物资支援抗战。但是，不必说解放区群众，就是蒋管区居民也不大了解这位当年已经83岁的华侨爱国人士。像“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抗战期间舍生忘死掩护、照料八路军伤病员，在晋察冀边区家喻户晓，其他根据地人民也比较熟悉，但新解放区、蒋管区人们就相当生疏。也有一些国人瞩目的人物，像傅作义将军，几个月前还是国民党政府反人民战争的方面军统帅，被我们定为战争罪犯，几个月后成为人民政协的特邀代表。他过去的政治情况，他怎样看自己的过去，他的近况如何，有何政见，大家都十分关心。由于访问对象选择得当，本人又愿意谈，访问记深受读者欢迎。9月22日刊登人民政协开幕新闻，同日刊登代表访问记，配合也很紧密。

　　9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下了“倾盆大雨”，对开六版，全是人民政协开幕新闻、评论、文章、访问记和照片。但是，日报成了晚报。很长一个时间，我们的报纸不能按时出版，越有大事读者越想早看报纸时出版越晚，读者对此积有烦言。22日报纸最重要，出版也最晚。从早晨到中午，催问者电话不断，不少人对报社工作人员的“不负责任”提出严重抗议。其实，这天报纸有可能出版晚，全体人员特别是编辑部人员是有预见并想方设法尽力防止的。但是纰漏不出在编辑部门而出在印刷部门的整版照片。当时技术水平之低令今人难以想像，可《人民日报》的制版技术在北平还算最好的。

　　我有得天独厚的工作条件，能上天安门，进怀仁堂，出入勤政殿采访，为众多同仁难以企望。我知道领导给我这些条件，不是因为我水平高、能力强、经验多，主要因为我在中央党报工作，忝为首席记者，是出于“工作需要”，我也自许绝对不能辜负组织的期望。新华社记者包了公报性新闻，我决心每天写一篇特写，一篇一主题，事、情并重，随着会议的进程而发展，希望最后汇集起来成为会议的历史记录。一天写一篇特写，今天的记者看来不足挂齿，在当时却是一件大事。记者这个环节就不易写出，编辑又加工需时，排印这一关更得留足时间。所幸自定的数量完成了，质量恐怕离上乘甚远，读者认为及格就不错了。

　　参加这种采访本来就如临渊履冰，冲劲虽在，底气不足，到了怀仁堂，好像林黛玉进了荣国府，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在根据地当过记者，面对的多是硝烟弹雨，接触的多是战士、农民。进城几个月，访问的也多是机关干部和普通市民。现在到的地方没有到过，要写的人、事没有接触过。主观上虽然十分谨慎，偏偏在第一天就出了岔子。我在第一篇特写提到新华门、怀仁堂，被一位保密观念特别强的宣传部门负责人抓住了，他认为“严重泄密”，正式向大会宣传组负责人宦乡提出：“这个同志是否适宜参加这种报道值得考虑。”如果在这之前，我一定先作一个检讨，再考虑是否以及如何申述我的意见。当时我还有一点“初生之犊”的犟劲，又面临不能继续工作的威胁，只能据理力争，就不顾一切地对宦乡说：“我认为根本谈不到泄密问题。开人民政协，这是大好事，无法保密，也无须保密。北平只有怀仁堂能开上千人的会，北平最好的汽车在新华门进进出出，能够保密？”我甚至说：“我在特写里写了新华门、怀仁堂，我觉得没有什么错误。新闻里如果不写，我看是个不足。我们应该千方百计扩大政协会议的影响。”看来宦乡同意我的意见，只是说：“保密问题以后要多加注意。”了却了这场“官司”。

　　我没有在敌人统治区进行秘密工作的经验，我有在敌人重重包围的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的经历。从我的切身体验中，从我看过的对敌斗争经验介绍中，我认为保密工作极为重要，在一定条件下如不注意保密，革命者甚至不能生存。但是不能像对我那篇特写提出意见的同志那样草木皆兵。十分遗憾，这种“草木皆兵”的现象竟延续了许多年，结果许多事情对自己人可能保了密，对有先进侦察技术的敌人却大门洞开，这种教训实在应该总结了。

　　人民政协第一届首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和通过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制定和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国旗、国徽、国歌、首都。有些外国人不了解我国的民主制度，对于我国在决定重大问题时常常“一致通过”难以理解。其实，我们在决定问题之前，经过磋商、讨论、酝酿甚至论争，许多工作做得很细。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多种原因，首先是毛泽东对形势、任务等的认识发生偏差，伴随“一言堂”作风的发展，使我国的民主传统遭到严重损害。新中国建立之际，政治空气还是实事求是、生动活泼的。以《共同纲领》而论，在讨论过程中，有的委员考虑我们国家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议在《共同纲领》中突出、明确地描述这个远景。中国共产党代表刘少奇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中国将来是要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的，那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果在《共同纲领》中写上这个远景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中国共产党另一位领导人、政协筹备委员会第三组组长周恩来作关于《共同纲领》说明时，也同意刘少奇的意见。委员们认为很有道理，一致同意这个意见。

　　关于国旗，也经过热烈的讨论。我还犯了一个“抢先”的错误，幸亏是在当时，若在十多年后，不知道有的人会“上纲”到什么程度。原来政协筹备委员会曾向全国征求国旗图案，得2992案。筹委会初步筛选出38案供委员选择。374位委员主张选用第一第二或第三案中的一案，人员超过半数。毛泽东也是这种意见，看来是定准了。这三案大同小异，都是红底加一黄星，一黄带——红底象征革命，黄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黄带象征中华民族发祥地黄河；区别仅仅在于黄星的大小、位置，黄带的长短、宽窄稍有不同。我得风气之先，就把这种选择及其理由写进第三篇特写。但是不巧，早了。有些委员不顾自己居于少数地位，坚决不同意这种选择。张治中的发言有代表性，他说，红色代表革命，黄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设计得好。唯中间一条黄带，如果被人理解为把国家把革命分裂为二，就不好了，因此坚决主张再作考虑。许多委员转而同意他的意见，最后一致决定选用现在用的五星红旗。讨论这个图案的说明词时，又出现不同意见。原来的说明词是大星代表共产党，四颗小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有的委员提出，按照这样解释，进入社会主义后，民族资产阶级不存在了，岂不又要改换国旗？多数委员，包括毛泽东在内，同意选用五星红旗，也同意改变说明，不说四小星代表四个阶级，而说一大星四小星象征人民大团结，大家说这样好，方案定下来了。最后表决时又有委员对国旗的释文提出意见，说“上角一黄色大星，旁绕四小星”不妥当，因为小星有别解（古代“妾”称“小星”），应该另释。当日执行主席周恩来很同意这个意见，建议改释文为“上角有五黄色星”，全场鼓掌一致通过，对于新中国国名的讨论也很热烈。有人主张定名“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有人主张定名“中华人民民主国”。张奚若主张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说，共和国说明国体，人民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符合“鲜明、准确、完备”的主旨，足够了。全体代表同意这个方案，最后以发表宣言的方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是开得好的，我在第一篇特写里，概括它的精神“民主、团结、严肃、负责”，确是贯彻会议始终。可惜十几年后，这种精神遭到严重破坏，原因很多，我看毛泽东应负第一位的责任。报道这次会议，我个人尽了全力，如果能够在这个基础上继续追求，可望在记者岗位上取得较好的成绩。可惜因为工作需要，在此后几十年中，除了去朝鲜短期采访外，一直做编辑工作。对于领导的安排，我没有任何意见，但是记者工作却中断了。1993年，我在《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一书中，曾经扼要回顾我采访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工作，说句狂妄的话，我认为能够代表当时工作着的我国记者的水平。但是质量不高。数量达到了每天一篇的预期，质量却不理想。当记者，“依样画葫芦”不难，能够翔实、准确、清通，基本就及格了。难在记者本人能在新闻中加点什么。当然不是加事实，我们必须遵守绝对真实的原则，在这里不能有任何随意性。但是可以“加”观点——在客观、全面、准确介绍事实的基础上，提出个人的分析和判断。记者水平高低，似乎主要表现在这个地方。当时我知道应该作此努力，但是功力不济，效果不佳。我力求每篇特写都在当天会议进程、成果（事实）的基础上，突出它的特点，提炼一个观点，作为立论基础。第一天开幕式，会场洋溢着兴奋、胜利的气氛，体念创业艰难，瞻望前程远大，人人一副笑脸。我个人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幸存者，同全场情绪融通，文字虽然粗朴，当时却是一边书写一边拭泪的。可惜以后几篇文字未能在这个起点上更进一步。功力如此，是勉强不来的。

　　我在《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里写道：“除了加观点，我以为还可以‘加’知识，包括烘托主题气氛的背景材料、中外古今的相应掌故，等等。记者应该力求成为及格的‘杂家’，积累广博的知识，写文章始能挥洒自如，收烘云托月之效。我当时相当拘谨，不敢作此尝试；知识积累不够，也难以作此尝试。所以八篇文字基本是‘依样葫芦’的水平。”现在我还这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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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常说新闻记者消息灵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新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不是这样。这可能与计划经济有关。几十年来我们以此为苦，时间久了也就习以为常，因为我们首先是一个革命干部。

　　1950年6月底，我正在人民日报总编室整理稿件，满脑子国内问题。当时尽管台湾、西藏等少数省区还未解放，国家的工作重点已经逐步从战争转为经济恢复和社会改革。6月14日至23日举行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听取和讨论刘少奇作的土地改革报告，周恩来作的政治报告，陈云作的关于经济形势、调整工商业和调整税收等问题的报告。会议定于7月1日至7月7日举行和平宣言签名周，号召全国人民签名保卫世界和平。保卫和平是当时的主旋律。

