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亿万人喘过气来，开始深思这是怎么回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和平时期，公然邪恶横行，无法无天，自己人对自己人动枪动炮。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还嫌“乱得不够”，继续添柴加火，以便在乱中夺取国家最高权力。这些恶人最后都到了他们应该去的地方，被

　　执政党最高领导人的失误使全国人民遭受严重的苦难，也使人们进一步看清建设社会主义不能依靠任何人不切实际的主观意志。革命发展过程中遭受若干挫折，付出一些代价，难以避免。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号称最为彻底，但共和与帝制、进步与反动反复斗争多年，资本主义制度才趋于稳定。如果说剥削制度的阶段性变革都不会一帆风顺，在十亿人口、“一穷二白”的中国建成富强繁荣的社会主义制度，遭受这样那样的挫折，从领导到群众都应该有必要的思想准备。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长时期中取得辉煌的胜利，也遭受过严重的挫折。我们能够战胜各种挫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从挫折中吸取营养。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把党的工作引上正确的轨道。邓小平1988年就说：“我们改革的内容为什么那么广泛深刻呢？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

　　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文化大革命”，因为它是一个能起极大教育作用的反面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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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在新中国历史上被称作“徘徊中前进”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扫除，照理应该大步前进了。事后看来，在不少方面也确实有所进步。但是“文革”阴魂未散，中共中央主席、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有功的华国锋，在若干问题上没有站在人民方面，影响了前进的步伐。

　　10月26日，华国锋对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谈话，可以看作他的施政纲领，大意是：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批他们的极右；凡是毛主席讲过的，毛主席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避开不提。

　　如果说这些主张可以被看作是一条没有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对许多问题很难回避。庆祝“文革”结束的会议刚刚开过，马上遇到难题。

　　此时的人民日报社与“文化大革命”前的人民日报社有所不同。除了总编辑吴冷西调出报社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几个老干部在“文革”中跳得太高、形象太坏另行安排工作外，其余人员的岗位可以说没有什么变动，但是人的思想较前解放，考虑问题比较敢于实事求是了。“文革”十年，受冲击最重的是参加革命较早的老干部，受益最大的也是饱受冲击幸而未死的老干部。人民日报社的老同志当时非正常死亡的可能性很小，受冲击的烈度也比有些单位低，但是思想收获不小，是大幸事。

　　人民日报社的业务骨干，多是抗战开始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即所谓“三八式”干部。这些人有许多优点，也有不少弱点，后者主要是理论、知识水平较低，实践经验少，思想长期不解放。以我为例：

　　在抗日救亡高潮中，经过相当时间的观察、思考，确信只有共产党可以救中国，下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的利益牺牲一切的决心，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几年后集中“整风”，思想有所提高，在个人与革命的关系上，树立了做革命的螺丝钉的思想；在个人与人民的关系上，树立了当人民勤务员的思想；在个人与党的关系上，树立了做党的驯服工具的思想。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代表的毛泽东思想日益成熟，毛泽东个人思想、事业进入巅峰时期。我长期把毛泽东奉为神，认为他的主张、号召绝对正确，应该无条件执行。这是从大量事实得出的结论。毛泽东曾经提出“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我认为非常必要，但是不包括对他的教导。儿时在家，“没有不对的父母”，凡事听父母的；参加革命后，“没有不对的毛主席”，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行动必然胜利。

　　在那十分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凡是群众心有疑难，切盼上级指示，党中央、毛主席必然讲话，指明前途，宣示对策，事实证明其效应如神。那时我虔诚到这种程度：谁敢对毛主席的指示问“为什么”就是大不敬。这种信仰、信任在当时成为战胜一切困难的无穷力量。后来慢慢懂得对不同革命时期的形势、任务和毛主席提出的方针、对策，还是应该问问“为什么”，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所以然”，经过个人思索、消化，理解才能深透，执行才更加自觉，直至在执行中发挥某种创造性，更好地完成任务。但这需要基本了解宏观情况，要有相当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我认为自己不具备这些条件，似乎也还没有这种迫切需要。到50年代中后期，我年龄渐大，也积累了一些问问“为什么”的知识，“左”的东西又日渐明显，正是应该问问“为什么”的时候，我却不敢问“为什么”，甚至不敢作如是想了。1962年开“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讲话，开宗明义总路线是正确的，“三面红旗要继续高举”。我起初怀疑是不是耳朵出了毛病，但马上告诫自己不要乱想。这是长期养成的习惯：自己的想法如果同毛泽东不一样，必是自己错了，应该赶快改正、“跟上”，并且自我检查为什么一时没有“跟上”。思想上若有怀疑，必须立即停止，否则小组会一关不好过。不交代真实思想是为不忠，交代了可能挨批，何必找此麻烦！所有这些都是自觉为之，十分凝固。

