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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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全世界确立大国地位，由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奠基。一声“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改变了全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首次显示力量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配合朝鲜人民军同“世界宪兵”、无国敢惹的美国打了一场仅次于两次世界大战的“中型战争”，敌方死伤上百万人，最后很不情愿地坐在讨论停战协定的桌子旁边。1954年的日内

　　日内瓦会议讨论当时世界上两个热点——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这是新中国首次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世界五大国——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以外，还有十几个国家参加。当时有人开玩笑说，这个会议，从参加的国家来说，仅仅次于联合国大会。

　　会议正式开幕前一天，我在日内瓦旧国联大厦遇到著名国际评论家、《真理报》副总编辑茹可夫。他首先向我祝贺，说这个会议能开成，说明最顽固的帝国主义分子再也不能无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他同时也为自己祝贺，说过去开世界大国会议，他们总是“一对三”（苏联一家对美、英、法三家），现在变成“二对三”（社会主义苏联、中国对资本主义美、英、法三国）。我们的力量大了一倍，“这是一个历史性变化”。

　　1954年，美国还是很神气。西欧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摧残，还未恢复元气，继续仰美国鼻息；日本处于美国“核保护”地位；其他国家更不敢或不愿惹这个庞然大物。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国务卿杜勒斯脑子可能有毛病，他说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个“共产党中国”。杜勒斯的同僚——美国将军们知道有个新中国，原因是被这个国家的志愿军打怕了，愿意或同意跟这个国家的代表在一起讨论朝鲜问题。

　　但是不能低估美国“围堵”、“封锁”新中国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已近五年，世界上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还只有二十五个，主要是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亚洲一些国家和极少数瑞士型欧洲国家。我国非常重视这个会议，认为它为新中国提供了宣传和推行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扩大新中国的政治影响、打破美国封锁的机会。为此，我国派出强大的代表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苏联对这个会议也很重视，代表团首席代表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长莫洛托夫，代表团中还有两位副外长。朝鲜首席代表是外务相南日，越南民主共和国首席代表为（总理兼）外交部长范文同。美国、英国、法国的首席代表都是外交部长。在联合国旗号下参加朝鲜战争的其他十多个国家，有十四个国家的首席代表是外交部长。这是当时的国际会议少见的。

　　1954年5月，朝鲜境内的“中型战争”虽然停止，但局势很不稳定。美国傀儡李承晚不断叫嚣“武力统一全朝鲜，目标是鸭绿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法西斯侵入印度支那，法国殖民政府拱手投降。日本投降后法国卷土重来，挑起为世界进步舆论痛斥的“肮脏战争”，历时八年，已精疲力竭。美国乘虚而入，为法国大量输血，供应的军火和其他战争物资占法国在这场战争中消耗量的百分之七十（一说占百分之七十八），实际是想取代法国，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美国妄图利用朝鲜、越南和我国的台湾省，从宽大正面包围中国，战火随时可能重起、扩大。全世界人民看得清楚，朝鲜是中国的战友，中国是越南的后方，解决朝鲜问题和越南问题，没有中国参加是不可能的。世界确实变了，百多年被目为“东亚病夫”、次殖民地的国家，几年时间由蒋介石统治的旧中国变成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由美国的附属国变成美国的对立面，难怪杜勒斯憋着一肚子气，极不情愿地坐在这个旧国联大厦里。他参加这个会议是为了破坏这个会议。

　　新中国参加了这个会议，并在两个议题中占有巨大的分量，中国代表团自然成为舆论注意的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喜欢猎奇，我看许多人也很务实，他们抓小事说大事的本领值得学习。英国记者有条新闻就我国记者团的行李箱作文章，他把记者团误为代表团，写道：“这简直像个步兵排，他们的行李箱都是统一装备的。”说对了，我们的记者当时比现在穷得多，行李箱确实是公家统一购发的。一个法国记者写道：“别的客人都走尽了，人们眼前突然一亮，机舱里蹦出一个足球队——中国代表团。”这个记者也许想刺我们一下，看这些中国人服装都一模一样——没有个性；行动像遵守某种号令——缺乏自由。但客观上我觉得他为我们做了不坏的宣传：代表团成员年纪都轻，很有礼貌，生气勃勃，遵守纪律。代表团“总管”李克农看了这些报道，特地把我找去，要我提醒记者团同志，继续持重、谨慎，不受这类宣传影响，落落大方，不亢不卑。

　　事实总归是事实，国际舆论的主调对我有利。《日内瓦日报》一篇评论很有代表性：“西方国家应该利用谈判的一切机会，特别这次是第一次同中国进行政治谈判，而且中国是由周恩来这样重要人物为代表。”一个英国记者对美国代表团在朝鲜问题讨论中的表现表示不满，他在一篇新闻中说；“杜勒斯带着一条大棒躺在会议厅里”，这会议怎么开得下去？

　　为报道这次会议，我国派出在当时说是很大的记者团，成员三十多人。其中刘思慕抗战前即从事进步新闻工作，在我国和南洋不少地区有广泛影响。吴文焘在新中国建立前即在布拉格设立办事机构，发送介绍解放区的书刊，撰写欧洲各国进步人士支持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文字。陈适五原为新华社柏林分社负责人，临时调来记者团工作。沈建图是南洋华侨，抗战爆发即回国参加抗战，英文好，一直在太行山工作。除了他们几位，其余成员都是从未出国、年龄二十几岁的“土包子”。但是比较起来，这些人政治较强、业务较精、外文较好，所以被选中了。新华社负责撰写全部新闻，任务最重，人员最多最强。人员次多的是《人民日报》，除了吴文焘（他当时是负责国际宣传的副总编辑），还有我、杜波、汪溪和从外文出版社借调的精通法文的李风白，从人民大学借调的精通俄文的郑揆。我这次直接体会到不懂外文而在国外从事新闻工作的难处。我开玩笑说：我的英文不错，二十六个字母全都认识，只有一个缺点，字母连在一起就不认识了。杜波二十六个字母都认不全，他当时是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现在大概没有不认识任何外文而到国外当记者的怪事了。这是一大进步。

　　记者团团长吴冷西是新华社社长、代表团发言人（另两位发言人是黄华、龚澎），他主要担负发言人工作。记者团副团长为吴文焘、我（兼任记者团中共支部书记）。吴文焘的注意力集中在《人民日报》的“现场评论”，记者团日常工作由我负责。应该说，当时神经相当紧张，一方面，要全力完成新闻报道任务，一方面，要战胜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主要是策反）。所幸有代表团的正确领导，全体同志又勤奋工作，宣传报道任务胜利完成，敌人的任何破坏都未得逞。8月上旬，代表团、记者团全部人员回到北京，周恩来十分高兴，在外交部请代表团、记者团人员聚餐，祝日内瓦会议成功，慰劳大家圆满完成任务。周恩来到记者席上向大家敬酒，对全体记者勤奋有效的工作表示满意。我见他接连喝了几杯茅台。

　　日内瓦是个国际会议城市，有常设的“记者之家”为各种会议服务。“记者之家”有不少厅，供各国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时租用。有相当精致的小房间供记者写稿、打电话，有酒吧间、咖啡座供记者休息、谈心、交换新闻。从当时的条件来说，算得上应有尽有。采访日内瓦会议的各国记者近两千人，在当时是少见的。记者在这里出出进进，形如闹市。有不少人说“记者之家”是“谣言中心”，你造了一个谣言，可以迅速传开，最后回到造谣者耳朵里，不同处是会增加一些枝叶。我们的记者起初不愿去“记者之家”，怕犯错误。这也难怪，我们当然不会造谣，大家就是认为我们没有多少新闻同人家交换，干什么去！我认为，记者并不掌握重大机密，出国前又一再教育要谨慎加谨慎，犯不了大错误。即使出点小纰漏，不必有思想负担，接受教训就是了。在接触之中，除了代表团要我们放的“气球”，我们还可以从新闻角度宣传我代表团的主张，所以并非完全没有东西同人家“交换”。我这些想法同李克农谈了，他很同意。大家据此活动，整个记者工作活跃起来。在尖锐复杂的舆论斗争中，有时也遇到一些暗箭。记者团一个青年记者同一个美国记者交谈，说了几句模棱两可的话，那位老手加油添醋，写了一篇诋毁文章。这位青年十分紧张，担心能否继续工作。我考虑大家都缺乏经验，说几句即使稍显欠妥的话，难以完全避免，接受教训也就是获得了经验。记者团其他两位领导同意这种看法，一场虚惊才得过去。

　　记者团工作中有两个不利的条件：一为时差，北京时间晚七八小时，这在新闻工作上是件大事，但当时很难解决。二是汉字，当时尚无电传，只能向北京电发汉字稿，在日内瓦把汉字译成电码，到北京把电码译成汉字，两次折腾，耽误很多时间。只有沈建图，他直接以英文写稿，直接电发，时间快多了。沈观察深邃，文笔流畅，在记者团工作十分出色。