　　6月26日夜间，突然接到一条惊人新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6月25日下午6时公报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警备队于25日遭到南朝鲜伪国防军的意外进攻后，迅即击溃敌人进攻，转入了反攻。”我们临时调整版面，以最醒目的标题披露这条消息，同时刊登社论，提出“朝鲜的全面内战爆发了”。按照当时的理解，这场战争是朝鲜人民争取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反对李承晚卖国独裁政权的内战，只因美国充当“国际宪兵”，假“联合国”之名，出兵干涉，战争性质发生变化。朝鲜内战于25日爆发，美国在27日就派兵支持南朝鲜李承晚卖国集团，对朝鲜内战进行武力干涉；同时派兵插足台湾，阻止我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公然干涉中国内政。

　　“东门失火，殃及池鱼。”我国人民的注意力理所当然地转向友好邻邦，有关朝鲜战事的新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占据《人民日报》头版和国际版的重要版面。6月28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代表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侵略朝鲜、进占台湾的罪行，人们从中看到正义的力量。以后战争逐步扩大，战火很快烧到鸭绿江边，我国被迫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一场革命同反革命进行的内战终于发展成仅次于两次世界大战的“中型战争”。

　　7月10日，人民日报社社长范长江突然对我说：朝鲜战争国际化，美国海空军在朝鲜占绝对优势，它还动用陆军侵入朝鲜，其24师到达大田即被歼灭，现正继续增兵。法国《人道报》准备派记者去采访，英国《工人日报》也准备派记者去，中央决定派你去，三家组成一个记者团，你牵头。少奇同志写了信给朝鲜劳动党中央，他们会帮助你们。你有什么意见？

　　我当然没有意见。到战地采访，求之不得，还能有意见？我表示：愿意不顾一切，全力以赴。我虽然水平有限，至少能够做到一条，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一样，绝对不给党和国家丢脸。长江说：“相信你会完成任务的，中央决定你去经过慎重考虑。我还想去呢！”

　　《人道报》记者马尼安，是法共中央委员，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过法国抵抗运动，花白头发，文质彬彬，像个大学教授。《工人日报》记者魏宁顿是英共党员，在希特勒发动“英伦战役”，妄图以大轰炸迫使英国投降时，在伦敦当过救护队员，稍有华发，在中国当过一个时期英语专家，穿一身哔叽中山装，气宇轩昂。我临时赶制一套比根据地时大有改善的卡叽军装。这身制服虽然比他二位的穿着远为“土气”，但在战地却实用得多。

　　长江从我的办公室走后，我才来得及把此事的方方面面回味一番。按照参加革命后个人的经历和体会的习惯做法，接受工作任务，特别是接受这类具有火药味的任务，是从不讲价钱的。通常是接受任务以后再来仔细思考怎样完成任务。我这次接受的任务有几个第一：第一次出国采访，对友邻国家的国情民情都不了解，对美军的一切更加无知，仅听说它的陆军平常，军舰不能上岸，但空军十分猖狂，完全掌握了制空权以及制海权，给朝鲜人民军造成极大困难；第一次跟外国同志共事，仅仅知道他们二位是共产党员；第一次远离直接领导，只能独立完成任务。我下定决心，绝对不辜负领导的信任，绝对不给国家、不给党丢脸。个人不足道，但人家看你是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派出的记者，这个关系很大，要谦虚谨慎，勤奋工作。跟外国同志相处，多学习人家的长处，真诚友好，不亢不卑。他二位城市工作、城市生活经验肯定比我多，我在革命战争环境中工作、生活的经验不一定比他二位少，因此要互相帮助，我应该更加主动。三人行我牵头，这个头我认为就是服务，我三人在朝鲜都是客人，他二位在中国我就是半个主人。朝鲜有中国大使馆，有事请示使馆党委就是。

　　我的妻子在《人民日报》当编辑，她也是在反对日本侵略者不断“扫荡”中长大的，当然支持我承担这个任务。她提议照一张“全家福”，我明白她的意思。“全家福”其实只有四个，两个大人之外，就是两岁多的女儿、一岁多的儿子。在朝鲜的几次遭遇，险些使这张照片成为最后的纪念。在北京准备时间很短。办签证、交代工作之外，抓紧时间看一些背景材料。找到几本介绍朝鲜历史情况的书，可惜没有时间细读，到战地又不能带它。儿时看过一些关于中朝关系的演义、说部，虽然还有印象，但其观点荒谬，没有利用价值。几天之后，马尼安从香港到达北京，我们就在有关知识准备非常不足的情况下匆忙出发了。

　　朝鲜热烈欢迎我们前往访问。我们是到朝鲜的第一个国际记者团。朝鲜遭受日本几十年殖民统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尚未获得国际广泛承认，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不多。在朝鲜常驻的外国记者只有中国新华社、苏联塔斯社的少数人。我们乘火车过鸭绿江，到达平安北道首府新义州，立即进入另一世界。新义州已被美国飞机炸掉一半，街上行人来往匆匆，但是十分镇定。

　　在朝鲜，特别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以后，日夜可闻美军飞机马达声和轰炸声，对付敌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从未感到敌人飞机有多大威胁。山区，游击战，战场广，夜间行动多，我们从来没有把敌机放在眼里。朝鲜不同，一个狭长半岛，蜂腰部平壤到元山只有二百多公里，对手是空军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朝鲜空军将士虽然英勇，但兵力单薄，开战几天后，制空权全被敌人掌握。军民初期多是“消极防空”，躲避空袭的损失。我们最初进入朝鲜时，美国空军的主要任务还是阻扼朝鲜人民军在朝鲜南部前进，所以平壤以北火车尚能开行。我们从新义州到平壤，乘坐的是有十二节车厢的客车，除了三个外国记者和少数陪同人员，乘客全是新入伍的战士，有的还穿着白色农民服装和青色学生制服，准备经过必要的训练，开往前线作战。

　　我对朝鲜人民有些了解，是在抗日战争中。抗日战争年代，我在《新华日报》（太行版）工作，住在涉县清漳河畔的七原村，朝鲜独立同盟太行分部、朝鲜义勇队一个支队也住在七原。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自然无话不谈。什么叫亡国奴，什么叫求独立，为什么朝鲜革命志士那样为复国而前仆后继，到中国参加革命反对共同敌人？为什么中国大学生在“九一八”后要求蒋介石抗日不成而自焚抗议？为什么有的开明士绅也能为抗日毁家纾难……这许多问题经常同朝鲜战友晤谈、交流。1942年5月反“扫荡”，我们在山西辽县、河南涉县间被敌包围，朝鲜义勇队在突围中那种英勇奋战、视死如归的气概，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在平壤，朝鲜劳动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朴昌玉对我们说：“战争爆发以后，北朝鲜人民参军者已有八十万人，南朝鲜新解放区参军者也有五十万人。”广大人民爱国主义热情为什么这样高？我完全可以理解。我们到元山访问，在防空壕内，江原道（道相当中国的省）劳动党委员长（相当中国的省委书记）林春秋说：“元山是朝鲜东海岸最大的城市，主要部分都被美国飞机炸毁了。可是元山人民没有屈服。‘它轰炸，我参军，在地面结果它。’这就是人民的回答。”

　　在元山采访完毕，返回平壤途中，三个外国记者、少数陪同人员乘坐的四辆汽车，成为美国六架轰炸机的攻击目标。我们因为跳车及时，只损失了一辆汽车，人员没有伤亡。我们站在一个小山头上，环顾四野，多处起火，朝鲜农民的草房最怕火攻，美国飞机专在草房集中的村落投燃烧弹。魏宁顿、马尼安经历过希特勒发动的大轰炸，二位一致认为德国飞机没有这么猖狂，它们即使在大战初期也能受到盟国空军的抵抗，不像美国飞机在这里如入无人之境。军事目标摧毁了，有的它也找不到，就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出气，想借此摧毁朝鲜的士气民心。这叫什么战争？三个人气不过，利用防空时间，就自己亲眼所见，起草一份声明，揭露美国飞机屠杀和平居民的罪行，请新华社发出。这是亲身经历，时间、地点、情况十分准确，又有三个人签名，当时在国际社会发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从元山回来，我们要求立即去汉城采访，主人得做许多准备工作。三个记者，三国语言，翻译、车辆、陪同，在战争时期，在一个人口不多的新建立的发展中国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主人尽全力照顾我们；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柴成文抗战期间在八路军总部工作，我们是老相识；新华社平壤分社社长丁雪松、特派记者刘桂梁自认为是“半个主人”，全力协助我们。就这样我们还在平壤等待两三天。敌机随时来袭，人们对空袭习以为常，有时候到附近防空壕躲一躲，有时候躲也不躲，该干什么干什么。

　　一天，从朝鲜中央通讯社回旅馆途中，两位朝鲜人民军军官客气地拦住我，问我是不是“中国同志”。两位都是校官，制服考究，中青年，很英俊，中国话说得很好。我说是中国记者，人民日报的，你们怎么看出我是中国人？他们说，你穿中国军服，四个兜，戴解放帽，跟人民军不一样，一眼就看出来了。深谈以后才知道，他们两人原来是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营、连干部，延边朝鲜族人，中校姓朴，父亲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光支队”抗日，牺牲了。他和同行的李姓少校在日本投降后参加民主联军，打过辽沈战役。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建立后需要干部，他们响应号召，集体来朝鲜参加了人民军。他两人都知道郑律成，说郑也是朝鲜人，原在中国从事革命活动，是著名作曲家，以后回到朝鲜，担任文化省副相（相当中国的文化部副部长）。他二人现在民族保卫省工作，可惜不能陪我们去前方。中朝两国革命者的战斗友谊，特别是当代，在朝鲜一度被日本并吞，许多朝鲜革命者转到中国进行抗日活动以后，实在是太亲密了。“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并肩战斗几十年，我就亲眼看到许多朝鲜勇士的鲜血洒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