　　“大跃进”给中国人民造成严重苦难。我对此事的来龙去脉日渐有所了解，对毛泽东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开始发生怀疑，有时也相当窝火。庐山会议错误批判彭德怀，说同彭德怀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长期阶级斗争的继续，我无论如何想不通，认为这个结论错得离谱，是“帽子工厂”的产品。但“难免论”来解围了：人生在世，总要做事，由于主观认识背离客观实际，犯错误是难免的，何况领导多少亿人建设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干革命，只要出以公心，发生了错误，总结了经验，改正了就好。我不仅“为革命者讳”，而且在心里为尊者辩，现在看来十分滑稽，当时却认为是很正确的。

　　“文化大革命”十年烈火，把上述胡涂思想基本烧掉了。我开始懂得“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毛泽东的决策也不应排除在外。中国人民在共产党、毛泽东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取得了伟大成就。我始终认为毛泽东作为党和人民的领袖，他的功绩怎么说都不为高。这是发自内心的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主要原因。许多老干部、老知识分子无辜受到迫害以至严重侮辱，还诚心诚意地检讨自己“跟不上形势”，“跟不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犯了走资派的错误”。我个人在这场浩劫中却相当幸运。事后看起来，上述思想只能说是带有时代色彩的愚昧。另一方面，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顽固坚持“文化大革命”，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长期信任、姑息，使国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遭受难以补救的损害，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的几个错误怎么说也不为重。但总的说，我完全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论断：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华国锋等领导人对当时工作提出若干错误方针，划了不少思想、工作、宣传的禁区，给我们这些宣传工作者造成不少困难。但是，经过“文革”十年的磨炼，我们的头脑较前清醒，是非观念较前明确，斗争勇气和工作方法也有长进，能够在上边划定的有时稍许机动处理的范围内做力所能及的促进工作，也可以说发挥一点创造性。

　　按照中央的规定，中央文件、负责人谈话不管编辑部看法如何，只能全文照登。至于读者的反应登或不登，登多登少，报社可以自由处理。社论一般由报社撰写，传达中央的意图，经中央负责人或者指定的人员审定发表。但社论写或不写，写多写少，报社有某种机动余地。华国锋提出的许多框框，我们有不同看法，自行决定这个时期尽量不写社论，多登不必送审的文章。1977年10月6日报社举行编前会，我说今天是粉碎“四人帮”一周年，作为对这件大事的纪念，准备刊登《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纠正过来》一文，如有错误，我一人检讨。大家一致同意，都说不要你一人检讨，编前会集体负责。这篇文章是中央党校杨逢春、叶扬、陈中三位同志根据常务副校长胡耀邦的意思写成的，主要抨击“四人帮”对党的干部路线的严重破坏，也涉及“文革”之前干部工作中的不少问题和缺点，最后提出改进这件重大工作的意见。文章说理坦直精辟，用语平易尖锐，是难得的妙文。此文到报社已两三月，我们一方面想选择适当的刊登时机，一方面洗磨过分尖利的棱角，以便减少无谓的麻烦。文章说：“至今有的同志，特别是有的做干部工作的同志，由于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工作很不得力，致使一部分有路线觉悟、有工作能力的干部还没有分配工作，许多受审查的干部还没有作出正确的结论，一部分混进干部队伍的坏人还没有处理。”文章还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历来主张，应当选派无产阶级党性强，作风正派，办事公道，敢于坚持原则，不信邪，有社会工作经验的同志做组织、人事工作，特别是担任这些部门的领导职务。”第二天，两位老同志分别从北京医院和解放军总医院打来电话，问这篇文章是哪里写的，送什么人看过？我说是党校同志写的，这类文章照例不送审，报社编辑部认为写得好，稍加改动就发表了。从北京医院打电话的同志又问：“我很赞赏完整地、准确地这个提法。过去报纸上这样公开提过没有？”我说：这两个词是否公开提过，我记不很准，近几个月来，这个意思肯定提过，容我查一查告诉你。对方说：“不必麻烦了，这种提法好，希望你们多讲一讲！”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当时能够通过的最好的提法，有些领导人虽然并不欣赏这两个副词，但也不好公然反对。