　　沈建图是个好同志，他没有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却死在国民党特务手里。1942年我俩都在华北新华日报工作，这年5月反“扫荡”，在辽县、涉县交界的十字岭被日寇包围，分散突围时他被涉县我民兵截获。他的广东话不如英语，普通话又不如广东话，加以身材矮壮，民兵误以为他是日本奸细，要拿他“砸杏核”。这是一种少见的处决方法：将被牢牢捆绑的敌人置于大石板上，用巨石将其头颅击碎。民兵拟用此法，是因为当时在敌人包围圈中，害怕枪声引来敌人。在行刑前几分钟，我恰好赶到，说明原委，把他救下。不意1955年4月，沈建图在参加亚非会议途中，所乘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被国民党特务预置的定时炸弹炸毁。同时遇难的还有在日内瓦会议记者团工作优异的杜宏、李平。杜宏1939年在山西新军决死三纵队做政治工作，我在3纵队采访，脾质相投，遂成莫逆。他后来长期在太行山从事新闻工作，英文速记水平称全区第一。李平风华正茂，在新华社工作，去亚非会议时兼任《光明日报》记者。他们三人牺牲，是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新闻界的重大损失。

　　日内瓦会议先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五大国以外，还有在联合国旗号下成为朝鲜战争一方的十四个国家。开会之前，国际舆论多数不认为会议能达成协议，主要因为杜勒斯事先给会议定了调子，他说开这个会“徒劳无益”。美国傀儡李承晚说得更坦率，他说派代表去日内瓦，只是要“证明谈判是不会有结果的”。朝鲜停战谈判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此后美国多次发动进攻，妄想取得有利形势再停战，结果损兵折将，打不下去，到1953年7月27日才同意停战。中间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竟然拖了两年多才签字停战。现在仗是不打了，但美国要保持紧张局势，它认为这对控制傀儡有利，怎能同意达成协议？为使这次会议取得成果，朝鲜外相先提出全面解决朝鲜问题的合理方案，中、苏代表支持。在联合国旗号下参加朝鲜战争的十几个国家虽然跟着美国指挥棒转，但非铁板一块。有的国家代表发言，挑剔朝鲜的方案，但并不完全拒绝。有些国家代表甚至私下对我代表团成员表示，朝鲜的方案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但是他们有难处，不好在会上直接提出。南朝鲜为破坏会议，提出完全同朝鲜方案对抗的方案，想在谈判桌上得到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随着美国指挥棒转的一些死硬国家跟着起哄。到6月15日，朝鲜问题的讨论终于被迫结束。原来美国为“埋葬”朝鲜问题的继续讨论，操纵其“合唱团”搞了一个“十六国宣言”，宣传“继续讨论不会有什么用处”。周恩来外长为了给朝鲜问题的讨论留个“伏笔”，提出一个协议草案：“日内瓦与会国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当时会场上绝大多数代表都同意这个合情合理的建议，当天担任会议主席的英国外相艾登也说，中国外长的建议应当受到最认真的考虑。如果没有不同意见，他将宣布中国外长的建议成为双方一致的意见。美国代表团团长、副国务卿史密斯（杜勒斯早已临阵脱逃）立刻跳出来，以“未经请示”为名拒绝了这个起码的建议。资产阶级外交家为达到见不得人的目的，有时是连最起码的影响都不顾的。

　　参加印度支那问题讨论的除了五大国以外，还有四个国家。这个问题跟朝鲜问题不同，仗正在打着，印度支那人民和法国青年每天都在流血。全世界和平力量，甚至西方国家不少当政者都怕出现“朝鲜第二”。法国广大人民，包括不少国会议员，强烈要求停止这场“肮脏战争”。日内瓦会议第二天，传来越南人民军解放奠边府的消息。奠边府是法国在越南西北部的主要基地，工事坚固，重兵守卫，装备精良，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能判断，单凭越南人民军的力量，打下奠边府很不容易。一战歼灭据守既设阵地的法军一万六千人，不是一件小事。各国进步记者纷纷向中国记者祝贺。法新社一个记者华语不错，对我说，“我是法国人，但我不同意这种战争，所以向你们祝贺。谁都知道中国是越南的后方。”法国《人道报》一个会讲华语的记者说得明白：法国人民不要打印度支那战争。法国垄断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要打，但因法国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摧残，元气尚未恢复，越南又有中国这个后方，他们感到力不从心。只有一部分垄断资本家想依靠美国支持把这场“肮脏战争”打到底，但又担心弄得筋疲力竭被美国一脚踢开。现在正是谈判停止印度支那战争的好时候。我感到他的分析在理，向代表团及时作了汇报。

　　日内瓦紧靠法国，法国人到瑞士不要签证，交通又很方便，各阶层、各种职业的请愿团潮水般涌到日内瓦，向各大国代表团表达要求停止印度支那战争的意愿。美国代表团害怕和平，当时又看不起法国人，把驻地铁门关得死死的，连请愿书都不收。英、法代表团态度冷淡，收下请愿书立刻打发人走。苏联代表团只收信不说话，但是不失礼貌。只有中国代表团把接待这些客人看作广交朋友、建立友谊、扩大我国政治影响、宣传代表团正确主张的大事，派负责干部接待，凡问必答，彬彬有礼。我代表团先后接待法国请愿团三百五十九个、二千五百四十六人。这些工人、农民、企业家、律师、教授、远征军家属……一个声音、一种要求：请中国代表团继续发挥大国的影响，早日实现印度支那和平。我代表团的态度十分明朗：我们是为和平来此，定当竭尽全力，满足大家的愿望。

　　我代表团包租了一个比较小的饭店，由记者团居住，离代表团住的大饭店不远。有些法国人分不清代表团、记者团，有时就到记者团住的旅馆请愿。代表团到日内瓦不久，好名声即广为人知，客人并不客气，坐下就谈。我经常出面接待，李风白担任翻译。他的夫人是法国人，他的法语不错。有一次，我接待两个法国华侨（按现在的准确称呼是法籍华人），谈了很久。这两位同胞原籍山东，乡音未改，已有老态。从他二位身上可以看出中国近代的悲惨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旧中国的北洋政府看到协约国已占上风，也对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宣战。因积贫积弱，无力出兵，只能派出十万“华工”到欧洲为协约国军队担任战争勤务。这两个农民一位姓张，一位姓雷，因家贫无靠，报名“参工”，当时只有二十出头，大字不识几个。战争结束，无力回国，法国当时男青年又缺，就留在法国娶妻生子。由于没有专长，只能经营家庭农场（就是我们常说的个体农民）。儿时在国内生活艰难，长大在国外看人白眼。现在祖国强了，祖国的“大总理”（可能受北洋政府时代“大总统”的“大”字影响，一直没有改过来）来日内瓦开会，自己脸上也有光彩，所以从里昂专程赶来，向祖国的“官长”表示敬意。两位紧紧握住我的手，未及说话先流下泪来。多次重复一句话：“做梦也没有想到还有今天。”后来听说我是河北人，又动了乡情，第二次握手。原来清末民初，山东、直隶（河北）因人多地少，农民生活困苦，许多人被迫“闯关东”，直、鲁两省的人在关东算是“大同乡”，有一种特殊乡谊。我们谈抗美援朝，偶尔谈到我曾经参加这场战争，了不得，第三次握手，而且紧紧握住不放，一再说“你们给国家争了光，不容易。咱们呀，也可以侵略侵略别人了。”我大吃一惊，什么话！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同朝鲜人民一起反侵略，怎么成了侵略？这两位好心人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的法国，受西方宣传影响，慢慢形成一种奇怪的逻辑：弱国什么都不行，难免被侵略；强国什么都行，总要侵略人，中国现在强了，所以派兵到朝打仗——弱肉强食。善良的误解往往最易凝固，好在宾主都持三分客气，只有问难，并无争论。经我慢慢说美国在走日本的老路，从两位客人知道的“济南惨案”、“卢沟桥事变”说到新中国建立，说到美国侵略朝鲜、威胁中国，说到中国多次警告无效，不得不援助邻居，保家卫国……两位听得入神，最后可能统一了看法。我由此想到：抗美援朝一仗，提高新中国的国威军威，许多外国人和海外华人看得比身在事中的我们更重更高。没有抗美援朝，开不成这个会议，世界上许多人听不到中国这么大的声音。

　　由于越来越多的法国人看清了印度支那战争是一场美国出钱出枪、法国流血丧命的不该打、打不赢的战争，越来越多的法国人质问：“美国可以在朝鲜停战，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印度支那停火？”善于耍两面手法的法国拉尼埃内阁终于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倒台，孟戴斯·弗朗斯受命组阁。这个兼任外交部长的总理立即宣布：印度支那停火必须迅速实现，新政府四星期内如果不能觅致停火，立即自动辞职。这个声明反映了法国广大人民的意愿，“法兰西的民族利益”压倒了任何形式的战争噪音。人们普遍认为，法国新总理能下这么大的决心，周恩来6月23日同他进行的一次“诚恳的会谈”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1954年7月21日，日内瓦会议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发表达成印度支那停火和恢复和平的“最后宣言”。法国、中国、英国、苏联、越南民主共和国、柬埔寨王国、老挝王国完全同意“最后宣言”。南越代表却宣布不同意“最后宣言”，但不使用武力破坏“最后宣言”。美国不同，它的副国务卿说美国“不参加”这个宣言，但不使用武力破坏这个宣言。散会后却又立即声明，“不受这个宣言的约束”。这倒是真话，此后不久，法国即退出印支战争，美国立即接过并且扩大了侵越战争，直到牺牲了几十万美国青年的生命才被迫停战。世界毕竟不是帝国主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时代了。