　　我在朝鲜写的一些通讯，多讲中朝两国当代革命者并肩战斗的革命情谊，尽量少提中朝两国的历史关系。首先，我对这方面的知识积累很少，知道的一些，多是中国封建王朝欺侮、压迫朝鲜的历史。中朝两国也曾并肩抗倭，那也并非完全处于平等地位。记得80年代我第四次访问朝鲜，主人邀我去平壤参观，到达“苏文峰”，很想引我看看这座古色古香的庙，又有些踌躇。我心知其意，诚恳地说，对这座庙的庙主，我们都该致敬。他曾率领朝鲜军队抵抗中国封建王朝的侵略。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王朝的起义，可能是世界上次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从这个意义说，中国封建王朝是两国人民的压迫者。主人听了后动容致谢，一再说，共产主义者才是彻底的国际主义者。

　　对中朝两国的历史关系不可不提，不必多写，这就是我的态度。在访朝第一篇文章《美丽的河山勇敢的人民》中，我提到“隋炀帝侵略朝鲜时，曾经进至此江（清川江——作者），大败而回”。也说到在朝鲜的华侨“和朝鲜人民站在一起欢送朝鲜新战士”，说明“新的时代、国际主义时代到来了”。9月中旬我从朝鲜第一次采访回来，向长江、邓拓汇报工作，我说由于历史知识积累不足，有时影响文章质量，对中朝两国历史关系的议论，就因为心里不是很有“底”，尽量采取少谈甚至不谈的办法，不知是否恰当？长江说，“历史知识不多，可以学习、补足，至于中朝历史关系怎样议论，你那种（写新闻通讯）不可不提、不可多写的想法是对的”。

　　朝鲜中央广播电台这时把“三八线”以北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称作“共和国北半部”，把“三八线”以南原李承晚统治的大韩民国称作“共和国南半部”。战事正在南半部进行，北半部是后方，人们该做什么做什么，大致可以概括为生产、支前两事，同我们过去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反“扫荡”间隙的情况相仿，唯一不同的是防空。天空经常有敌机活动，它在丘陵地区乡间不能造成多大危害，但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却有不小的干扰。它也许从你头上疾飞而过，也许俯冲下来打几排机枪，对我们这类“外宾”影响较大。四辆汽车非常惹眼，陪同人员特别小心，以致走走停停，前进甚缓。我们提出不管敌机多么猖獗，我们照常疾行赶路。几经争取，陪同人员勉强同意，谁知当天就出了事。7月22日，我们正在“三八线”南不远的田间公路疾驶，离汉城只有几十公里处，突然遭到八架美国海军飞机攻击。两辆轿车、两辆吉普，坦露在一条毫无遮掩的狭窄田间公路上，两边稻田一望无际，禾苗长势甚旺。听到飞机俯冲的啸声，几个人从车里扑出，滚到稻田里，几枚小炸弹随之在附近爆炸。一架敌机不知是由于机械故障，还是驾驶员操纵失误，竟撞毁公路右侧一排电杆，栽在我们右前方两三百米的稻田里，起火焚毁。可怜马尼安的法国西服，可惜魏宁顿的毛料服装，再看看我的驼色棉布军装，二人都说我有预见性。其实，我哪有他们那种考究服装？马尼安留在汽车里的照相机丝毫未损，为那架失事飞机、那个暴尸在朝鲜的飞贼留下多张照片。

　　经此惊险，取得经验，到汉城以后，主人把我们乘坐的轿车都换成小吉普，风档全都放倒，遇空袭跳车方便多了。这时汉城不像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北京，倒有些像天津。高楼很多，商业繁荣。商店的字号、招贴几乎都用汉字，使人几乎忘记身在他国。有轨电车照常行驶，行人熙熙攘攘。除了汉江渡口等极少数向南的交通要道以外，整个城市几乎没有遭到轰炸，这一点出乎我的想象。平壤已被炸得面目全非，汉城城区基本未遭轰炸，这意味着什么？按照我的粗浅分析，这是对方准备反扑的征候，不得不早为之备。朝鲜当时驻共和国南半部的最高负责人李承烨会见记者团时，我坦率地说了一个“刚到汉城的外国记者”的上述看法，他委婉表示这是“过虑”。同样的意见我也向我大使馆在汉城的同志谈过，希望他们代为转达。

　　马尼安在汉城呆了两天，即经平壤、北京回国。他在平壤见了金日成，写了访问记。我和魏宁顿对此事毫无所知。魏听说马独自访金大发脾气，说是资产阶级作风，对两个兄弟党报记者玩这种手法很不光彩，等等。我一笑置之，没有参予关于此事的议论。因为我的一贯思想是战地记者的岗位在前方，在战地。

　　此时大田战役结束不久。美军24师轻敌冒进，在大田被歼，师长迪安被俘。这是朝鲜人民军一次歼敌最多的辉煌战例。魏宁顿提出他准备访问大田，然后回中国。我考虑当前战事集中在东线洛东江流域，双方争夺重点是大邱、釜山，既然魏去大田，我正好去东线，两人分头采访，可以多写一些东西，于是就在汉城分手了。

　　越往前，美国飞机越猖狂。战场在山地、丘陵区，空军作用相对较小。但因朝鲜人民军前进甚快，运输线延长，美国空军集中攻击人民军的运输线，使几条主要公路近于瘫痪，给朝鲜人民军造成绝大困难。美国起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一些职业“飞贼”，这些高价雇用的亡命徒技术高超，心狠手辣，驾驶战斗机，主要以机枪袭击人民军的运输车辆，致使日间运输中断。我以后随中国人民志愿军采访时看到美国空军更加凶狠恶毒，因此逐渐产生了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不同的想法：解决战斗最后当然靠陆军，但在现代战争中，随着科学技术的飞快进步，空军的作用确实越来越大。如果不是能够排除万难的人民军队，像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志愿军遇到的那种困难，确实不易克服。主人给我换了车辆：两部新缴获的崭新美国小吉普。翻译、陪同、警卫，坐了满满两车。给主人增添这多麻烦，我心里非常不安，几次提出不必如此兴师动众。主人说“三八线”以南是新解放区，社会治安不像共和国北半部，他们的安排是为了工作。想想主人说的也有道理，白天不能行车，全靠夜间赶路，特务打黑枪，以信号弹给敌机指示目标的情况经常发生，而朝鲜领导方面原来估计的南半部人民起义配合的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所有陪同人员长期生活在北半部，车辆换了，司机还是原来的人员，都不熟悉南半部的道路。这给我们提出一个新的问题。美国飞机改变了战术，它最初用普通炸弹轰炸渡口、桥梁，人民军工兵不畏艰险，随炸随修，对交通运输影响还不太大。美机随即改用定时炸弹，几枚炸弹丢在渡口、桥上，弹头楔入土中，弹尾露在土外，发挥威慑作用。行人难以测知它们何时爆炸，交通可能断绝若干天。

　　为了减少损失，朝鲜军方施行交通管制，白天禁止机动车辆行驶，于是各渡口夜间车辆很多，十分拥挤。我是外宾，一般享受先行的优待，但遇到定时炸弹拦路的桥梁，陪同人员坚持主张绕行。道路不熟，转来转去，有时跑了半夜，又回到原来的地方。我只好打破“客随主便”的惯例，向陪同人员建议，今后不提“安全第一”，强调“赶路为上”。我说，打仗总有牺牲，当然要防止无谓的牺牲。当着牺牲和任务发生矛盾的时候，还是应该不怕牺牲完成任务。我亲眼看到许多朝鲜战友同中国同志同时牺牲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我来朝鲜采访，早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我具体建议：我们只是两辆小吉普，目标不大，行动快捷，事先仔细检查机械，拉大距离，加快速度，不顾一切闯过去。虽然也冒一点险，谅无什么大事。陪同人员大概也认为这是唯一可取的办法，没有坚持反对意见。行至大邱以北的安东，眼前横亘一河，河上便桥为去大邱必经之路。守桥的警备队员说不能过，桥上有几颗定时炸弹，美国飞机昨天下午投的，还未爆炸。南方炮声隆隆，吸引我们赶路。我们原准备拂晓前赶到人民军东线最高指挥部，能否如愿，在此一冲。我认为应该向守桥警备队员说明我们的来意，谢绝一切善意的劝阻，按照既定方法大胆赶路，发生任何问题由我们这个集体的坚决完成任务的革命精神负责。谁知天下竟有如此巧事，我乘坐的第二辆吉普刚刚过桥，一枚定时炸弹轰然爆炸，掀起的土石骤雨般落入卸掉车篷的车中。几秒钟！如果我们晚过几秒钟，如果炸弹早炸几秒钟，一车五人全成烈士。大家开玩笑“真要感谢马克思在天之灵”。我们这个集体的领队林少校说，“我这次任务，真称得上很困难、很艰巨。”