　　我们国家有一种怪现象：一篇文章的作用常常不决定于或不完全决定于文章的内容，而决定于作者的地位和身份。杨逢春等三同志不是高官，也不算名人，这篇文章虽好，群众虽然热烈拥护（中央组织部等部门在很短时间内收到近万封群众来信，热烈拥护文章的观点和主张，就是有力的证明），但有的地区、部门的负责人就是置之不理，继续我行我素。遵照一些负责同志的提示，我们只好使用最后一招——写评论员文章。这种文章“档次”低于社论，但读者知道代表报社的意见，不算个人的作品。它的方便之处是不必送审，报社可以自定。评论员文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揭露若干地区纠正冤假错案工作中各种令人愤慨的现象以后说：“问题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实事求是，敢不敢实事求是。”“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定的，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决不能划一条杠杠，下级机关及其领导批错了的案子，可以纠正；高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批错了的案子，就可以不纠正。我们党和国家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没有这样的党纪国法。”这篇文章引起更加热烈的反应，许多人给报社打电话，总编室工作人员忙于接电话，对方几乎异口同声，第一竭诚拥护，第二希望认真执行。

　　我接到一个很不愉快的电话，对方声称要找报社“负责人”，电话转到我的办公室。听对方的口气，是训惯了人的。他开口就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文章你看过吗？”我说：“我签发的，当然看过。”对方说：“你也是个老同志吧，你同意文章的观点吗？”我说：“正因为我也算个老干部，所以同意文章中全部观点。”对方声调更高了：“文章里说的‘领导干部’，包不包括毛主席？”我也相应提高声调；“你认为毛主席如果批错案子就不应该平反吗？”对方突然挂断电话，大概是生气了。我由此想到，盲目的或者自觉的个人崇拜，同样不容易彻底纠正。

　　当然，并不是所有评论员文章都受到读者欢迎。有一篇上边交下来的文章，要我们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文章一方面号召批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一方面维护“文化大革命”，竟说“揭批‘四人帮’联系批判林彪，不仅不会否定文化大革命，而且是为了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应该“肯定”，怎么样“肯定”，文章没有说，也许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这类文章在报纸上相继出现，大概是“徘徊中前进”时期特有的现象。

　　《人民日报》长期被“四人帮”控制，造谣放毒，中央党报的声誉被严重玷污。很长时期，“四人帮”假借上海钢铁五厂工人名义，利用《人民日报》版面随意打人。他们要什么，上钢五厂就有什么，他们有什么谬论，都能用编造的上钢五厂的事迹证明是真理。几年工夫，六十多篇新闻、文章把上钢五厂打扮成他们可以予取予求的“样版”。粉碎“四人帮”以后，上钢五厂工人群众致函《人民日报》，揭发“四人帮”假借该厂工人名义在《人民日报》肆意放毒的罪行。我们认为这是报纸进行自我批评，进一步揭批“四人帮”，彻底否定“文革”的好题目，就在显著地位登载工人来信，同时写了编者按语：“‘四人帮’控制《人民日报》期间，为了篡党夺权，搞了许多虚假报道，大造反革命舆论。上海第五钢铁厂的工人同志怀着极大的革命义愤，揭发、批判本报当时有关该厂报道中弄虚作假的严重问题。”“全党办报是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办报路线，希望广大读者揭发本报在‘四人帮’控制期间所犯的种种罪行，彻底肃清其流毒影响，把《人民日报》办好。”

　　我参加党的新闻工作时间不短，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50年代前半期，努力按照党关于真实性是新闻第一生命的教导工作，还没有发现应该检讨之处。“大跃进”以后，开始发生说错话说假话的错误。有些是说了错话还不知其错，如关于阶级斗争的宣传；有些却是蓄意说谎，如关于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鼓吹，性质就更加恶劣。事后检查，发生这些错误，邀功成分不多，体制的缺陷和个人的懦弱是主要原因。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思想觉悟、鉴别能力有所提高，维护真理、反对邪恶的主动性和坚韧性有所增强。这种变化的意义，就我个人来说，仅次于背叛原阶级，投奔共产党。同报社不少同仁交流思想，这种变化在年龄、经历相仿的同辈中有相当代表性。如果仅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大革命”也非一无是处。