　　我和杜波不懂外文，在日内瓦却写了不少评论，摆事实，讲道理，“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有些熟悉的朋友对此感觉奇怪，其实我们是得助于一种“拐棍”。日内瓦交通、通讯十分方便，欧洲各国主要报纸一般在当天中午可以到达，时事广播几乎昼夜不断。代表团为了了解舆论，将收到的重要新闻、评论（无论口头的、书面的）立即翻译、印刷成参考资料，供代表团、记者团人员使用。我们的法文人才少，许多材料依靠外国人先由法文译成英文，我代表团人员再由英文译成中文。我们两人和记者团其他一些人依靠这个“拐棍”写了不少评论，吴文焘的指点也是我们两人能写出这些评论的重要原因。但不懂外文而在国外当记者，绝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的现象。

　　《人民日报》把日内瓦会议作为一个时期的报道重点，新华社播发的大量新闻几乎全部登载，还发表了十篇专门议论或同时论述这个会议的社论，发表了三十多篇我们在“前方”（日内瓦现场）写的“日内瓦通讯”，发表了几十篇报社国际部人员在“后方”即报社写的评论和资料性文章。“前方”“后方”两支队伍在党中央、代表团领导下协力奋战，成绩不错，受到中央多次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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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之初，有个资产阶级头面人物私下说：共产党搞军事一百分，搞政治八十分，搞经济大概只是零分。他这话没有说对。解放初期经济战线两件大事：统一财经，统购统销，都搞得很好，但随后的“大跃进”却搞得很糟。现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势头又很好。好坏的关键在于路线是否对头，说那种话的先生既不懂得这个道理，又不尊重事实。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接管的是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烂摊子：生产萎缩，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肃清残敌，清剿土匪的军费开支很大，财政入不敷出。国民党政府垮台，经济崩溃是重要原因之一；新中国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人民睁大眼睛看着。党中央、政务院当机立断：统一财经。由于决策正确，准备充分，中央有高度权威，所以令行禁止，似乎一夜之间使全国物价趋于稳定。这就是傅作义先生所艳称的“共产党一个电报解决了国民党始终不能解决的问题”。那是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次会议上，正式开会之前，委员们在会场——中南海勤政殿议论国家顺利统一财政经济的观感。黄炎培先生说了不少内行话，对中共中央此举衷心赞服。傅作义先生戎马一生，这时不从经济而从政治角度说了上面这句高度概括的话。我当时采访，各位委员的发言都仔细倾听，印象最深的是傅作义委员这句掷地有声的话。

　　经济战线第二个战役比第一个战役艰巨得多。第一个战役主要是处理党中央和地方党委、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人民政府的关系，按照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当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原则，只要把道理说明白，把界线划清楚，事情相对比较好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怪事当时尚未发明。第二个战役是处理国家同几亿农民的关系，同上亿城市消费者的关系，它的广度、深度、难度，任何人都没有接触过。

　　根据当时的统计数字，解放以前，我国粮食最高年产量约为三千亿斤（市斤，每市斤五百克，下同），那是1936年，大丰收。此后产量逐年下降，1949年仅有约二千二百六十亿斤，每人平均三百八十斤左右。解放后进行了土地改革，生产力大解放，1952年上升为三千二百七十亿斤左右，1953年增加为三千三百亿斤左右，每人平均约五百斤。当时城市粮食供应充裕，农民生活改善，经济作物发展，大牲畜普遍增加，这些都是粮食增产的铁证。

　　粮食增产的主要原因是土地改革。新解放区实行比老解放区相对宽松的土地改革政策，这项工作进展更加顺利。三亿无地少地农民从地主手中分得大约七亿亩耕地和大批耕畜、农具，每年约合七百亿斤粮食的地租免除了。几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火山爆发，广大农村一片繁荣景象。

　　但是，许多人料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1952年粮食增产，1952年7月到1953年6月粮食年度的销售量竟比上年度猛增84％。1953年粮食又比1952年增产，秋收后粮食收购计划却月月完不成。另一方面，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开始，城市和工矿区迅速发展，城市人口增加很快，我国农民历来是粮菜混吃，农民一旦变成工人，每人每年至少要多吃一百多斤粮食。购少销多，当年粮食供应出现了紧张现象。

　　对于这种问题，过去国民党政府撒手不管，也无力管。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非管不可，办法是统筹兼顾，全面安排，首先保证生产不断发展，同时争取大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生活都有改善。

　　土地改革以后，农民发家致富的劲头很高，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和个体生产的积极性都有发展。农民要改善生活，吃得比过去好一些，这可以理解，应该保证。几亿农民每人每天多吃二两粮食，合起来就是一个大数字。所以尽管粮食增产，提供的商品粮并没有大量增加，粮食销售量却增加不少。

　　农民卖粮历来是待价而沽，粮价随着市场走，市场由商人和富农操纵。解放后不久，国家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同小农经济、自由市场的矛盾，即社会主义道路同农民自发势力、同资产阶级反限制的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处理这件大事，陈云同志总其成。当时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经济战线两大战役的主持人。他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经过反复比较，最后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党中央、政务院深入研究后批准施行。在一次规模很小的会议上，陈云同志说，统购统销，同几亿农民打交道，不走这条路不行，社会主义没法搞；可是大纰漏也不能出，几亿人打扁担谁也受不住。我们是挑着一副担子走路，一边是黑色炸药，一边是黄色炸药，稍一不慎就出乱子，是可能死人的。

　　范长江同志当人民日报社社长时，同很多领导机关建立了密切关系，派报社各部门负责人列席这些机关一些会议，对了解领导意图、及时组织报道极有好处。这时他虽已离开报社，这种做法还是延续下来。我当时是报社编委成员，参加经济报道，列席不少会议，以在陈云同志处收获最大。毛泽东同志在延安说过，搞经济的解释不了法币（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和边币（陕甘宁边区发行的货币）的关系。我读过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书，但是对当时发生的粮食问题感到迷惘，当然这与不了解宏观经济形势有关。像这样透辟地谈论、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重大经济问题，我在陈云同志处是首次听到。另一个大收获是阶级分析，陈云同志几句话把当时粮食问题的性质说清楚了，他用的就是阶级分析方法。到50年代后期，特别是“文革”期间，“阶级分析”一词声誉不好，这与鼓吹“阶级斗争为纲”，胡乱戴帽子，动辄打棍子有关。这种话逐渐听不到了。其实阶级分析是个照妖镜，真正掌握了它的精髓，任你百般包装、千样变化，它都能照出妖怪原形。要想真干革命，这个武器是少不得的。

　　粮食统购统销准备工作十分充分，实行情况比预料还好。这个办法对保证城乡人民、各行各业的粮食供应，遏制农民自发势力，克服资产阶级的反限制活动起了决定性作用。第二年陆续实行棉花、食用油计划收购，加上农村供销社不断发展，初步切断了农民同资产阶级的联系，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也是一大促进。1953—1954粮食年度末，国家粮食收购量比上年同期增加80％，销售量增加33％，供应大于收购的情况根本改变。

　　我从1938年开始做新闻工作，到1955年的十多年间，亲眼看到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先后经历的军事、政治、经济三件大事，不管头脑清醒不清醒，不管自觉程度高不高，总是参加了这三件大事的报道。我个人的体会，三件大事之中，最复杂的是经济。从这个意义说，本篇开头提到那位资产阶级头面人物的话，如果是谈论经济工作十分复杂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他的结论错了，他不懂得我们有个致胜之道：学习，包括向书本请教，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新闻记者不是决策者，但是如果不自觉、不学习，宣传报道也是搞不好的。

　　报道粮食统购统销，即切断几亿农民同资产阶级的经济联系这件大事，首先需要吃透党和政府关于此事的精神，懂得“为什么”，了解“所以然”，按照这种理解进行工作，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我一时想不出恰当的说法，借用一个词，把它称作“第一境界”。在这种情况下，初步做到心中有底，敢于“创造”，才能取得较好的成果。营造这种“境界”一般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上级加强指导，及时把领导意图、事情原委以及工作部署的“底”告诉我们，这是对我们最重要的思想支持。范长江同志替我们创立了这个条件，我们从中财委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同志处取得宝贵指导和帮助。二是自身勤奋学习。新闻记者要学习的东西很多，我认为依次为理论、政策、专业知识、语文。最大量的是政策学习，经常结合当前的报道任务为应用而学习。这样的学习由于目的明确，常有立竿见影之效。我一直认为八小时出不了优秀的新闻记者，要学的东西太多，只有作必要的牺牲，包括减少一些休息、娱乐时间。爱因斯坦说过：“人的差异在于业余时间。”在同样环境、同样条件下，两个文化程度原来几乎相等的人，只因对业余时间态度不同，若干年后可以有很大差别，新闻界这种例子是极多的。1955年到1956年加速农业合作化，我们对这一重大发展不知“底里”，不明“究竟”，由于是毛泽东同志决策，我对他极端个人崇拜，尽管思想抵触，宣传还是积极的，只是讲不出多少道理，更谈不到什么创造性，我把这种情况称作“第二境界”。等而下之，像“大跃进”以后的困难时期，尽管我们能够感觉路线发生偏差，但是理论上说不清楚，实际也不敢说清楚，还乱说什么路线正确；明明看到形势非常不好，还要宣传形势大好。违心之下作不出好文章，我把它称作“第三境界”，新闻工作走到绝路了。当然这种情况也可以变成财富，它能提醒我们以后不要再干这种错事。从新闻工作者本身来说，经常勤奋学习，为追求真理不怕牺牲个人的一切，力求取得和发展“第一境界”，避免和消除“第三境界”，这永远是我们的努力目标，可惜我做得不好。