　　在大邱外围一山村中，见到东线最高司令官武亭将军。青松遮掩，几户人家，不远处炮火连天，这里却出人意料的静谧。原来司令部尽量前伸，这里已在敌人火力封锁区死角内。敌人为彻底截断人民军的后勤供应，在火线近处设两条火力封锁线：一为空军，昼夜以战斗轰炸机在交通要道盘旋窥伺，夜间以气球悬带的探照灯照明，发现对方人、车，立即俯冲炸射；一为炮火，以飞机测好弹着点，不管有无目标，定时施放排炮，形成一道弹幕，我们如果不是采取多少有些冒险的“大距离、加速度”行车法，到达司令部不知要推迟多久。武亭将军对我访问东线表示热烈欢迎。抗日战争期间，他这个朝鲜劳动党党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太行山与中国战友并肩对共同敌人作战，1945年“八一五”后回到祖国，任民族保卫省副相（相当中国的国防部副部长），战争开始不久即到东线指挥作战。他仔细向我介绍敌我态势：敌人以大邱（在北）、釜山（在南）、庆州（在东）、马山（在西）为支点，构成菱形纵深阵地，号称“釜山环形防御圈”，又称“东南防御方阵”。阵中部署美军四个师、英军一个旅、李承晚军五个师和一些特种部队。敌人以大量坦克充作活动炮垒，构成主防线，以远程炮火和轻轰炸机、战斗机组成隔绝地带。背靠釜山港，紧握制空、制海权，粮弹充足，供应十多万大军死守硬磨。武亭说：“朝鲜人民军英勇敢战，不怕牺牲，坚毅顽强不在八路军之下，装备还超过八路军，可是比美国军队的火力差远了。以我们现有的兵力、火力，歼灭敌人严防坚守的大兵团不容易。”听了武亭这位战场最高指挥官的介绍，我突然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北非之战，盟军依靠优势海空军，死守亚历山大港，使隆美尔久攻不克，最后反败为胜的故事，两者不是惊人的相似么？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我没有向主人说出自己的想法。

　　朝鲜最高统帅部曾经号召人民军英勇作战，争取在“八一五”（1950年）完成祖国解放大业。从东线即主战场的情况看来，这是绝难做到的。一个记者如果持“将军”立场，蓄意问难，这是一个好题目，但对自己的同志、战友，这个问题只能闷在心里。看看武亭司令的焦急神情，看看那几个苏联顾问（他们都穿着便装）沮丧的面孔，我蓦然感觉来的不是时候。但我还是要求到第一线采访，武亭说可以到师指挥所看看，不要到前沿去了，“现在是相峙形势，记者不要无限制前伸，没有什么意义。”

　　访问前沿师指挥所时，同李师长登上一座1100米的高山，满目青翠，林木遮天，敌机擦着头皮穿梭飞过，几个人似乎不闻不见，果真应了那句话：“和英雄在一起，懦夫也会变成勇士。”用八倍望远镜观察大邱，几处高楼历历在目，可惜可望而不能取。

　　朝鲜战争本是一场人民解放战争，自从美国假联合国名义插进来，性质变了，规模大了。名义上有十六国作为联合国军参战，实际上除美国以外的国家，多的出兵两旅，少的提供几架飞机或派出一艘医疗船，壮壮声势而已。但美国逐次增兵，数量仅次于它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南朝鲜李承晚原来根本看不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说这个国家“兵力不过几万，只有来复枪，火炮甚少，士气不高，根本不能作战”。一旦战场相见，竟然一触即溃。美国军方更看不起李承晚军，说汉城、鸟致院所以战败，是因为李承晚军太不中用。它匆忙派出美军24师万余人，孤军冒进，进至大田（汉城南150公里的战略要地）即被歼灭。据我在朝鲜战地观察，美国最初没有料到中国会派出志愿军赴朝作战，它先认定中国不会出兵，视中国警告为“讹诈”“恫吓”；看到中国要出兵了，又自我安慰，先说中国不过是要“保护水电站”，后说是要“挽回面子”。直到在云山战役挨了大棒，才发现真正遇到了强对手，匆匆忙忙宣布美国“处于紧急状态”，火速增援海陆空军，把一场“局部战争”扩大成“中型战争”。

　　从我在朝鲜接触的事实，结合以后战局的发展，证明毛泽东目光深远、头脑清醒。他对朝鲜半岛形势的观察符合实际，他对美国可能出兵干涉的预见完全准确，他在中共中央集体支持下作出的抗美援朝决策显示了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和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我们国家为抗美援朝确实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这场正义战争对于提高我国的国威、军威的巨大作用，我认为怎么说也不过分，1954年日内瓦会议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我在朝鲜东线采访完毕，武亭即告诉我东线近期不会有大的动作，并含蓄提醒继续留在这里没有多大意义。一周多的时间，从司令官的介绍，几个能说汉语的参谋人员的谈论，我得到一个强烈印象：以东线人民军的综合战力看，釜山、大邱绝难打下。双方形成僵持状态，如此拼消耗对朝鲜很不利。而且顿兵坚城乃兵家大忌。敌人坚壁固守，以逸待劳，想搞什么鬼？不能不引人深思。这种一孔之见，当然不能形之笔墨，更不能在朋友面前班门弄斧，只能作为个人采访过程中思考的问题。有些国家的新闻工作者可以某种形式发表个人意见，包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意见，是对是错，由读者评判。我们国家不提倡这种做法。但我认为，这绝不意味着记者可以放弃思考、判断这类问题的努力。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充当“你做我写”的新闻工作者。

　　我带着一大包朝鲜人民军英勇战斗事迹的材料，仍取来时冒险赶路办法回到汉城。在旅馆遇到十几位中国军人，大使馆驻汉城同志介绍，这是使馆武官组的同志。我很奇怪，武官组怎么有这么多人？但当时不便多问。他乡遇战友，分外亲切。我详细介绍在东线的所见所闻，包括个人的一些想法。他们听、记相当认真。这时他们已经接到火速回国的电召，劝我一起行动。我感谢他们的好意，但是说，“新闻记者喜欢赶热闹，各国都是这样。请诸位放心，我留在汉城继续进行朝鲜南半部新解放区的采访，不会有什么问题。”事后得知，这些同志都是东北边防军的师、团干部，到朝鲜来了解美伪军各种情况的。

　　感谢主人的关照和安排，我利用不太长的时间，走了不少地方，访问新解放区的新人新事，凡是我认为新解放区应该报道的方方面面大体都采访了。由于都是独家新闻，写成通讯，受到读者关注。

　　我在朝鲜工作一月多，采访前线和后方，访问各方面人士，呼吸全民战争空气，虽然不了解军事机密，也逐渐形成一种想法：一定有什么大事在酝酿。东线当时是主战场，陷于胶着状态。这样摆开架子拼消耗，对人口相对较少，经济发展程度不高，建立新国家时间不长的朝鲜十分不利。朝鲜是一狭长半岛，海岸线很长，最利于美国这个海军大国作文章。战区指挥官含蓄地告诉我那里暂时不会有什么大动作，暗示我工作完了可以返回。在汉城遇到的我武官组同志奉命火速回国，而且促我同行。特别是李立三同志的告诫，更引起我许多联想。

　　为参加朝鲜的“八一五”五周年庆祝盛典，慰问进行祖国解放战争的朝鲜人民，感谢朝鲜人民对中国革命的援助，我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代表人物组成“中国人民慰问团”慰问朝鲜军民。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任团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任副团长。慰问团在平壤参加“八一五”庆祝会后，李立三率部分团员到共和国南半部慰劳、访问。途中多次遭受敌机袭击，幸无伤亡。慰问团还想继续前伸，被主人劝止。

　　我从东线回到汉城，参加朝方欢迎慰问团的宴会后，李立三同志约我长谈。他详细询问我在朝鲜南半部的各种见闻和对战局的看法，最后半含蓄半直露地说，要密切注意敌人的动向，大邱、釜山不会如此长期僵持，敌人可能有新动作。“你一定要同大使馆保持密切联系，千万不能一个人长期闯来闯去。”我在朝鲜工作告一段落，范长江同志正好来电要我回报社汇报。敌机更加猖獗，平壤到新义州火车已不通行。大使馆临时代办柴成文奉命回国述职，我搭他的汽车同行。回到安东（后改为丹东），气氛已很紧张，全市一派临战状态。敌机经常侵犯我国领空，空袭警报使人心烦。

　　对朝鲜战局，毛泽东同志看得极准。一个月以后，应朝鲜政府邀请，中国人民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几十万大军出动，如果事先不做大量准备工作，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向在安东的最高军政当局汇报了在朝鲜战地的见闻。他们嘱我快回北京，“也许领导要听你的汇报。”

　　42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的一项很困难很英明很有远见的决策。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急公好义，不怯懦，极冷静，1950年秋季，面对十分严峻的形势，毅然作出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正确决定。

　　朝鲜内战一声炮响，美国立即假联合国之名出兵干涉，同时进占我国台湾，武力阻止我们解放自己的神圣国土；连续轰炸我国东北地区，向新中国施加压力。美国侵略军占领朝鲜临时首都平壤后，继续分路急进，一些好战分子公然叫嚣“鸭绿江不是把（中朝）两国截然分开的不可逾越的障碍”，等于公开宣告下一个目标是新中国。

　　怎么办？是退让，是斗争？当时美国号称“国际宪兵”。欧洲靠“马歇尔计划”吃饭。东方“第一强国”日本被美国占领。美国自诩从来没有打过败仗，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捡了便宜，发了大财；它垄断着许多人谈虎色变的原子弹。四十多年前，世界处于一种畸形状态，美帝国主义任意横行，世界上亿万人异议盈天，但是无人敢碰。

　　我国即使从“民国”算起，各种战事已历三十多年，人民早想喘一口气。新中国建立不久，新解放区还未进行土地改革，近百万被打散化为土匪的国民党溃兵正在肃清，经济凋敝，百业待兴。社会主义阵营虽已兴起，大敌当前，大而强者顾虑重重，我们这个大而弱者作何选择？事关民族命运，为子孙后代着想，这个决心实在难下。任弼时同志病逝，我在采访过程中得知一个秘密：当时党中央殚精竭虑，筹谋对策。任弼时同志身为当时中央五位最高决策人之一，不顾重病，昼夜聚议，以致病情加剧，终于不治。我的看法，他是为抗美援朝献身的第一位烈士。

　　彭德怀将军的壮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坚决抗美援朝，必须打这一仗。不怕打烂坛坛罐罐，大不了相当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