　　“徘徊中前进”期间，报纸在许多方面继续发疯。“文化大革命”中能继续出版的报纸曾经发起“照片竞赛”：对开报纸一块版登毛泽东一幅照片，这大概是中国有现代报纸以来所仅有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个时期，开会都挂毛泽东、华国锋两人的标准照片，同样大小，在报纸上反复出现。这样安排使我生出一种滑稽之感。如果说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功绩巍巍，广大人民衷心敬佩，许多人如此表示虔诚，在一定时间难以避免；经过“文革”的教育，按个人功绩来说，比照毛泽东的标准对华国锋大搞个人崇拜，他本人竟然接受，有些人竟然这样吹喇叭，实在不可思议。但时代毕竟不同。以《人民日报》编辑部为例：华国锋视察大庆油田，报纸先后刊登四版照片，有人还说太少，有人却认为已经过多，发生激烈争论，后者的意见终于胜利，没有继续增版。如果在“文革”之前，更不必说在“文革”之中，后者即使有不同意见，至多默不作声。谁敢表示反对，“大不敬”的帽子是难以逃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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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论绝大多数由编辑部起草，党中央领导人或指定的同志审定。中央备妥交报社发表的数量很少，但特别重要。所谓特别重要，是说对国际共运或国内工作发生了重大作用，多数是积极的，少数扯了历史发展的后腿。1956年4月和12月先后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根据毛泽东的观点，经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指定专人起草，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一度引起热烈反响。不明来源的读者曾以为是报社同志的大笔，我们却戏称为叨天之幸。1957年7月1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出于毛泽东之手，当时有人从文章角度称赞是生花妙笔，从效果看它起的消极作用实在少见。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接受了一篇比《批判》性质还要恶劣的社论。不同之处是1957年接受《批判》时报社有人一度认为得到一朵“香花”，1977年2月6日接受的这篇社论，都清楚知道是收到了一篇违反党心民意的文章，但还得违心发表。

　　中央宣传部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即被作为“阎王殿”砸烂，1977年2月尚未恢复，由耿飚为首的“宣传口”主持中共中央的宣传工作。耿旗帜鲜明，处事果断，深为宣传战线同志们敬重。他临时通知各宣传单位负责人开会，又没有预告议程，我们以为一定有好消息、大事情。

　　谁知是一次扫兴的走过场的会议。耿飚一改平素谈笑风生的常态，语调沉重地说：“中央决定发一篇社论，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署名，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我现在宣读。”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怪现象，少数文章作为上述“两报一刊”社论发表，以示特别重要。耿飚宣读的就是那篇不得人心的“两个凡是”社论，篇幅不长，要点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几分钟读完，一声“散会”，与会者无言而退。有同志告诉我，耿对此文十分恼火，曾对人说：“发表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干，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但由于时机不到，一个部门是很难抵制的。

　　发表这篇文章等于向全党、全国要求按照实事求是原则办事的人们宣战。其实“两个凡是”的观点，华国锋早在粉碎“四人帮”后就在内部宣布过。有人执行，有人抵制。邓小平在未恢复工作时就给党中央写信，批驳这种观点，提出应该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现在中央领导用“两报一刊”的形式公开提出，带有孤注一掷、强制执行性质，难怪宣读时全场紧张，退场时人们神情凝重。《解放军报》一位副社长问我：“‘两报一刊’，你们哪位同志执笔的？”我说：“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你们呢？”他摇摇头，痛苦地说：“如此说来，上边交发的，这次我们又贪天之功了。”

　　这件事发人深思，也催人猛醒。事情越来越清楚：两股劲。一方面，报刊上列举大量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把我国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把人们的思想搞得很乱很乱；一方面又宣传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一方面揭发批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推行极左路线给全国人民造成严重危害：一方面又说他们是极右派，右得不能再右了。无数事实说明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决策是错误的，“两报一刊”社论却说“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矛盾就是这样尖锐，谁也无法统一。

　　经过十年折腾，我们的头脑比较清醒了，坚持真理的觉悟也多一些了，但办法要稳妥，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你交来东西，我不能不登；我组织文章，也不送你点头。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思想评论”栏登载署名文章《标准只有一个》，只有一千多字，却引起读者高度注意。文章开头说：“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个科学的结论，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探讨，才得到的。”文章提出：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认识、意志、思想、理论，也不是什么书本，而是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基础。通过社会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社会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因此，只有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章虽然没有指明不能根据任何个人包括毛泽东的“决策”或“指示”而只能根据实践判断是非，但其精神是同上述“两报一刊”社论针锋相对的。报纸自己对自己开火，对外又未声明是更正、讨论，实在是当时一种特有的现象。