　　《人民日报》这个时期国内宣传报道任务很重，过渡时期总路线、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合作化、粮食棉花等物资统购统销，占要闻版、国内版主要篇幅。有相当一段时间，要闻版由总编室组版，其他各版由有关各部组版，这种办法有好处，各部对所管专业的情况、政策比较熟悉，抓的问题一般“准”些、“深”些，缺点是总编室统一协调比较困难。这时改为各部向总编室供应稿件，总编室统一组版，协调、兼顾就方便多了。两种方法各有短长，分分合合多次变换。现在看来，前一种办法好处较多，多数报纸长期采用。

　　也由于国内问题宣传报道任务较重，为增强编辑部的“声音”，这个时期十分提倡评论性新闻，效果不错。我们过去采用的新闻体裁主要是新闻通讯和评论两种，界线相当分明。前者报道事实，当然也寓褒贬、扬抑；后者专讲道理，当然也从事实出发。评论性新闻把两者的长处结合起来，指导性增强，写作也方便。编委会规定评论性新闻的性格：“根据事实加以必要的评论，以事实为主，评论为次，尽量做到夹叙夹议……要注意文字生动，有风趣。”对这件事情的提倡和坚持，我尽了自己应尽的力量，因为我的注意力已经逐渐从新闻通讯转向评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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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建立后，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成绩之大，速度之快，世人刮目相看。以后多次求快忌稳，出了纰漏：在农业合作化进度上急躁冒进，1959年后反“右倾”使人心悸，“大跃进”引起大衰退，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洋跃进”再次受挫，更不要说十年“文革”了。这些人为的折腾造成巨大的物质损失和人民思想的严重迷惘，有的错误使人吃惊。为什么求快忌稳的毛病这样顽固？据我这个新闻工作者观察，有多方面的原因。

　　遵义会议以后，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正确领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凡事强调需要与可能相结合，因此立于不败之地。抗日战争定为持久战，解放战争原准备打五年，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宁可不写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原定三个五年计划或更长一些时间完成……这些关系国家命运的决策符合积极争取又留有余地的精神，经受了历史的严格检验，是完全正确的。

　　实践的发展往往超出人们的预期。抗日战争八年取得圆满的胜利；解放战争提前胜利；抗美援朝打出国威军威；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农业合作化初期进展顺利；等等。这都有力地证明毛泽东的领导英明正确，当然是好事。但是，一再提醒在成绩面前要力戒骄傲的一些领导干部，首先是毛泽东头脑膨胀，“想干什么就能干成什么”的情绪逐渐增长。领导人的骄傲情绪同广大干部、群众要求尽快改变“一穷二白”的国容民貌的情绪结合起来，加上大家都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形成一种可怕的力量，终于干出某些事后看来是愚昧可笑的蠢事。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的社论（以下简称“社论”），引起广泛的反响，许多读者说是一场“及时雨”，“提出了并且说清楚了”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这篇社论是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图，由当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周恩来组织、审定，中宣部同志起草的。“社论”全面概括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两点论而非一点论，主旨针对当时确实存在的急躁冒进倾向，提出了切实有效的克服办法。中央负责同志所以指示写这篇社论，不仅考虑到当时国内工作中发生的急躁冒进正在危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且考虑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1956年2月苏共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中共中央认为全盘否定斯大林是错误的。同时认为苏共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有积极意义，我们一方面维护斯大林正确的方面，一方面以苏联犯过的错误为鉴戒，探索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在同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概括了这种探索的成果。

　　“社论”充分肯定了我国几年来各项工作的伟大成就，指出当时危害我们事业的主要倾向是急躁冒进。“社论”说：“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在执行中央的这条方针（指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的时候，不能只注意多和快，而不注意好和省，既不能因贪多图快而造成浪费，也不能因求多求快求省而忽视工作的质量和安全。”应该说，以后多年我们一再重犯的急于求成的毛病，这篇社论早就正确地说到了。

　　由于“社论”抓的问题、讲的道理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广大干部、群众的心意，报社多次听到领导的表扬和读者的赞许。我们开玩笑说：“这是又一次贪天之功。”原来有些署报社之名的文章，并不出自报社同志之手，我们就说这是“贪天之功”。像1956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不久后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探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被国际国内马克思主义者誉为当代国际共运的重要文献，署名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其实并非报社人员执笔。当时苏联《真理报》驻北京记者科仁到报社询问到底是哪位同志写成，希望访问这位“大笔”，我只好以其人出差搪塞过去。

　　按照惯例，这样重要的社论由中央领导同志组织，经中央领导同志审定，传达中央对当前建设全局的指导方针，报社当然要全力宣传。据我所知，由于“社论”的主题完全符合编辑部多数同志的心意，大家围绕“社论”的宣传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积极，内部议论和分析也是少有的尖锐。急躁冒进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特别突出。中央原来规划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完成，一批判“小脚女人”，五年左右时间就完成了。如果量质兼备，当然快比慢好，可惜急于求成，后遗症很多，中央不得不用极大精力解决遗留问题。社论《强迫命令办不好合作社》写道，犯有强迫命令错误的干部，绝大多数过去的工作是积极的，“现在他们所以对群众强迫命令，主要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过高地估计群众的思想觉悟，他们说：‘合作化了，不再需要作艰苦的说服教育工作了。’或者说：‘成立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都只要几天功夫，难道现在发动群众投资兴修农田水利，改变耕作制度，还要费很多口舌吗？’目前，有不少县区以上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也滋长了盲目乐观情绪……提出一些过高过大不切实际的计划，硬要下级执行。”这在当时不是个别现象。

　　《人民日报》编辑部多数领导干部长期在老解放区从事新闻工作，保持着一种好习惯：同中央有关部门密切联系，及时了解从各个渠道集中上来的真实情况，有机会就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因此比较了解群众的脉搏。这时按照“社论”的精神工作，显得生龙活虎。可惜不久就听到严厉的批评，说给群众泼了冷水，起了“促退派”的作用。从党的机关转到报社编辑部，很有见地又非常耿直的李克林气愤地说：“现在调查研究的没有发言权，不调查研究的反倒有发言权。”

　　我们国家地广人多，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工作基础差别很大，了解全国真实情况、群众要求不容易。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党培养了大批好干部，工作积极，办事认真，千方百计为革命多作贡献，执行任务总想超额完成。这种精神当然可贵，但“层层加码”有时就会误事。极少数品质不好的人可能乘机造假邀功。“社论”从内容到文字都是上品，毛泽东对它批评次数之多，用语之重令我震惊。他虽是不指名地批评组织、审阅这篇社论的中央负责同志，可我觉得比批评自己还难过。为什么一再批评这样好的文章呢？为什么急躁冒进这么严重却不能反对呢？为什么批评的用语这么苛刻呢？

　　多数人的正确意见（包括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负责人）就这样被一个人的错误意见否定了。我当时还不了解这是由于我们体制的重大缺陷，也没有看清楚这是个人崇拜的消极后果，只是觉得这样以权压人，许你随意批评，别人只能违心检讨，太不正常、太不公道。

　　50

　　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改版。这是这家报纸自身半个多世纪中的一件大事。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方向对头、步子不小的改革。我躬逢其盛，是负责筹划此事的“七人小组”成员之一。

　　我们办什么事情，都要考虑“需要和可能”。此次改版，这两个条件是具备的。

　　先说需要：改版以前，领导、群众、报社工作人员对报纸都不满意，所以非改革不可。第一个缺点是新闻太少。据“七人小组”领导下的“新闻改进小组”统计：从1956年1月1日到4月30日，每天平均只登三十—四十条新闻，占全部版面的五分之一。附带说一句，当时报纸基本不登广告，新书广告例外，所占篇幅也不多。会议新闻又占新闻总数的一半左右。新闻，写法呆板，不受读者欢迎。我个人多次提过改进意见，没有什么效果。例如代表团出访，一般要发相当详细的新闻。在帝国主义对我多方围堵、封锁的情况下，为扩大我国的政治影响，打破敌人孤立我国的罪恶目的，这么做是必要的，但有些形成死板格式的写法应该改进。像代表团起程新闻，包括团长、团员名单，一般登在一版；代表团到达目的地的新闻，包括团长、团员名单，又登在一版；另发一条专写团长、团员名单的新闻，还登在一版。三次重复，占用不少篇幅，引起读者厌烦。第二个缺点是许多文章质量低，空论对空论，概念到概念，党八股习气严重，不解决实际问题，对提高群众的思想认识也无帮助。第三个缺点是几乎完全放弃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在革命战争时期，斗争那样紧张，生活那样艰苦，党报不仅没有放弃对破坏、危害革命斗争的剥削阶级分子的揭露，对革命队伍中极少数渎职、怯懦、贪污分子的抨击也未停止。新中国建立后一个时期，报纸对某些不良现象和违纪犯法干部的斗争相当积极，有名的“八大批评案件”起过很好的作用。由于遇到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的阻挠、干预，报社未能坚持原则斗争，基本放弃了舆论监督的武器，引起读者不满。第四个缺点是在很大程度上丢掉了我国读者喜欢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这是不顾中国实际盲目学习《真理报》的负效应。我不评论《真理报》，我只是说丢掉自己的审美习惯，不加分析地囫囵吞枣学习效果不好。以《大公报》为代表的中国报纸，写文章、作标题以至排版，都有不少好传统，至少像我这个年龄段的知识分子比较习惯。一旦丢掉，若有所失。再者人家自称是没有错误的报纸，发生错误也不更正，这也不合我们的习惯。此外，通联工作较前削弱，衙门作风有所发展，都亟待纠正、改进。