　　许多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参加抗美援朝，说这是一场“空前伟大、空前艰苦”的战争。他们最有资格作这种概括。反蒋介石的“围剿”，反日本法西斯的“扫荡”，解放战争初期的大踏步进退，我们的战士很英勇、很艰苦。但那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作战，有人民支援，多数情况下是在根据地——解放区行动。当时基本是陆军对陆军，人民军队的装备是不如对手，但差距不如抗美援朝战争之甚。1950年冬季朝鲜特别冷，东北部气温达到零下三十摄氏度，志愿军有的部队还穿着薄棉衣。魏巍的名著《谁是最可爱的人》说，志愿军战士“一把炒面一把雪”，但在战争初期，战士们吃不到炒面的时候有的是。朝鲜人民尽全力支援志愿军，但山区人烟稀少，多数地区又经过美、李（承晚）军队洗劫，志愿军体念人民困难，提出“不动民间一草一木”，任何困难都靠自己，靠惊人的毅力、耐力来克服。

　　我在七八月间随朝鲜人民军采访时，已经感到由于对手的空军极为猖獗，人民军初期在只能消极防空的情况下，战术必须相应改变，后勤供应必须重新安排。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后，对方陆军特别是空军大量增加，经常保持一千二百架到一千八百架飞机在第一线，对志愿军的作战特别是后勤运输造成难以想象的威胁。过去二十多年，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军粮多是就地筹集，械弹多是取自敌人，现在全由祖国供给，运输线长。祖国人民无限关怀志愿军，各种军用物资源源送往前线，但在最初几个月，赶运的物资百分之四十以上被敌机在路上打掉，人员、车辆损失也很严重。后来高炮部队大批入朝，保护桥梁、渡口等交通要冲；空军相继出动，逐步取得鸭绿江到清川江百多公里的制空权；公路沿线普遍设立防空监视哨，使交通运输大为改善。尽管如此，在朝鲜战争中，敌机造成的后勤供应障碍，仍然始终是困扰我们的一大问题。彭德怀司令员高度评价后勤部门的伟大贡献，说后勤同志和第一线将士同样英勇无畏，前赴后继。他甚至说：“朝鲜前线的胜利，百分之五十一的功劳在后勤。”整个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歼敌七十万，后勤部门的英雄们功不可没。

　　我第二次去朝鲜，随志愿军38军采访时间最长。这是一个老部队，原为第四野战军第一纵队，是“四野”的“拳头”，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战功赫赫。后来到38军采访的还有《人民日报》的陆超祺，我两人合写了不少通讯。他当时只有二十几岁，很优秀，后来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我写过一篇通讯《被人们欢呼“万岁”的部队》，读者后来知道这是表扬38军，因为志愿军总部通令嘉奖38军战功时彭德怀亲笔加上一句话：“38军万岁！”以38军对朝鲜人民和祖国人民的伟大贡献、英雄气概与牺牲精神来说，这个称誉当之无愧。后来38军打到汉江以南，敌我战线相对稳定，能够说说敌我攻守态势了，我两人合写的通讯《光辉的阻击战》《我们打出去》，对此都有反映。

　　我同38军112师的一个营共同生活了一星期。人们一直叫112师为“老一师”，它是“四野”一纵队第一师，是“拳头”中的“拳头”。我所以要在战地时间特别珍贵的情况下挤出一星期时间，是因为真正感受到古人说的“不能自已”的深切涵义。这个营过鸭绿江时有七百多人，这时候几间草房就住下了。但休整中指战员士气甚高，因为部队总打胜仗，伤亡大，胜利更大，一个人捉十几个俘虏的英雄大有人在。我把一包素材带回北京，利用业余时间写成一书。烈士们的主要事迹都为幸存的战友所目睹，我如实记述；至于某些细节，那些淳朴的幸存者坦言：阵地上硝烟弥漫，情况紧张，看不清楚，也没时间细看，是根据对烈士的长期了解和个人的体验“想的”。因此，我写的生者和逝者都改了姓名，但事迹未作渲染，不是通常说的小说中的“原型”。承《新观察》同志们支持，这部纪实文字先在这个刊物连载，后来印成《战斗十日》一书，寄托我对几百烈士的尊敬和怀念。书名老实再老实，反映了几十年前的社会风尚。“文革”期间，我在北京挨批，38军在河北“支左”，一些同志一再打听我的情况，问我是否需要什么帮助。我自忖一身清白，能够挺住，没有麻烦他们，但这种革命情谊我永远不会忘记。

　　抗美援朝期间，我刚三十出头，有了十多年新闻工作经历，可以思考有关新闻报道的一些事情了。但是想想而已，并未把某些自认为较有把握的观点体现在自己的作品中。除了客观原因以外，我们自设的禁区太多。我们这一代人（即所谓的“三八式”）从大处说，生很逢时；从小处说，有人逢时，有人历经坎坷。这里，我只就一些小范围的情况，说说我当时想到的一些看法。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至少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记者一般不在新闻作品中直接表达个人的意见，不进行必要的结合事实的评论。虽然透过事实的报道，必然表现记者的褒贬臧否，但总不如直接评论明确有力。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例如记者自身力有未逮，过分谦虚谨慎，等等。但我认为，培养、鼓励不足，有形无形的阻力是更重要的原因。其实，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总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作为个人的意见，提出商榷、探讨，应该有利无害。问题是要培养这样的习惯，提供这样的环境。1950年7月我在朝鲜洛东江前线采访时，强烈感到当时形势对人民军不利。论兵力，敌人不比人民军少；论火力，敌人比人民军强许多；论后勤供应，敌人有可靠的海运之利，人民军更不能同敌人比。敌人固守坚城，人民军攻势顿挫，敌人能退不退，显然别有企图。这些情况，连我这个很不熟悉军事的记者都看得出来。当然，对于朋友，又在战时，评论不是那么容易，也未看到不许这样不许那样做的明文限制。问题在于自己限制自己，根本就没有进行评论的念头，当然更不会探索评论的方法了。在洛东江前线采访时间不算短，除了写歌颂人民军战士英勇作战、壮烈献身的通讯外，未能写出别的文字。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对于朝鲜南半部土地改革的报道。朝鲜“三八线”以南土地十分集中，封建剥削极为残酷，农民盼土地如大旱之望云霓。我曾在汉城附近新解放区采访，当地正在进行土地改革，其办法、程序都由民主政府规定。这项艰巨、复杂的工作一般限在十天左右完成。得到土地的农民欢天喜地。我写了《新解放区农民的欢欣》，介绍当地土地改革的情况和农民得到土地以后对民主政府的感激之情，都是实情，毫无渲染。当时也怀疑经过这种从上而下的行政安排，能否提高农民的觉悟，形成农民的阶级优势，巩固土地改革成果？也考虑这种“群众运动”如何同解放战争密切结合。一旦情况有变，如何领导群众妥善应付，等等。但都是脑筋初动浅尝即止，没有也不愿意继续想下去。

　　我第三次去朝鲜，同陆超祺同志合写过一篇通讯《在汉城》，是介绍美军仁川登陆后朝鲜人民军保卫汉城战斗的。其中说道这次保卫战是“在最勇敢的人民和最不勇敢的敌人之间发生的”。前者指朝鲜人民和人民军，一点不错：人数少，装备差，后勤供应十分困难，艰苦奋战十多天。后者指美国侵略军，用的是当时习惯的说法：少爷兵，怕死鬼，顺利时横行无忌，不利时比赛逃跑，等等，这就缺乏分析了。志愿军入朝后进行几次战役。第一次战役，志愿军先头部队刚到朝鲜，还未进入预定地区，就同轻敌冒进的美军、伪军遭遇，全凭指挥机动灵活，部队积极主动，发挥山地作战、勇敢穿插、近战夜战的特长，奋战十二昼夜，歼敌一万五千人，取得初战的胜利。敌人挨了一棍，并未摸清志愿军的力量和决心，匆忙增加部队，调整部署，发动它大肆吹嘘的“圣诞节回家”的攻势。志愿军继续发挥运动作战的优势，冒零下三十摄氏度的严寒，奋战一月，歼敌三万六千人，收复平壤。美军一退几百里，狼狈跑回“三八线”，说它“最不勇敢”似不为过。但是，敌人也懂得总结经验：从此缩短战线，兵力“抱团”，依托既设阵地，发挥技术优势，这时就不再是“最不勇敢”，不要说歼灭它的建制师，就是建制团也难一口吃掉。志愿军后来采取“削萝卜”战术，一营“削”一连也“削”，进攻时“削”，防御时也“削”，积少成多，不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时双方都着力构筑阵地，都难以发动大的攻势。停战谈判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一般地说敌人“最不勇敢”，就不大确切。

　　1951年3月2日，《人民日报》登了一个材料：“在（朝鲜）龙源里战斗中，英雄的郭忠田排对美军五百余人，与敌人大量飞机、坦克激战竟日，自己无一伤亡，夺获大炮六门，汽车五十八辆。”这个材料当然是要告诉读者，我军英勇无敌，敌人十分草包，是“最勇敢”与“最不勇敢”的一次较量。这个材料不是出自新闻工作者之手，是部队的正式报告，经过层层审核，完全准确的，缴获的汽车、大炮俱在，造不得假。但是，可以肯定，这个材料写得不全面、不清楚，一定是有些重要内容漏掉了。虽然如此，它还继续流传，因为符合一个思维定式：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美国侵略军属反动派，所以是纸老虎。我在朝鲜就听说彭德怀批评这个宣传材料写得片面，说：“敌人这样好打，还抗美援朝干什么？”可谓一针见血。我个人的看法，写这种材料，这样写法，用心肯定是好的，但是效果不好。许多读者会感到难以理解，甚至认为在说假话。可见坚持真实、全面的原则，不但要有勇气，而且要有水平。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这个著名论点，我们记得很牢，但有时用得很滥。在实战当中，每当敌人气势汹汹，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想想这个论点，就会信心百倍，士气大增，这是我们一再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可是，上面这句话，只是毛泽东论证帝国主义、反动派两面性中的一面，他的整个意思是“从本质上看，从长期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老虎，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我们如果运用这种方法分析、观察、报道美国军队，就不会一般地作出“最不勇敢”这种结论。近战、夜战、单兵作战，美国兵确实表现怯懦、无能、畏缩，可是，如果组配起来，多兵种联合作战，他们却能形成相当强大的战斗力量。中国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歼敌上百万，其中团以上建制美军不多，相当有力地说明了这种情况。