　　华国锋在内部宣布的几条推行“凡是”的框框，作为党中央主席的“指示”，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开来。邓小平给中央的信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出自小平同志之口，表达全党同志全国人民的愿望，也通过各种渠道渐为人知，引导人们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现在两种不同意见端到报纸上，说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斗争日益明朗、公开。

　　北京各主要报社的负责人在“文革”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此时大部分人恢复了工作；从其他部门调来支援报社工作的干部，也反对“两个凡是”观点。此时互通声气，密切配合，形成了一条坚持真理、反对谬误的战线。1977年9月，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把一篇论述真理标准的文章寄给《光明日报》。该报编辑部十分重视这篇文章，多次同作者联系增补修改，为慎重计，又将文章的清样送到中央党校，请从事哲学教育工作的专家帮助修改。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胡耀邦全力支持此事，精心指导修改、定稿，先在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出，这就是有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当时商妥，《光明日报》于1978年5月11日署名“特约评论员”刊登此文，新华社当天全文广播，《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于次日转载。到5月底，全国先后有三十多家省委机关报和中央系统的报纸转载此文；有些报纸的负责人虽然肯定此文，但主管单位的领导人或者反对，或者要看风向，不让转载。路线，首先是思想路线，此时完全泾渭分明。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反复锻炼，许多人已经敢于蔑视“舆论一律”的禁令了。

　　不特别敏感的人都能看出，《标准》是直接批驳“凡是”观点的。它认为应该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实践先于认识、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检验的基本观点，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世界观、方法论，它不是僵死不变的教条，应该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当前依然存在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的错误倾向，是“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必须坚持打碎。此文说理精辟，逻辑严密，语调平和，只要不抱成见，应该说是容易接受的。

　　《标准》像一块巨石，在思想空前活跃、“框框”较前减少的1978年掀起巨大波澜。赞成的人居多，一时不理解的也有，坚持反对的是少数。后者虽然手握重权，但也只能在背地里或一些会议上说说“这是谁的意见？”“明明是砍旗、丢刀子。”他们拿不出什么理由公开反驳，讲理的时代终于慢慢来到了。

　　最重的罪名是“砍旗”——说反对“凡是”就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光辉旗帜。退到“文革”时代，这顶“帽子”可以置人于死地。如果冷静分析，有“凡是”观点的并不一定是“文革”的得益者或死硬派，有的还在“文革”中受过严重冲击。这些人之中有的中个人崇拜毒太深，最后把自己置于十分尴尬、难以自圆其说的境地。有的不懂得分析、纠正毛泽东错误的东西，正是为了维护他那占主导地位的正确的东西。

　　为了进一步阐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消释各种误解和疑虑，反击各种不敢形之于文字的恶意攻击，中央党校的研究人员又在胡耀邦指导下写好重头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当时考虑，由于党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坚持“凡是”观点，党的系统的报纸率先发表此文已很困难，只有《解放军报》较为适宜，当即送请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审阅，并商量处理办法。

　　罗瑞卿的冤案这时已经平反，以秘书长身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他理论水平很高，态度十分明朗，经过精心推敲修改，即表示此文先作《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如果有什么责任，他一人全部承担。

　　这篇文章是一颗重型炮弹。不是因为它篇幅长——17000多字，而是因为它威力大——使任何反对者不敢应战。它在进一步论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本道理之后，集中剖析若干糊涂思想，批驳各种谬论。主张“凡是”的人手里拿的最大帽子是“砍旗”，对此，文章写道，“有些同志甚至发出这样的责难：把实践摆在第一位，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话摆在什么地方呢？对于说这种糊涂话的人，除了上面所说的可以供他们思考以外，只须再反问他们一句，毛主席说，‘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你们把毛主席的教导摆在什么地方呢？怎样才算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文章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思想体系，是经过千百万人的实践证明了的普遍真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砍不倒的。一切曾经想砍倒它的狂人，包括林彪、‘四人帮’在内，一个一个自己倒下去了。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这样没有信心呢？”这篇文章在当时发生的作用怎么估计也不为过。它解开了一些怀疑论者和不理解者的思想疙瘩，使坚持“凡是”观点的那些人难于狡辩。罗瑞卿十分重视此稿，曾同胡耀邦电话斟酌修改六七次。他十分照顾《人民日报》，此文作《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约定各重要报纸翌日转载。《人民日报》虽为转载，但不是翌日，而是军报登载的当天，即1978年6月24日，这大概也是我国新闻史上的创举。