　　“七人小组”初步分析造成这些缺点的原因，主要是进城以后，未能抓紧形势、任务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机，结合在根据地——解放区办报的传统和经验，理出一套适合新情况的办报思路。在头脑不清醒的情况下工作，当然很不得力，常受批评，包括某些严厉、刻薄的批评。参加革命多年，我个人和思想状态相近的同仁，已养成做党的“驯服工具”的习惯，这种习惯十分自觉，相当牢固，也曾起过不小的积极作用，这几年却逐渐感到迷惘，希望通过新闻改革，得到党中央的指点。

　　改版不仅需要，还有可能，就是说，当时是一个改版的好时机。解放以后，有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什么时候路线正，形势好，什么时候新闻工作就活跃，说话相对有力，否则必然死气沉沉。1955年政局稳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良好，经济、文化建设蒸蒸日上。对于发展速度虽有争论，但是限于高层，并未发展到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各方面人士热烈欢迎。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五月下旬作了关于“双百方针”的报告，受到要求解放思想的广大听众热烈拥护。此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对《人民日报》改版也有推动作用。在我的记忆中，这次改版在《人民日报》内部是空前积极的群众运动。广大职工在坚持日常工作的情况下加班加点，献计献策。此时编辑部有370多人，其中正式编辑以上的干部102人，包括“三八式”干部49人，不少人参加过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更多的人参加过40年代抗日根据地新闻系统的增强党性、反对“客里空”运动。大家认为，只要解放思想，广征博取，把抗日根据地的、我国抗战前的和外国著名报纸的优点集中起来，《人民日报》是可以办好的。

　　改版准备工作相当充分。在“七人小组”领导下，设立几个专门问题研究小组，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改进意见。他们利用大小型座谈会、个别访问、信函征答等方式，向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区）党委和宣传部、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各大学新闻系、各大新闻单位、各文学艺术团体、知名作家等等征求“对报纸内容、形式和报社群众工作、发行工作的批评建议”。还选择我国抗战前后影响较大的报纸、外国影响较大的报纸共四十多种，把外国报纸的文章、新闻、标题译成中文，供大家比较研究。还征求我驻外使节对报纸工作特别是对国际宣传的意见。考虑到读者对一些理论文章意见很多，“改进文章小组”分析了几年来发表的理论、政论文章，认为有很大一部分水平不高，主要是“我们坚持一种定见：《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因此不能发表争论文章，所有文章都应当是结论性的”，“我们惯于要求每种新的意见都要有‘根据’，这个‘根据’并不是事实，而是经典著作，文章稍有一点新的见解，便被认为‘经典著作没有讲过’，不是删去便是弃而不用”。这就是“本本主义”，就是思想僵化。可惜这样深入细致的检查过去从来没有做过。

　　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基本就绪，编委会于6月20日向党中央作了“改进报纸工作”即改版报告。报告首先检查了《人民日报》存在的主要缺点：对党的政策宣传不及时、不系统、没有力量；新闻少，并且有很大片面性，通讯内容贫乏，不能反映国内和国际生活的实际；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作风严重，标题呆板，写法笨拙；没有不同意见的讨论，似乎《人民日报》发表的任何文章都应当是完全正确的结论，不能容许有反面的意见，无论政策问题或学术问题，都没有自由讨论；错误太多，数字、人名、地名、时间、引语以及事实情节往往发生错误。

　　针对上述缺点，报告提出改进报纸工作的意见：坚决克服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习气，努力改进评论工作，增加各种体裁的文章，改进文风；增加工作问题和思想学术问题的讨论，使各方面的不同意见能够在《人民日报》发表；增加新闻和通讯，改进版面安排，满足读者多方面的需要；改进编辑部的工作，加强调查研究，扩大各方面的联系，扩大作者队伍，努力消灭错误，建立编辑部正常秩序，克服忙乱现象；等等。这个报告完全没有涉及体制问题。原因有二：当时还看不清许多缺点说到底都是由于体制有缺陷；当时报社从领导到广大工作人员完全没有提出改进领导体制的勇气。

　　党中央批准《人民日报》编委会的报告，认为报告提出的改进工作办法是可行的。中央着重指出：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中央负责人的文章和少数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中央的意见，而且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这样做就会使思想界更加活跃，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愈辩愈明。

　　我虽然对改版抱很大希望，中央关于报社请示报告的批示还使我惊异。我原来估计解决某些技术性问题（比如我一再建议的改革代表团名单过于重复等问题）就不错了，谁知中央的批复却解决了关于党报性质、作用等重大问题。我对此虽然衷心拥护，但是耽心能否真正做到。“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做得到么？“一些”“相反”怎样掌握？我对一位革命经历相仿、年纪比我略小的好友开玩笑说：“以后编辑可有事情干了。”（指犯了错误写检讨）他同样开玩笑说：“你的老毛病（指所谓我的思想保守）是否又犯了？”我老老实实回答：“我可能有点保守。可‘保守’‘实际’在一定条件下是相通的，结果如何，还是要看事实。”

　　《人民日报》1956年7月1日改版，日出对开八版，篇幅增加一倍。基本不登广告，文排六号宋体，成为当时全国容量最大的报纸。同日发表《致读者》社论，提出“《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从它创刊到现在，一直是为党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最近，将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改进工作。“第一，扩大报道范围。”“在报纸出八个版以后，我们的新闻将增加一倍半左右，在题材上也将尽量扩大范围，力求适合读者的需要。”“第二，开展自由讨论。”“在我们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虽然是经过编辑部选择的，但是并不一定都代表编辑部的意见——这不是说代表编辑部的意见就不可以讨论，而是说，我们发表的某些文章的某些观点跟编辑部有所不同，这些文章的作者的观点彼此也不同，这些情况希望读者认为是正常的。”“第三，改进文风。”“在过去，我们的报纸上虽然也登过不少好文章，报纸上的文字虽然也逐渐有些进步，但是整个说来，生硬的、枯燥的、冗长的作品还是很多，空洞的、武断的、党八股以及文理不通的现象也没有绝迹。”希望今后“尽量把文章写得有条理，有兴味，议论风生，文情并茂”。“除了很少的例外，报纸上的文章总是越短越好。”社论最后表示：“我们的报纸名字叫作《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我们才能把报纸办好。”

　　这样真诚坦率的自我批评，热情诚挚的呼吁，产生了积极的反响。到7月中旬，近千封读者来信寄到报社，积极支持报纸改版，同时提出许多合理化建议。过去工作繁重不常为《人民日报》写稿的大家——茅盾、马寅初、李长之、黎锦熙、朱光潜等人先后寄来对“双百”方针确有真知灼见的文章。报社积极按照呼吁书行动，7月份登载各种新闻二千二百多条，比改版前增加一倍多；许多文字大大缩短；从内容讲，有两点给人们印象很深：一是积极反映和推动“齐放”“争鸣”，7月份发表这方面的新闻、文章三十多篇，远远超过改版之前；二是积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7月份发表各种体裁的批评稿七百五十篇，受到读者热烈欢迎。1956年8月1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批转《人民日报》6月22日向中央的报告，中间经过近四十天。据我看，主要是观察报纸改版的实效，基本肯定后才正式批转，认为：“《人民日报》改进工作的办法是可行的”，“希望各地党委对所属的报纸也能够进行同样的检查，以改进报纸的工作。这个批转件中也有一些肯定《人民日报》的报告但使我感到难以操作的重要意见。

　　按照报社请示报告和中央批件的精神工作，报社六百多员工情绪高涨，广大读者耳目一新。概括起来是：办报路数更加符合实际和读者要求；新闻业务大有进步；报道面较前广阔；评论增多，同群众、同实际联系较前密切，针对性加强；批评坏人坏事显著增多，且态度鲜明；反映、推动“双百”方针相当有力。改版以后报纸发行量持续上升。

　　事情变化真快，不到一年功夫，反右派运动开始，再无人提新闻改革。事实证明了我的耽心。我那位号称思想敏锐而认为我思想比较保守的朋友几次不情愿地说：“又是你想对了！”我只好说：“跨一大步退回原地，不如老老实实走半小步。”

　　从反右派到“文革”前，新闻改革再也无人提起。一些人可能心有余悸，更多的人，我是其中的一个，却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现在冷静地想一想，《人民日报》当时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的一些建议，中央的批复中规定的一些原则，在“左”的路线统治时期确难实现。但属于新闻业务方面的某些变革，在一定范围内还是有可能实现的。可是，我们做不敢做，甚至想不敢想，不能不说是一大错误、失职。