　　几十年来，毛泽东的言论、文章，错的不说（如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一些言论），就是对的，由于执行者理解错误或“各取所需”，也发生过不好的作用。我觉得应该逐条或者择要加以分析、论证，使读者有全面、准确的认识。这是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当随军记者，总是把革命战争写成豪迈、壮烈的事业，这当然是对的。八路军、解放军、中国人民志愿军所以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就是因为胸怀伟大理想，为正义、为真理、为解放祖国和全人类而自觉奋斗。这是革命者的战争观。但是战争又是残酷的，是要流血的。有个时期，有些战争影片描写战士在前沿阵地利用炮火间隙稍歇，看到两朵野花、一丛小草，怀念故乡、恋人，泛起一片诗意。这大概是学习某些外国电影的镜头，是东施效颦的套套。我问过一些战士对此观感如何，他们说这是拍电影的“胡编乱造”，“叫他们在阵地上爬半天，就没有力气这么拍了。”

　　“长自家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这是我们的工作准则，恐怕任何国家的随军记者都一样。把敌人的暴行同敌人的力量相混同，与不写战争恐怖的片面理解相联系，可能是我们一些人的“发明创造”，结果常常束缚了自己的手脚，这也不敢写，那也不能报。我曾三次过朝鲜平安北道首府新义州。第二次在1950年11月底，这个美丽的江城已是一片瓦砾。11月8日，100多架美军飞机袭击新义州，其中有80多架Ｂ29重轰炸机。美军飞机先用烧夷弹轰炸城市外围，烧起一圈大火，然后在市区进行“卷地毯”式穿梭轰炸；战斗机则在城市周边反复扫射，封锁居民外逃道路。新义州是朝鲜最北部同中国紧邻的未设防城市，美国空军竟对和平居民进行这样精心设计的毁灭性屠杀。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的一位苏联记者说，新义州被破坏的程度远远超过斯大林格勒。我掌握美军这次有计划罪行的大量材料，由于担心在客观上夸大敌人的力量，造成某种对战争的恐怖心理，竟忍心搁笔。这种片面的担心幸亏没有普及，否则南京大屠杀、奥斯维辛焚尸炉将永远不为世人所知，德意日法西斯的滔天罪行也因此失掉警醒后人的作用。

　　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的都是各部队的精锐，定期轮换，以便都能见识见识美国军队，体会出国作战的艰苦。这是最好的实战教育。各个领域的文化人，首先是新闻记者，也包括作家、艺术家、戏剧工作者，都有计划地赶往朝鲜，进行报道，体验生活，仅《人民日报》派出的记者就有十多人，生产了大批反映、纪录、歌颂抗美援朝的作品。如果说“武装部队”打得很好，“文装部队”也功不可没。这两种部队的雅号是抗战时期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在太行山叫响了的。写抗美援朝战争的作品以千百计，影响最大的当属作家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这是一篇报告文学，篇幅不长，《人民日报》一版登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一时洛阳纸贵。在朝鲜，我和魏巍同时在38军采访，明显看出记者、作家工作方式不同。两人同时访问，工作都很紧张，纪录、提问、思考……我是记者，“现贩现卖”，随时注意怎样把稿件传回北京。战地通讯万分困难，军用电台不传新闻稿件，山野间谈不上商业性邮电，唯一的办法就是托人从汉江南带到鸭绿江北的我国边境城市安东，再从安东寄往北京。一般是中午听说有人回国办事，下午到附近山坡上寻一岩凹隐蔽处赶写通讯。当时还没有圆珠笔，都用钢笔写作。天寒笔冻，只能用口中热气化冰，随呵随写，进度很慢，心急如焚。写完回来已是黄昏，常常自嘲这些作品可算得“文不加点”。写作时也有一乐，坐在山坡上观察美国战斗机往来搜寻目标。平心而论，美国飞贼技术甚高，他在山沟里穿梭翱翔，有时低得在我们脚下，驾驶员能看得清清楚楚。我坐在岩凹处，敌人或者看不到，即使发现了也只能看看。“老子安心赶稿，其奈我何！”

　　作家工作方式不同。我看到魏巍也作记录，有时静坐沉思，大概是在酝酿、揣摩，但未见他动笔。《谁是最可爱的人》在若干时间以后发表，可见提炼、概括、精雕细刻，水平甚高之外，又下了极大功夫。

　　我认为记者、作家任务不同，当然也难截然分开。记者多数写“管一天”的东西，只要真正能管一天，就起了应有的作用。当然，像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题材重大，角度新颖，当时言人所不敢言，提供了许多新信息，可以称得上新闻记者的传世之作。朱启平的《落日》，记述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有感情，有联想，给人以爱国主义的思想营养，也称得上传世之作。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路透社一篇电讯，从阿沙德、真纳步出会场时的不同表情，暗示英国在印、巴分治上的态度和印、巴分治的前途，使我在五十多年后还能记得，同样称得上传世之作。记者在采访中注意积累材料，最后成为作家的也不乏人。“管一天”，真正抓住、写出人们当时关心的事件，点出、暗示它的意义与前途，对读者有所帮助、启发，也可以算得上乘之作。新闻记者不必妄自菲薄。

　　43

　　我在《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一书中，写了一节《评（武训传）——一种政治批判的开端》。现在观点未变，但愿加以补充。人的认识总是不断发展的。

　　1951年上半年，新中国欣欣向荣，整个国家机器运行良好。抗美援朝打出国威军威，美国军队的代表被迫坐到停战谈判桌旁。解放较早的新区土地改革次第完成。祖国大陆上最后一个省区——西藏，也由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协议以和平解放。镇压严重危害社会的反革命取得很大成绩。人民生活开始稳步提高。

　　就在这年5月间，在广大群众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杀出一个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前述几项工作，思路明确，群众欢迎，对清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有极大作用。批判《武训传》，对事情的性质判断不准，上纲又高，且言词粗暴，令读者莫名其妙，有些人从此不愿说话了。

　　武训是山东堂邑人，生于清朝末世，出身贫苦，及长立志行学，靠行乞及稍后的少量地租收入，创办几个“义学”，受到清末统治者的表彰。武身后几十年，享誉甚高。著名电影导演孙瑜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即开始编导电影《武训传》歌颂这个历史人物。影片摄成，1951年在京、津、沪等城市公映。最初许多人肯定这部影片，赞赏主人公武训，有的甚至把他说成是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不久批判意见逐渐出现、增多。

　　对一部电影有不同意见是常有的事，完全可以开展心平气和的讨论，对其确实存在的缺点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也允许反批评，在自由讨论中克服错误意见，发展正确意见。可惜这次批判开了一种极不正常的政治批判的先例，有的文章简单粗暴，无限上纲，甚至以势压人，实际上不许别人还口。

　　1951年5月以前，《人民日报》基本没有登载过赞颂电影《武训传》的文字，这与《人民日报》的任务有关。这张报纸忙于登载政治、经济新闻，言论也偏重这两个方面。从主观原因讲，编辑部一贯不重视文化、学术方面的宣传，这是一大缺点。但在批判《武训传》这件事情上，上述缺点却帮了人民日报的忙，使人民日报处在说什么都可以的主动地位。体现中央领导的意图，《人民日报》在5月16日转载了一位名家的文章《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从题目看，已经不是通常的文艺批评，更重要的是文章前边加了一篇大字“编者按”，长四百多言，实际是一篇不短的评论，提出《武训传》“歌颂清朝末年的统治阶级而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华民族”。当时我是总编室主任，拿着小样问总编辑邓拓，“《武训传》的错误有这么严重吗？怎么我就看不出来？能不能写得和缓一点？”邓拓长叹一声：“有什么办法，上边交下来的，不好动了。”四天以后，火力加码，《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交到总编室。这篇文章最初由一个同志奉命起草，最后由毛泽东审阅，他改写和加写了几大段。作为他的著作，在十年动乱期间重新发表，后来收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社论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所以“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社论给武训和《武训传》定性：“承认或者容忍这种（对武训的丑恶行为——引者注）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在我们国家里，“反动宣传”四字有多大分量，哪个机关、哪些领导能够确定是“反动宣传”，人们心里是有数的。

　　这篇社论的版本，《人民日报》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不同，前者多了京、津、沪三城市的“报纸和刊物上所登载的歌颂《武训传》、歌颂武训、或者虽然批评武训的一个方面，仍然歌颂其他方面的论文的一个不完全目录”，共四十二篇，包括文章题目、报刊名称和登载日期，以及四十八位作者姓名，几乎占了社论的一半篇幅。我从事新闻工作近六十年，一家报纸在社论中“将”几十家报刊的“军”，我不记得有第二次。