　　《人民日报》刊登外事新闻相当多，有些重要外事新闻经常影响其他重要文章的版面。罗瑞卿熟悉新闻工作，他对中央党报可能遇到的实际困难都有周密的考虑。我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时，校长林彪负伤去苏联治疗，副校长罗瑞卿主持全面工作，我们有师生之谊。我对他的道德文章十分钦仰，包括他受诬陷迫害的时候。《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一篇文章不算一件大事，但他不顾伤痛昼夜工作，直到得悉我们已经成版，方才放心，这种负责精神使我毕生难忘。他先打电话问我当天有无适当版面，如果稿件过分拥挤，《解放军报》可以等一两天，务必同日见报。第二次电话，要我和主要值班编辑最后仔细看看此稿的清样，如有意见及时提出，他斟酌修改还来得及。第三次询问版面怎样安排？我说准备放在一版下部，五分之二版面，通栏题，文排五号楷体。他马上问，一版上部放什么？我说华国锋主席会见阿曼外交大臣的新闻和照片。他略加思索表示同意，同时谆谆嘱咐：版面如有变动，不管到什么时候，一定告诉他；校对要好好看，编辑也要细细看，“有一个错字，唯你是问。”我说：“我们一定加倍仔细，请校长放心！”他可能久已不闻“校长”二字，稍有沉吟，我马上说，“想起抗大的生活，我还是愿意叫你校长。”他轻轻叹息：“我已经老了，你也不是青年了。”

　　思想分野挑明以后，立即引起公开、热烈的讨论。新中国建立以来，思想斗争从来没有断过。但过去的“争论”多是“一边倒”，当权的有理无理随便说，无权的即使真理在手也不能说。这次最初还是“一边倒”，但当局有力无理，不敢公然呵斥。对立面毫不畏惧，积极主动，敢于以理逼人，我看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功绩。

　　在某些公开场合有时也有争论，只是客客气气，各谈各的。1978年4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讨论新形势下部队政治工作方针和任务。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讲话：“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之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在新的发展时期中，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这个观点如果做到新闻标题上，必然引起思想混乱，对读者、论者都没有好处。出于对各方面负责任，使各方面都能通过的考虑，我们做了个一般化的标题：《华主席作主要讲话》。过了几天，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在同一会议上讲话，他着重阐述毛泽东思想精髓——实事求是原则，批评“两个凡是”观点，支持正在开展的真理标准讨论。他说：“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号召“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我们认为这个讲话代表亿万党心民心，就作了个倾向性很强的标题：《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

　　万万没有想到两个标题引来全场严厉批评。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责问两个标题为什么不一样，“是什么意思？”我只好出面说明：标题是根据内容做的，如有错误，由我负责，没有什么意思。时移事易，不掌握真理、又缺乏毛泽东那种权威的领导人其实色厉内荏，此事也就在我作了说明之后结束。但由此也得到一点启示：必须把反对“两个凡是”的斗争进行到底，否则拨乱反正是搞不下去的。

　　这次批评以后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受实践的检验》，也出自中央党校同志之手。因为许多道理都讲过了，此文主要批评一些还在或明或暗流行的错误观点。“四十多年前，毛主席专门写文章，反对那种遇事‘拿本本来’的本本主义。今天，还有这么一种人，他们自己不从实际出发，不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也不允许别人从实际出发，不允许别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只准照搬、照抄、照转。他们的座右铭是：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否则，就是大逆不道，罪该万死。……这种观点，恰好是丢掉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丢掉了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此文篇幅不长，作用不小，把“砍旗”、“丢刀子”的指责还给了它的发明者。

　　此文发表以后，一位原在华北《新华日报》的同事、后来改作经济工作的老战友在电话中诙谐地说：“你们原来都是谦谦君子，怎么现在也有点火气啦？”我也开玩笑说：“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你没有听说懦夫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变成勇士吗？十年大学白上啦？”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不能忘记的反面教员。但它也有一功，就是从反面教育人们必须实事求是，反对任何脱离实际的说教，不管来自何处、谁人发明创造。