　　51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提出严厉批评，说是“死人办报”。《人民日报》办得不尽如领导之意，常受批评，过去最重的批评是“书生办报”。由“书生”而“死人”，升到极限，难怪全社职工一时莫知所措。

　　近四十年过去了，我一再回想此事，认为这次批评所以如此之重，原因有三：我们政治上过于迟钝；我们过于拘泥于已有的规定；毛泽东上纲过高，不按照他每个时间的具体意见办报，不按照他的个人意见办报，就是“死人办报”。

　　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后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在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讲话”谈到我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这是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方针的继续和发展。可能由于对此后不久发生的极少数人公然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作者在公开发表的文本中，加进了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很激烈的内容。有人说这是发展，有人说这是退步，较多的人感到不好理解。这个不小的变化很可能是导致对《人民日报》领导干部进行严厉批评的深远原因。

　　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发表重要讲话，亿万公众会从不同渠道获悉讲话的内容。公布讲话时如果再对实质内容作重大增减修改，又不说明情况、原因和根据，我个人认为这种做法值得商榷。我主张讲话和公布稿不应有实质性改变。如有重大修改，应说明所以修改即思想变化、发展的原因和根据，或者另写文章加以论述和说明，特别是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这样做不仅可

　　以存真，更重要的是便于群众学习和理解。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还有敌我矛盾，但是小量的，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解决重大问题，首先要分清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个论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讲话”刚刚问世，立即在全世界引起很大反响。全文公开发表后，民主德国、匈牙利、朝鲜、越南、蒙古等国家的中央党报立即全文登载，还有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党报详细摘要转载，并发表评论阐述它的重大意义。

　　世界太大，当然会有插曲。1957年4月1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受到热烈欢迎。在北京访问后又到杭州访问。25日，周恩来总理同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在杭州机场迎接伏罗希洛夫时，谈起世人瞩目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就突出地显示出来。在我们社会中，仍然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而且各种社会关系中，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方面也会突出。”尤金说：“是的，我们也有这种矛盾。”坏事了。那个一贯强调建成了社会主义，政治上、道义上完全一致的国家，哪里还会有矛盾呢？是我们的记者写稿写错了，还是尤金本人说错了呢？这在当时成为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我奉命查询此事。原稿是本报记者写的，邓拓修改定稿，没有写错改错。我们不好问尤金大使是否说了这话，但记者听得清清楚楚。这本是一句大实话，不过有人不喜欢罢了。后来听说尤金因此受了批评，不知确否？但从此事也可以看出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有多大影响，不管你同意或不同意。

　　最高国务会议之后举行的全国宣传会议也是一件大事。《人民日报》对前者宣传十分不力，对后者完全没有宣传。4月10日，毛泽东召见《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和三位副总编辑，严厉批评说，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多半是同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邓拓当即作自我批评，同时作了必要的说明：过去中央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毛主席的讲话没有公开发表前不得引用。但毛泽东继续批评：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只有那么两行，为什么不发社论？宣传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不发消息也是错的。在这次召见中，毛泽东除了严厉批评外，还对如何办好党报作了指示。一位管宣传的领导同志事后转达毛泽东的话，说，毛主席对《人民日报》责备，也是对《人民日报》的支持、鼓励，希望在现有条件下把工作作好。

　　邓拓原原本本向报社工作人员传达了毛泽东的批评，对他本人的尖刻批评没有丝毫掩隐。大家一方面赞赏邓拓的党性和雅量，一方面对毛泽东批评的用语深感震惊。我曾参予拟订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宣传计划，宣传计划连同有关此事的两篇社论同时送审。说对此事的重视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我们应该接受；说按兵不动却不符合事实。事后得知，我们的宣传计划和社论送审稿都未到达毛泽东手中。“你们多半是同中央的方针唱反调”，“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看来是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的盛怒之语。《人民日报》的干部总的说来水平不高，组织观念还是强的，凡是上级特别是中央的决定，不管理解、同意与否都会执行，农业合作化的宣传就是明显的例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大家衷心拥护，哪会“唱反调”“不赞成”呢？此类宣传会议确实没有发消息；即使要发消息，也不是《人民日报》的事。这些都有明文规定。我们如果严格要求自己——充分认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大、深远意义，能够看到在新形势下有必要和可能对过去的某些规定作必要的改变，我们应该也可以向中央作特别请示。但是在这些方面我们过分老实。

　　为振奋全社人员的工作热情，消除少数人的委屈情绪，受中央委托，领导《人民日报》的胡乔木和邓拓作了大量说服、开导工作，提出报纸处在“非常时期”，应该立即行动起来，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发挥中央党报应有的作用。当时编辑部的业务骨干多数只有三十多岁，还有一股冲劲，压力一旦变成动力，报纸面貌迅速改观。连续发表几篇阐述毛泽东讲话精神的社论，突出刊登新华社播发的各地学习毛泽东讲话的新闻，特别是各地领导干部结合当地实际阐述毛泽东“讲话”的谈话，用这类方式把未公布的毛泽东讲话的内容相当详尽地传播开来，这种做法过去不曾有过。

　　冷静下来检查，我们最初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宣传，完全按照过去的规定处理，也可以说说不过去。最高国务会议开了三天，内容那么重要，按照当时的分工，新华社只在3月2日发了二百多字的新闻，提到“毛泽东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了话”，提到会上讨论了这个“讲话”，列出发言人名单，仅此而已。《人民日报》3月3日登载这条新闻，又放在一篇并不十分重要的谈论经济问题的社论后边。这样安排除了说明我们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以外，很难作别的解释。

　　《人民日报》的版面安排是我按照习惯决定的，我负责任。当时报社内部无人提出异议，说明大家看法相同。过时的不尽合理的框框实在害人。痛定思痛，我定下一条版面处理原则：“瞻前顾后，当天平衡。”首先考虑当天稿件情况，当天稿件的分量是主要考虑因素，同时参考过去，想到明天。这样势必突破若干框框，正好发挥编辑的能动作用。这个规定曾经长期坚持。

　　工作忙过一阵，也可以说又立定了脚跟，人们三三两两地议论毛泽东的批评，按照现在的流行语就是反思。《人民日报》的基本队伍长期在党报工作，进城后吸收了一些新人，很快按照自己的思想面貌把他们“化”了。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做党的耳目喉舌，这成为我们立身做事之本。工作兢兢业业，完全按照规定办事，多少年就是这么过来的。最高国务会议有众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民主党派有报纸，我们不宣传人家能宣传。这是不同于根据地党报一统天下的新情况，可我们视而不见，说明政治上太迟钝。我们的工作发生重大失误，毛泽东当然生气。由于有些情况没有了解清楚，例如我们作了宣传计划，也写了评论，都按照规定上报了，他不了解，又没有询问，说了“反对中央方针”“死人办报”这样重得不能再重的话。在他是说气话，可我们就吃罪不起了。

　　“书生办报”——这种批评已有多次，似乎有些听疲了。“书生”是一个并不确切的名词。如果是指一批有学问的、学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道理的知识分子办报，当然没有什么不好。毛泽东所以提出这种批评，是说我们迟钝、肤浅、战斗力不强、不能使党感到得心应手，未能把党报办得领导、群众都满意。应该说，这个批评也是很不轻的，离“政治家办报”的要求是太远了。当时《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来自全国六个大区，是地地道道的“五湖四海”。跟任何一家兄弟报纸比，人员素质不算低，但是办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就显得弱了。扩大后的编委会十三个成员，除了邓拓、林淡秋少数几个学识较高、年龄较大（其实也不过四十多岁），从事文化工作较早，可以算得“书生”以外，其余十来个像我这样的人，没有读过大学，参加革命时年纪很轻，靠党的教育和个人自学积累了不多的知识，还谈不到书生。如果说这些人也有一些长处，只是坚决听党的话，有一定工作韧性和突击力，搞白班的可以“夜以继日”，做夜班的可以“日以继夜”，积近二十年新闻工作实践经验，能够勉强担负一个方面的宣传任务。说这批干部“反对中央的方针”，这样无限上纲，大家死也不会心服。

　　我们工作中的严重缺陷，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宣传中集中表现出来。迟钝——政治嗅觉不灵，抓不住火候，在重大问题上习惯用耳朵（等上级指点，听组织传达，不大用脑袋自己探索、判断），在一些政治转变关头，思想常常落于形势发展之后。肤浅——进行新闻报道，特别是写评论文章，一般能说清楚“是什么”，很难说清楚“为什么”，读者常常批评我们的报道生硬、肤浅、直白乏味。这种宣传当然缺乏战斗力，中央不可能认为得心应手。保守——《人民日报》多数业务骨干在根据地开始学做新闻工作。根据地党报威信高，读者习惯把党报的言论看作党的指示，党报说对了积极作用很大，说错了消极作用也不小，所以特别强调持重，一贯反对“抢先”，甚至把后者看作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解放初期，北京各家报纸在新闻业务方面有过竞争，有成绩，也有缺点。有缺点不怕批评，但不少同志害怕过当的批评，越受批评越拘谨，越拘谨越无作为，对于当时规定的一些条条框框，《人民日报》许多干部并非没有意见，对某些应改、易改的规定也提过不少意见，因为不起作用，也就不再提了。冒冒失失当然不好，共产党员最可贵的创造性、进取心一旦削弱，再恢复很不容易。我们正是这样。