　　共产党党报在人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以我在抗日战争期间工作的太行根据地为例，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中共太行区党委先后创办《新华日报》华北版、太行版，党报作为党委的喉舌，登载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政府的法令，登载人民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政府法令的情况、经验；党报的社论代表党和政府的意见，有时政府在报上公布法令，标注“不另行文”字样，公众就认为这是正式公文。报纸发行范围相当广，在斗争任务相对集中、交通不便、传递手段落后的根据地，能发挥普遍、直接、快捷的作用，应该说这种方式带有时代的印记。新中国成立后，情况发生巨大变化，党报的作用本该相应调整。这篇社论点了许多兄弟单位的名，说了不少指责的话，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读者嘴里不说，心里会反感的。在同一天，《人民日报》“党的生活”栏发表《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一文，以不是报纸应有的口吻说：“凡是放映过《武训传》的各城市，那里的党组织都要有组织地领导对《武训传》的讨论。”“对武训、《武训传》以及有关武训各种赞扬文字的反动的错误的思想进行有系统的批判。”

　　但这毕竟是1951年上半年，不许讨论的空气还不太浓。这篇社论发表九天之后，《人民日报》登载一篇相当长的“读者来信”，对一些批判《武训传》的文章和一些检讨文章提出不同意见：“我认为，讨论和检讨，不应把人民日报的社论或发表的几篇批判《武训传》的文章重复一遍。”“我们应该把问题本身仔细地研究清楚。”“我们过去的缺点就在这里：对待一个具体问题，一个具体事件，一个具体人物，常常没有认真地思考、研究、分析，这是值得我们在讨论《武训传》的过程中及今后注意的。”人民日报领导人也一直想使这次讨论按照正常轨道发展，隔了两天，又在“读者来信”栏登载六篇来信，并加“编者按”说，“今天所发表的，是一部分对本报社论表示异议或怀疑的来信。我们认为，武训和《武训传》问题的讨论，目的既然在于解决思想问题，就应当采取开展讨论追求真理的方法，就应当使各种不同的意见都有被讨论的机会。”这些来信和这样的“编者按”能够登出，说明当时的气氛还是比较宽松的，可惜没有持续很久。

　　在革命战争期间，大家斗志昂扬，下级勇于领受战斗任务，在执行过程中千方百计把工作做好，力求超额完成任务。这种精神状态、战斗作风使我们得以度过重重困难，取得革命胜利。解放以后，在对新的工作比较生疏，十分缺乏经济、文化建设经验的情况下，盲目地希图超额完成任务，轻率地进行某些“发明创造”，就可能把事情办得很糟。这次讨论开始不久，有些地区就超越思想范围，采取某种组织措施。据《人民日报》载，有个城市的领导机关要求这场思想讨论“必须普及到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有个城市文化局的共产党总支“要求全体党员重视这一重大问题的讨论”，而且规定了每周的工作进程。人们从这里看到了以后广泛运用的“层层发动”“人人过关”的影子。

　　声势浩大的思想发动，相当周密的组织保证，内容重复的批判文章，被点名的报刊的自我批评，有关责任者自觉的或应付性的检讨，领导机关的号召和规定，文化教育界的表态和动作……一时形成巨大的声势。人民日报没有“负担”，始终处于主动地位。据不完全统计，从5月下旬到8月底，《人民日报》先后登载评论武训、《武训传》、《武训画刊》的稿件一百八十篇，包括评论、论文、来信、调查报告，其中不少万言巨论。

　　为时不久，名人参战，批判升级。过去曾经作文、讲演赞扬过武训的，不少人半是检讨半作批判；没有这种“包袱”的更加气壮，更能上纲。武训的帽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大流氓”、“大骗子”、“大地主”、“大债主”、“帮凶”、“反革命”、“封建僵尸”、“封建社会中最丑恶、最虚伪、最反动的奴才”、“从头顶到脚根，从皮肤到血管，浸透着封建主义的毒素”，是“实行西太后的反革命路线的最忠实最驯服的走狗”等恶谥相继出现。电影《武训传》更被有的论者说成是“对新中国的挑战”。我写到这里突然想起十年动乱期间，我在人民日报办的“五七干校”劳动，有一天神不守舍，说了几句“买帽子，讲究合适，不能买过大的，风一吹就飞了，还是合适的好”。这几句话被反映上去，我很挨了一顿批。但论者只批我“别有用心”，没有批我的说法不对，可见帽子是不好随便扣的。孙瑜拍《武训传》在新中国建立以前，那时怎么能向未来的新中国挑战？说一部影片是向一个国家挑战，实在也太高抬了它。报纸虽然我当时对于这部分稿件没有决定权，作为这家报纸担负一部分责任的工作人员仍然感到十分惭愧。

　　《人民日报》从7月23日开始，分六天连续刊登《武训历史调查记》，全文四万多字，后来还单独印成小册子，是人民日报和文化部联合组织的“武训历史调查团”的杰作。三人执笔，李进（江青化名）名列第三，实际由她主事。调查结论认为“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毛泽东很重视这次调查，对“调查记”各部分都曾审改，还加写了一些段落。报社参加调查的一些人事后说，调查目的很明确，就是证实5月20社论的议论，所以事先通过当地有关领导提醒被调查者，“（对武训）就拣坏的说。”以致一些被调查者不解地问：“怎么土（地）改（革）刚刚斗罢地主，现在又斗武训？他已经过世多年了。”这篇调查记实际为这次批判作了结论，一位文坛泰斗、政界名人在《读<武训历史调查记>》中写道，“读了这篇‘调查记’，曾经歌颂武训、崇拜武训的人，假使不是存心反动，不是在人民民主政权之下还蓄意进行反革命的诡计，谁会不瞠目自失而深自检讨呢？”不要说提不同意见，就是不“深自检讨”都有“存心反动”之嫌，甚至“蓄意进行反革命的诡计”。好大的帽子。

　　批判电影《武训传》确立了一个模式：以阶级斗争囊括一切社会现象，事先选靶子、定调子，通过组织发动，用政治批判代替学术讨论，以主观结论定于一尊。以后对红楼梦研究思想的批判，对所谓胡风思想的批判，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从运动的领导来说，大体上都是沿袭这个模式。这些思想批判运动，声势大，火力猛，一面倒，强词夺理，可以逼人缄口，绝难令人心服。批判《武训传》初期，群众还没有领会这种批判运动的威力，还敢提出一些问题，例如武训“行乞兴学”的动机与效果这种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不仅在批判中没有得到解决，在某种意义上还造成了新的思想混乱。

　　多年来，解决动机与效果问题，一般是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观点：“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有些参与《武训传》讨论的人坚持认为，武训行乞办“义塾”客观效果即使像许多论者所说的那样不好，他兴学的动机无论如何不能说坏，难道他把行乞所得都吃掉喝掉就好？大批判结束时，有位名家写总结性文章，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动机本来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只有当一个人的主观动机变为行动而发生客观效果的时候，我们才能有根据和可能检验他的动机。”当时人民日报内部就有人议论，社会现象非常复杂，恐怕这种说法很难解决一切有关问题。我同意这种意见，也参加了这个议论。但因涉及毛泽东的论断，这种议论只能话到口边留多半句。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不讲道理、以势压人的所谓批判越来越多，性质越来越坏，直到“文革”结束。例如，有过“清官”、“赃官”问题的讨论，有人硬说“清官”比“赃官”更坏，说清官美化封建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斗争意志，延缓人民革命的爆发。群众能接受这种高论么？《海瑞罢官》剧本写在彭德怀被错误罢官之前，有的人硬说它是影射攻击彭德怀被罢官的，这不是白日做梦吗？所以提起那些思想批判，有人心悸，有人厌恶，有人躲着走。许多思想批判是毛泽东发起或支持的，例如关于批判电影《武训传》，关于批判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我最初曾经感到难以理解。但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都登载了。经过这些事情，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我逐渐清醒，终于认识到毛泽东不是“神”，而是一个犯过严重错误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上有伟大的功勋，在晚年也犯了严重错误。确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历史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我长期把他看成完美无缺的“神”，只说明自己幼稚无知。

　　1985年，即“文化大革命”结束九年以后，分工领导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一次会议上说，“这个批判（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粗暴的，因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可能说它基本正确。”这个讲话登在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一版，还加了花边，以示重要。我认为，它的精神不仅仅限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也是对一系列类似问题的拨乱反正。

　　44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黄炎培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延安，曾经同毛泽东谈论“怪圈”问题。他认为，中国历史悠久，但历朝历代都没有脱出创业—兴盛—腐败—衰亡的“怪圈”？共产党生气勃勃，如日东升，凡所作为，大得民心，明眼人都能看出你们胜利没有问题。可是，你们胜利以后能不能避免这个“怪圈”？毛泽东肯定地说，能够，方法就是实行民主。1949年3月5日，进北京前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关于今后怎么办的纲领性报告，提醒全党同志：“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他在这时提出著名的“糖衣炮弹”理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他号召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共产党为了保持这些好的作风，确实采取了有效的措施。

　　采取的最有效措施之一便是“挥泪斩马谡”。这事说说容易，真做就难了。

　　在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团拜会上，毛泽东主席号召“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这就是有名的“三反运动”。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尚未结束，对私营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还未开始，全体干部继续过着半供给制的清苦生活，但是少数人的手脚开始不干净。中央决定开展这次运动，以收“杀一儆百”之效，很有预见，正当其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央总结历史经验，决定今后不再进行政治运动，强调通过加强民主、法制的途径解决党政机关内部和社会上存在的各种问题，大得人心。据我观察，解放后开展的各种运动，几乎没有不发生副作用的，唯有“三反”运动偏差最小。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重点实际上集中于人们深恶痛绝的贪污。贪污要有“硬”根据，由于涉及钱物，可以查账、核实，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像思想、政治问题可以做随意性的解释。

　　《人民日报》紧接着发表的社论《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动群众的关键何在？》，这是邓拓的手笔。这位同志有“文不加点”之功，因为社论催得急，公务员等在邓的办公室中，邓写完一张稿纸，公务员立即送到排字房，邓写完最后一张，先送的已经排好，最后全文顺改一遍，即打清样送中央审定。如此快手，我只见过邓拓一人。