　　人的觉悟有早有晚，对思想走偏的同志必须耐心说理，有的还要善于等待。1979年6月，华国锋在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也说：“全国规模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有力地促进了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解放思想，打碎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给他们的精神枷锁，使毛泽东同志长期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得到恢复和发扬。”这场争论历时一年多，参战文章千百篇，大家摆事实，讲道理，观点鲜明，语气平和，绝少以势压人、强词夺理的现象，从文风讲，也树立了一种好风气。现在“两个凡是”的发明者、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已经改变说法，受到群众欢迎，这场争论可说基本上告一段落。

　　由于各种原因在解放思想道路上后进一步的地区，这时纷纷补课。《人民日报》对它们的补课及时报道并加以鼓励。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兴起时，原北京市委主要领导人坚持“凡是”观点，迟迟不动，这时北京市委也表示要急起直追，组织全市各系统领导干部900人，到市委党校学习。学员普遍反映，“补上这一课，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思想解放的大门”。《人民日报》在一版开辟“认真补好真理标准这一课”专栏，报道北京补课的情况，并登载其他一些省市补课的情况，摘要发表有关党委机关报的评论。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真理标准讨论的伟大意义，认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次讨论是我国近代三次伟大思想解放运动之一，另两次是“五四运动”和1942年的“整风”。

　　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北京几家报纸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发挥了巨大作用。这种署名在这个讨论之前、之后都很少见到。决定使用这种署名，当时曾经反复研究，认为：一、真理标准讨论意义重大，关系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成败兴衰，正面说理的文章应该有个固定的引人注意的署名。按照我国的习惯，当然以社论形式为好，《人民日报》社论反映党中央的意图，读者也比较熟悉。但这个讨论直接针对发表不久的鼓吹“两个凡是”的“两报一刊”社论，那篇社论是当时分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决定、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批准的。现在写批驳那篇社论的社论，势难通过。不得已求其次，只能以“评论员”署名，这类文章代表报社意见而不是作者个人意见。二、这些文章主要由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和既有理论又有实际经验的党政领导干部撰写。执笔者在“四人帮”已被打倒，“文革”已经结束，但某些政治、理论是非仍被颠倒的情况下，有义愤，要战斗，愿意接受报社“定货”，赶写“重型炮弹”或投枪匕首式文章；报社编辑部也收集、研究各个领导机关出的内部刊物，发现适用文章，或征求同意直接转载，或商请作者增补后发表。这些刊物曾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勒令停刊多年，编者、作者多受迫害、“流放”，一旦回到机关，由于有生活、有激情，发而为文，凝成精品，也很欢迎报纸转载。这里要特别提到中央党校的同志，大部分文章是他们在实际主持党校工作的常务副校长胡耀邦组织、指导下写成，最后由胡耀邦修改定稿。没有中央党校领导和许多同志支持，大部分“特约评论员”文章难于产生。这些文章多数非报社同志执笔，加“特约”二字符合实际，同时可以表示对作者的尊重和文章的分量。北京几家报社十分重视这类文章，安排突出版面，做大字标题，文章排五号楷体字。这也是一种导向——引导读者重视这些文章。

　　“特约评论员”文章针对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最紧迫、最重大的问题说话，又不是就事论事，而有较多的理论色彩，不仅告诉读者“做什么”，而且说清楚“为什么”。最初“特约评论员”文章主要针对“两个凡是”观点，以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为“靶子”，联系“文革”前已经出现的某些思想迷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深入分析和论证。有些问题长期是“人人心中所想，人人口中所无”的，“特约评论员”坦率讲说事实，阐明道理，报纸又突出刊登，当然引起读者注意。《人民日报》登载的《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一文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案子，不管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搞的，也不管是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全错的全改，部分错的部分改。事实是最顽强的东西。一切不实之词和错误处理，都经不起实践的检验，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最终都是站不住的。”这篇文章，还有相继发表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马克思主义者怎样看待物质利益》《无产阶级文艺和社会主义民主》，说清楚了长期困扰许多人的一些问题，阐明了有关的基本道理，都曾引起轰动，长时间为广大读者津津乐道。