　　1955年以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明显加快，新事物多，新精神多，报社不少同志感到越来越“跟不上”。我们听到、看到有的变化来自毛泽东本人对党中央决议的改变，如对阶级斗争的估计，对社会主义改造速度特别是农业合作化进度的安排。这也使我们在工作中更加谨小慎微，避免发生错误，因此误了不少事。

　　“死人办报”的批评暂时过去了，邓拓调离《人民日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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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2月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提出许多英明的分析和论断，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重要文献。过了不到半年，他在关于反右派的许多文章中，又违反了自己的分析和论断。这些文章都收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成为鲜明的对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在《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一书中谈到这个问题，但是没有说清楚。

　　反右派，最初这个问题是由整风提出的，由共产党整顿党的作风引起的。对于整风的宣传，《人民日报》职工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情。4月受了“死人办报”的严厉批评，大家都想有所作为。才过一月，就逢全党整风这等大事，有同志说，“可不能再当死人，当个活人看看。”这当然是玩笑话，主要还是对整风有正确认识和态度。《人民日报》负一些责任的干部大都参加过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整风，受益极多。有人虽在整风中受过“抢救”，一因时间不长，二因平反彻底，大都认为这是因为缺乏经验产生的插曲。教训变成经验，再不会发生这种偏差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谁也没有想到会插进一个反右派运动。

　　5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编辑认为十分重要，特地设计了带网点的通栏标题：《全党重新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整风的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编者还作了黑体字的“提要”：“几年以来，我们党内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风运动；以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为整风的主题，这次整风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

　　整风指示符合广大群众的心意，各种意见、建议提了很多。共产党在我国执政已有八年，时间相当一个抗日战争。路线端正，政绩斐然，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很好，人民生活年有改善。所提意见、建议绝大多数是希望共产党好上加好，有的相当尖锐。

　　《人民日报》第二天即5月2日发表长篇社论《为什么要整风》，群众认为这是表达党的意见。社论说：“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敌对阶级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社论说：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民内部矛盾，可以有四种态度。正确的态度是“自觉的、分析的、自我批评的态度，就是既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的统一和一致，又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的矛盾，既肯定领导工作的成就，肯定一定范围的集中的必要，又肯定领导工作中错误和缺点的存在，肯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扩大民主生活、扩大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必要”。《人民日报》这个时期的另外一些社论，如《同群众共甘苦》、《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重大意义》等等，都是围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主题作文章，同群众的思想、愿望是相通的。

　　各个传播单位根据自家的特点，发挥各自的创造性，围绕整风这个主题，通过座谈会新闻、个人谈话、记者专访等体裁，报道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批评和建议。绝大多数热情、诚恳，有的相当尖锐、激烈，极个别的站不住脚。在不久以后，许多都被指为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

　　“轮流坐庄。”这是极个别人的主张。你共产党缺少执政经验，领导不好，像打麻将一样该下庄了，由我“收拾残局”，搞一搞看。“今不如昔。”也是极个别人的意见。社会主义这也不好，那也不行，乱糟糟的，不如过去（旧社会）井井有条。

　　我这时分管记者工作，自己也参加一些重要座谈会，听到出自个别人之口的这类意见，因其少有，所以非常注意。犯过政治迟钝的错误，这时警觉起来。对这种新闻持何态度？采访不采访？发表不发表？自己没有把握，请示总编辑邓拓。他也不敢作主，说请示以后再定。过了两三天，他告诉我：“登，登，一字不改都登。把记者都派出去，这一段就写这种稿子。”党报登这种稿子，我没有经历过，预感到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

　　这种举措迅速引起朋友的注意。苏联《真理报》驻北京办事处首席记者柯仁访问我，开门见山说：“你们报纸怎么登这些东西？邓拓犯了错误，你是编委，为什么不提意见？”我只好说：“这类材料过去确实没有登过。可凡事总有第一次。邓拓不一定犯了错误，他也许是有根据的。”柯仁耸耸肩说，“我明白了。”这次来访，看来并不是他个人兴致所至。

　　第一阶段的导向是鼓励大鸣大放。《人民日报》报道北京、上海、天津工商联举行座谈会的综合消息，用过这样的标题：《不要怕被围剿不要怕被打击工商业者要大鸣大放》。社论《继续争鸣，结合整风》提到“各民主党派和科学、文化、艺术、教育界人士连续举行座谈会，在各种会议上发言的人都很踊跃，大胆地揭露了本地区、本部门的许多矛盾，对中央的和地方的领导机关、干部、党员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这对于我们党的整风运动是一个积极的、直接的帮助”。还有一篇社论说

　　是继续大胆放手，让大家大鸣大放好些呢？还是束手束脚——既束住自己也束住大家——好些呢？我们是赞成前者的。”

　　在整风和反右派期间，我对报纸上刊登的鸣放材料是相信的，谁知有的报道完全失实，使我上了大当。

　　“轮流坐庄。”——确有这话，上下文虽有铺垫，中心意思是这句话。这个意见我从心里反对。共产党怎么能下台呢？谁能代替共产党呢？我在1940年二十二岁时才入党，有政治幼稚的因素，也确实经过慎重的观察思考，终于确信中国除了共产党再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够领导人民获得解放，走上富强之路。就我亲身经历看，1940年以前，太行根据地（当时叫晋东南）是共产党占有政治上的优势、国民党占有军事方面优势的统一战线环境。我访问过国民党几个军的头头，他们在兵力、装备方面比八路军强大得不可比拟。谁知过了几年，垮的垮了，降的降了，跑的跑了，就剩下八路军由小到大，最后坚持到胜利。为什么？前者消极避敌，积极反共，与民为仇，后者与此正好相反。在全国也是这样，蒋管区日蹙千里，根据地不断壮大，直到日本投降。以后解放战争提前胜利。抗美援朝敢捋虎须，宏扬国威。“三大改造”胜利完成，五年计划进展顺利。只要不是闭着眼睛说胡话，谁能否定这些事实？怎么能下台呢？

　　“今不如昔。”——在帝国主义、地主、反动资本家眼中确是这样。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看来恰好相反，不仅物质生活大有改善，政治地位也大为提高。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中，反右派前的八年中，各项事业顺利发展，“今不如昔”的胡说不值一驳。当时我认为这种说法极端错误，估计在群众中不会有什么市场。

　　“杀共产党。”——广泛传播的这种叫嚣和所谓论主葛佩琦立即成为众矢之的。当时不少人据此认为：反共反人民分子决不只是说说而已，他们还准备采取极端行动，能不群起而攻之？直到80年代后期我才知道，这是一桩彻头彻尾的冤案。个别传播媒体歪曲葛的发言，把忠于革命忠于人民的人说成反对革命要杀共产党的人，经过不明真相者引用传播，假话遂成铁案。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这种杀人不见血的祸首实在应该被送上法庭，可惜在当时，中国没有这样公正的法庭。我在三十多年以后看到介绍此事原委的文章，一方面感到反右派时被愚弄了，一方面对此事的始作俑者万分痛恨。中国人民太善良、太可爱，受了那么多年沉重的委屈，一旦获得平反，不仅没有怨言，反而蒙恩感激。50年代中国传播媒体的威信比现在高，“报上登了的”。读者都认为是事实、是真理。新闻工作者实在应该珍视人民对我们的信任。新闻不是小说，新闻必须真实，不仅指基本事实，而且指事物的分寸。“语不惊人死不休”，如果硬要用到新闻上，我认为首先应该严格尊重事实、掌握分寸，认真考虑怎样叙述更加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使读者不生歧义；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应该围绕这个目的。

　　5月中旬，新闻界举行鸣放会，《人民日报》17日以《北京新闻界“鸣”起来了》为题作了简要报道。我因为职业关系，下了夜班，未及休息，立即参加此会，就像二十多年以后，刚下夜班，不回宿舍就赶赴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一样。当然心情不同，前者是探索，后者是解气。

　　从解放到五十年代中期，我国新闻队伍基本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来自解放区，就是我这种类型的人，年近四十，学历不高，在党的哺育下成长，坚信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是不能讨论的。一部分人原在蒋管区读书或就业。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坚持爱国主义立场，为人民做过有益的工作。至于新闻观点，由于多种原因，两部分人中有不少差异。我早已意识到这一点，但未深入思考过，只是笼统认为各有千秋，应该取长补短。顺便说一句，解放后新中国培养的新闻系大学生，这时还没有大批走上工作岗位。

　　我没有准备在鸣放会上发言，并不是怕犯错误，因为当时还不知道不久后会有反右派运动。当时我的新闻思路跟上级提倡的有大同无小异。“死人办报”最初确实难以接受，以后想想毛泽东大发其火，主要原因是发火时没有看到我们的宣传计划和社论送审稿，属于中间梗阻性质，事情也就过去了。再说我相当口讷，怯于言词，最怕在大庭广众中讲话，有时同人开玩笑说，“我是人越多话越少，人越少话越多。”在“祸从口出”的时代，这倒无意中避免了不少麻烦和错误。这时还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同报社另一个编委坐在后排，便于悄悄议论。