　　此稿提出贪污“问题是严重的，不管地位多高，资格多老，都要严肃处理，开除、撤职、法办”，深得毛泽东赞赏。毛批“甚好，可即发表”，当即上版开印。我最初不同意这个标题，对邓说：“这个标题的好处是主题鲜明，也吸引人，只是太长，二十七个字，我没有见过这样的文章标题。”建议邓拓改一改。邓说：“主席已经看过，不好改了，以后注意就是。”邓拓对下级平易，对上级顺从，谨慎有余，魄力不足，谁知这样的同志也难逃“文化大革命”的厄运。

　　说到长标题，又想起一件事。不知哪位高级领导突然下了一个命令，报纸标题一律不能用简称，要用全称。对这种不懂装懂、完全违反新闻工作习惯的要求，我们也执行了一个短时间。“五反”接着“三反”进行，“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光是名词就有三十二字，怎么做新闻标题？勉强执行，太不像话，只好仍然改用简称。提糊涂要求的领导是不会认错的，对于我们擅自复原也未追究，这就很难得了。

　　党中央、毛主席的庄严号召完全符合群众的心意，运动很快雷厉风行地开展起来。从1952年1月到6月，“三反”以及同时进行的“五反”，成为压倒一切的宣传中心，评论、新闻、文章、检讨，往往占《人民日报》四个版中一半以上的篇幅，一度超过对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大运动的宣传。

　　现在看，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及其以后对广大干部进行的抵御“糖衣炮弹”的教育，作用实在大，一次预防针增强了万千干部的免疫力。我是进北平参加接管的，我未闻那许多接管干部有哪个犯过贪污错误。这同国民党形成强烈的对比。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曾来北平，当时很多市民热烈的欢迎确实发自内心。这不奇怪。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头头，在抗战初期曾经表现了短暂的积极，为时不久就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同日本法西斯的妥协谈判一直没有中断。但敌占区人民很少知其内幕，所看到的是蒋介石没有公开当汉奸，日本投降时还厕身世界“四大领袖”之列。但是日本投降后一个接收（群众称为“劫收”）把“光复”区搞得天翻地覆，人心丧尽。这在张恨水《五子登科》一书中有详尽的描绘。我接管国民党中央社北平分社这个小单位，听该社职员说，日本投降后，从大后方飞来的丁履进“劫收”日本同盟社北平总分社，贪污竟达十万银元，以后还当了中央社北平（总）分社社长。国民党迅速垮台，腐败透顶、丧尽人心是一大原因。

　　在解放战争中，我们解放蒋占城市，对国民党政府公职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这对顺利接管，减少损失，恢复秩序，争取旧人员是有好处的。有些留用人员也把旧社会一些坏习气带到革命队伍来，这种腐蚀作用不能低估。解放区来的有些干部看到新解放城市的花花世界，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袭击，思想也发生变化，正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指出的，“短短两年时间，受其袭击，即有许多干部完全变质，若干革命机关被部分攻占或完全攻占。”中央发起这个运动，“树立廉政风气，挽救许多意志不坚定的干部，也挽救大量工商业者。”应该说是很及时的。

　　这个运动的突出特点，或者说留给后人的宝贵经验，是言出法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们至今记得对刘青山、张子善的严肃处理。刘、张二人犯了罪，按照“三反”“五反”后期的处理标准，二人可能不死。但在运动初期，作为重大贪污案件典型，处以极刑，一未轻罪重判，二对运动的发展有推动作用，是做得对的。

　　刘、张参加革命都比较早，对人民解放事业有过贡献。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雇工出身，1931年加入共产党，1932年参加有名的高（阳）蠡（县）暴动。梁斌在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著名小说《红旗谱》中，曾重彩浓墨描绘此事。刘为此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受严刑逼供，始终没有屈服。张子善原为天津专署专员，学生出身，1933年参加革命，1934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在狱中参加绝食斗争，表现十分坚定。他二人抗战开始时出狱，立即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也有贡献。中共河北省委在开除他二人党籍的决定中，一方面肯定他二人历史上积极的一面：“在国民党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艰苦的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中，都曾奋不顾身地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解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树立过功绩。”一方面指出他们的错误和罪行：“他们却在胜利后两年多的和平环境中，经不起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作风的侵袭和引诱，腐化堕落了。”刘青山、张子善合谋，侵吞、盗窃国家的机场建设款、救灾款、治河款共一百五十五亿元（旧币，1954年进行币制改革时，旧人民币一万元兑现人民币一元），大部留在地委、专署作为机关生产款，他二人直接挥霍、送礼等共用三亿元（合现人民币三万元）。

　　开除刘、张党籍的决定采取历史分析方法，全面地、准确地判断两人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客观、实在，令人心服。十分遗憾，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优良传统遭到严重破坏，形而上学盛行，主观主义猖獗，说一个人现在坏，他过去必坏，祖宗三代都坏，说现在好，他过去必好，出身血缘都好，不讲道理，大失人心。

　　怎样处理刘、张，对共产党、人民政府是一大考验。三十年代初期入党，老革命了。地委书记、行政专员，大干部了。历史上又确实为人民做过好事。如果一俊遮百丑，大功抵大过，也许可以不杀。记得抗日战争初期，许多青年奔赴延安，追求革命，参加抗战。一个红军团级干部追求一个女学生，两人关系一度不错，后来女学生提出中止恋爱关系。这个干部一气之下，将女青年枪杀。考虑到凶手是个老红军，从小革命，打仗英勇，屡建战功，有人主张与其让这个干部死在刑场上，不如允许他牺牲在抗日战场上。有人则主张杀人必须抵命，宽纵这个干部，会阻绝大批青年到延安投奔革命的来路。共产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还是“挥泪斩马谡”，将这个干部执行死刑，解放区、蒋管区人民闻之交口称赞。现在又遇到类似情况，怎么办？群众议论纷纷，眼睛看着中央。

　　当时国家设立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为“三反”“五反”领导机构，主任为薄一波。有一次在中财委会议室开会，讨论“三反”“五反”问题。各部门领导干部凡是共产党员的已经知道中央的决定，不再为刘、张求情。黄炎培是民主人士，地位又高，反复提出应该“网开一面”，他说：“这两个人干的事情确实不好，如果仔细分析，他们主要还是化大公为小公，个人贪污、浪费数量不大。共产党清正廉明，贪污不多也是犯罪。考虑到他们过去有功，我坚决主张撤职、判刑，但是，希望网开一面，免他们一死。”薄一波最后说：“任老（黄炎培字任之）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我也很惋惜、很痛心。这两个人过去表现确实不错，为人民立过功，可是不争气，犯了国法、党法，不杀不足平民愤，不杀不能振纲纪。如果对他两人网开一面，以后这类事情就难以处理了。”黄炎培沉思良久，说：“共产党如此清明，国家何虑不兴旺发达。”言者动情，闻者动容。我们四十多年前的那些作为，确实令人神往。

　　我国的民族工商业、特别是中小工商业，解放前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的压迫下，都已奄奄一息。新中国建立后，它们依靠人民政府多方扶植，迅速恢复、发展，翅膀逐渐硬了，有的就施放“五毒”（即“五反”反对的五种恶行），向政府向人民进攻。“进攻”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有些干坏事的资本家不愿意听，辩解说：“我们一无军队，二无司令，靠什么进攻？”他们确实没有组成武装队伍在统一号令下进攻，可是已经相当猖狂地用经济手段分头或协同进攻。据“五反”运动中期统计数字，北京有四万多私营工商户有“五毒”行为。重庆许多私营工商户不仅单独非法活动，有些人已经成立同业组织，如图书教育用品业的“星一集会”，液体燃料业的“星期聚餐会”，印刷业的“星六茶语会”，借餐叙之名，研究、策划施放“五毒”。组织比较严密的钢铁机器业的“星四聚餐会”由十二家工厂的头面人物组成，打着联络感情、研究业务的招牌，交换经济情报，策划、垄断人民政府的加工定货，收买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的负责人员，时间不长即盗窃国家财产120亿元。对这些丑恶行为加以揭露、处理，显然是非常必要的。

　　凡事“过犹不及”。我参加革命以后经过的运动，即使目标定得准的，也常常发生“过火”现象，更不要说“文化大革命”那个大闹剧、大坏事了，这大概是中央决定今后不再发动政治运动的主要原因。“三反”运动高潮中，不少地区、机关开始出现斗争扩大化和逼供信现象，《人民日报》还继续鼓动、加油。报社对运动的火候不可能作出判断，谁都知道这些言论是传达中央的意见。《再接再厉穷追贪污分子》、《克服右倾思想争取反贪污斗争彻底胜利》，这些标题充分透露出领导对这个运动的决心和气魄。有一篇社论更不加分析地说：“无论党、政、军、民哪一个系统、哪一个机关，只要是大批地掌管钱财物资的，就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无论”“一定”“大批”——少数手头不干净的看了肯定胆战心惊，大批手头干净的看了必然十分厌烦。

　　但是，总的说来，“三反”“五反”没有像某些政治运动那样留下严重后遗症。据我看，一是因为贪污、盗窃跟思想问题不同，没有人证特别是物证最后不能定罪。二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前期干部素质比较好，党的实事求是作风尚未遭受严重破坏，在定案阶段强调调查研究，核实证据。1952年6月中旬，政务院公布《关于结束“五反”运动几个问题的指示》，规定了明确的政策界线。《人民日报》同时发表社论，提出“不但必须反对虎头蛇尾、草率结束的右倾现象，而且必须反对不顾实际情况、不认真核实定案的左倾现象”。这次运动之后，机关团体的工作，公私企业的经营，大都出现朝气蓬勃、兴旺发达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