　　会上出现了不少的好意见，非常遗憾，也有若干意见实在不能同意。“把党性、群众性、思想性、战斗性和指导性统一到党性底下，这样一来，把什么生动、活泼的东西都统光了。”这个观点虽然引来一阵掌声，但我和同伴一致不能同意。我俩认为各种新闻说到底都有党性（尽管不是都用这个名词），只是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承认或者不承认罢了。新闻的党性是否同生动、活泼水火不相容，关键看当事者思想水平高低、操作能力强弱。我们这种悄悄议论引起坐在旁边的一位女青年的注意，她说：“你们是有立场的。”同伴嘴快，马上说，“谁都有立场，不是这个立场，就是那个立场。”“你们批评这个同志的意见，他到底错在哪里？”我们从抗日根据地党报的作用，党报的传统，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属性和功能，以及新闻业务应该适当改革等等，作了一些简要的说明，看来起了一些作用。她说：“我在北大学新闻，你们说的我过去很少听过。”她接着问年纪不大但已满头白发的同伴：“先生在哪里工作？”同伴说：“在人民日报社。”女青年说：“噢，我说你们的立场不一样。”事后，我写了一篇文章，从新闻教学角度谈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必要性。转眼三十多年，看来这方面的必要性没有消失。

　　北京新闻界座谈会于18日结束。邓拓曾经在会上发言，说大家的讨论集中在两类问题上。一类是新闻理论问题，比如，新闻的阶级性、商品性、趣味性和新闻自由、新闻价值等等，各有各的看法，应该继续研究，深入争鸣；一类是新闻实践问题，应该分析情况，对症下药，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他说：“人民日报编辑部工作人员对于自己编辑的报纸并不满意，我们觉得其他各报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点，我们要向兄弟报纸学习，改进自己的工作。”发言时间不长，可谓天衣无缝。

　　毛泽东主席5月中旬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这篇文章最初阅读范围不宽，其中说：“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文章对右派作了量的估计：“批判教条主义的有各种人。有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有括弧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有社会上的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70％左右，而左派大约占20％左右，右派大约占1％、3％、5％到10％，依情况而不同。”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上讲话，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右派只有极少数，像刚才讲的北京大学，只有百分之一、二、三。这是讲学生。讲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约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这两篇文章，都收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

　　对于反右派斗争，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道：“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把一些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严重扩大化”怎么来的？我认为主要是因为毛泽东对形势估计错误，把“敌情”看得太严重。毛泽东在全党干部、全国人民中有崇高威信，他的估计当时大家不会怀疑，他的号召大家热烈执行。许多干部有争胜要强之心，对上级布置的任务，特别是毛泽东本人的号召（他对右派占全体知识分子比例的估计，被人们看作是必须抓出这么多右派的号召），不仅忠实执行，而且往往力争超额完成。至于如何从本部门、本单位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制订计划，按照群众路线的精神完成计划，有人反而放在次要地位。凑数、拔高的现象，在不少部门、单位严重存在。怀疑、不理解的情况也所在多有。理解的执行，不理解也执行，结果误了大事。

　　“严重扩大化”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实际操作时又“宁严勿宽”，或者随意提高。有些意见，例如个别人说共产党无能治国，应该“轮流坐庄”，即使作些掩饰，也容易看穿。有些意见本是对的，只是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方式表达出来，就显得有些刺耳。“文人的笔天然是反现状的，真正的文人是反现状的，从古以来的好文章是反现状的。”这些话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别人听着也很厌烦，但定性为右派言论，就显得过于简单。当时有一种说法相当流行：“党的领导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于是对本单位党支部领导人有意见就成为对党有意见，提意见者即使对这位领导人的缺点看得准，也被说成对党“攻击”，这就更不妥当。由于把一些相当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了，再加上某些不健康因素作怪，就使相当一部分对党忠心耿耿、颇有见地、敢于直言的共产党员、爱国人士、知识分子被错定为右派。在二十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中，这些被错划者背着右派或“摘帽右派”的恶谥，被列入另册或半另册，有的甚至家散人亡。极少数人宁折不屈，直到“文革”以后才被彻底改正，摘掉“极右分子”的帽子。《人民日报》就有这样一位抗日战争初期参加共产党，在记者工作中曾经很有成绩的刘姓老大姐，现年已八十，仍健在。

　　6月初，北京发生了“恐吓信事件”。一位民主党派成员、国务院机关干部在鸣放会上说了一些实事求是、合情合理的意见，竟收到一封恐吓信，被斥为“无耻之尤”，“为虎作伥”，恐吓信还说：“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是不会饶恕你的。”《人民日报》披露了这件事，并于6月8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指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一个信号”。社论说：“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从此，人们的注意力转入反右派。《人民日报》从1957年7月到10月的四个月中，陆续发表有关社论二十多篇，有的进一步论述反右派运动的意义，有的就某些重要问题分析左派、右派的分歧。运动越深入，空气越紧张，越听不到受批判人作为当事一方的不同意见。受批判者无法申述个人的意见，不能说明事实的真象，完全处于俯首挨批的地位。

　　我这时工作非常积极。7月10日配合社论《工人说话了》发表的石景山钢铁厂工人座谈反击右派的新闻是我写的。以后报社建立了实际上由胡乔木直接领导的专写反右派评论的机动评论组，我在其中也是全力以赴。我的积极性完全来自对“共产党下台”和“今不如昔”两种谬论的愤激，来自所谓“杀共产党”的断章取义实际是造谣诬陷的宣传。长坐机关的干部，只从一些文字或口头传达中了解情况，难免挂一漏万甚至黑白颠倒。我直接过问过一件事，它所反映的问题，使我更加吃惊。

　　反右派运动中期，我兼《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部里日常工作由一位副主任负责。有一次我两人谈起记者部干部的政治情况，她说记者部有两个人肯定是右派，一个是内勤林某，一个是记者吕某。我问这两人有什么言论？她说，没有听到什么言论，但林某的历史、思想都说明是右派无疑。吕某写了《让农民说心里话》对党进行恶毒攻击，还不是右派？我说，吕某那篇文章是我处理的，是篇好通讯。通讯说因为一些基层干部执行政策有偏差，使得农民不敢像过去那样对我们说心里话，这是反映真实情况，说不上攻击党。这篇通讯着重提出改进办法，怎么成了恶毒攻击？我说，林某的思想情况我不了解，最近同他谈一谈。

　　同林某作了彻夜长谈以后。我的印象是即使“上纲”到极限，也只能说这个同志“政治上不够开展”，同右派毫不沾边。他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思想比较落后，曾经参加三青团，但没有做过什么事。解放后他交代了这个问题，审查历史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他从此处事谨慎小心，工作勤勤恳恳。这样的人，你帮助他，他看到希望，可能不断进步；你歧视他，他得知已入“另册”，会失掉信心，也许就当一个混事吃饭的“职员”。我后来得知，林某虽未划为右派，到底被调离人民日报，吕某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人民日报》8月16日社论《使斗争深入，再深入》，对反右派严重扩大化起了推动作用。读者一般知道这不会是办报人的意见，所以影响很大。社论说，从6月上旬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已经进行两个多月。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的斗争正在深入发展，专区和县一级机关、城市区一级机关、大的工厂矿山、中等学校和工商界正在逐步展开。“目前的任务就是要使斗争在全国普遍地展开，已经展开斗争的单位，要使斗争普遍地深入。”“凡是斗争展开已久而至今还没有搞透的单位，必须检查领导思想，坚决纠正对于斗争意义认识不足，企图草率收兵的错误倾向，急起直追，转变目前的落后状态。”此后不久，又发表社论《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继续添柴加油，说“对党内的右派分子和党外的右派分子应采取一视同仁的方针”，批评有些人“对于同党外右派分子的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党员’，往往姑息宽容，不愿意把这些人划为右派分子，特别是对于应该划为右派分子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得手”。按照这种精神，人民日报社被划为右派的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有的人实际是优秀党员。这种社论的精神不管来自何处，《人民日报》的当事者都不能推卸奉命行事、不用脑子、推波助澜的责任。

　　当时只许自己强词夺理、不许别人据理说话的歪风在一些问题上达到惊人的程度。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作了一个书面发言，题为《新人口论》，批判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错误，分析我国人口增长太快，对国家、民族不利，建议在全国范围节制生育，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读者反应很好。谁知过了不久，先是北京大学一些人以大字报、辩论会等形式对《新人口论》进行错误批判，很快推展到马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政治观点。有些高等院校也表现积极，跟上批判。马先生铮铮铁骨，坚持真理，誓不屈服，公然写文章声明“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迫害狂康生被这种浩然正气“冲撞”得暴跳如雷，公然宣布马寅初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政治问题，命令像批判艾奇逊一样批判马寅初。马寅初真理在手，不为所动。经过几十年的考验，真不愧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任何冤假错案被平反都得人心，马寅初被错批一事彻底平反更得人心。这里发生一个问题：康生当时不过是一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哪来的那么大的权力呢？

　　人民日报社的反右斗争按照统一部署进行，该做的都做了，只是结束晚些。主要因为最初定的右派较少，以后“补划”费了时间。据当时采访反右斗争的记者反映，报社运动的激烈程度比许多单位略低，抓出“右派分子”虽有30多人，占职工的比例也比一些单位略低。“文化大革命”以后平反冤假错案，这些“分子”全部平反，许多同志在新的岗位上作出很大贡献。“宁（左）勿右”、“（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害得我们太苦了，反右斗争的教训不应忘记。

　　作者：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