　　“特约评论员”文章充分说明“全党办报”方针在新形势下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现在同革命战争年代的根据地比，新闻事业的发展不可同日而语，记者多了，稿子多了，新闻工作者的政治、文化水平也大为提高。但是，新闻单位仍然不能也不该认为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包打天下”。应该看到读者对报纸的要求大为提高、多样这个基本事实，一方面，勉励报社编辑、记者不断提高政治、理论、知识水平；一方面，团结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有理论又有经验的党政干部、对国家建设事业有见地有话说的积极分子，共同把我们的新闻事业办得更好。总结几十年的新闻工作经验，在“全党办报”方面，我认为有十六个字应该牢记：旗帜鲜明，目光四射，开门迎宾，登堂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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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人们看到有个变化：高级领导机关布置某项重大任务，往往提出几种完成任务的途径或方法，允许下级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灵活执行。这比50年代后期到“文革”以前为执行某项决定，“一刀切”强制下级遵行好多了。但新办法有时也带来一些问题：给某些思路不正甚至另有所图的人留下“空子”，可见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

　　我犯的一个大错误，可能同这个变化或说这种改进有些关系。

　　《人民日报》一向重视农业宣传。在我们这个国家，农业、农民、农村工作方面的事情办好了，其他问题都比较容易解决，所以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在这方面花了很大的精力。“文化大革命”把我国国民经济推到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和政府全力恢复、发展经济，首先是抓农业。《人民日报》这时主此事者基本是“文革”前的老班子。农村部几个老编辑、老记者对“文革”十年及其以前几年在农村工作中推行的“左”的一套，可以说达到深恶痛绝的程度。我个人和几位同仁被目为“偏右”，也对当时的农村政策有不同看法，以至支持群众创造的“包产到户”。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立即提出恢复党在农村各项行之有效的政策，我们认为十分及时，自己的思想也更加明确，积极按照正确路线进行宣传。我们发表了一系列评论员文章，都是按照正确路线说话的，却常常受到当时分管农业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有时直露有时含蓄的批评。这位领导人以思想“左”、会当官著称，“文革”开始红得发紫，很快又被林彪、江青联手打下去，粉碎“四人帮”以后又获升迁。我们当时当然不了解其中原委，只是发现他那“左”的思想没有大变，对他提出的批评我们采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仍然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工作。看到贯彻正确政策还是困难重重，我们横下一条心，写了一篇社论《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农村政策》，提出“二十多年来，我们的农村政策遭到破坏的时间比得到认真执行的时间长得多。值得深思的是：林彪、‘四人帮’这一小撮为什么能够有那么大的能量，把农村政策破坏得范围如此广，时间那么长，危害程度如此严重，今天割‘资本主义尾巴’，明天搞‘穷过渡’，把好端端的农村搞得鸡犬不宁？粉碎‘四人帮’已两年多，有些地方为什么不但继续那一套极左的东西……而且公然攻击落实党的农村政策是对农民的‘让步’，是‘行小惠’，诬蔑群众和干部要求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呼声是‘吹冷风’，搞‘倒退’？主要因为粉碎‘四人帮’以后，好些地方对‘四人帮’极左流毒没有认真揭批，‘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精神枷锁仍然禁锢着不少干部的思想。”社论“建议各级党委广泛地发动群众和干部，解放思想，开动机器，认真总结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弄清这种‘左比右好’的流毒，使干部群众从自己的亲身经历看一看‘左’究竟是比右好，还是同样的害国害民”。社论呼吁广大干部“要取信于民，必须维护党的政策的严肃性……对于那些继续严重破坏党的政策的人，必须绳之以党纪国法”。

　　此文相当尖锐，不仅严厉批判林彪、“四人帮”在“文革”中疯狂煽动极左思潮，而且涉及“文革”前的许多失误。而这位领导人在这方面是出了名的。此文要作社论发表，估计在他那里万难通过；作评论员文章发表，我们又不甘心。正在踌躇无措的时候，听说这位领导人政躬违和，不能理事，我们赶快送审，别的同志代为阅看，顺利通过。我们为对农民作了一点应有的贡献十分高兴。

　　正在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高高兴兴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时候，中共中央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其中第三条规定，农村劳动组织和分配办法“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三个“可以”、三种方法，实际是两种精神：分配联系产量或不联系产量。农民群众热切希望分配联系产量，扔掉“大锅饭”，多劳多得，即使不能包产到户，包产到组也好。上面既然开了这个“口子”，又到春耕季节，纷纷调整作业组，调整耕地、农具，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争取秋季丰收。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分管农业的这位领导人给报社写了一封信，以貌似商量实为指令的口气，要报社按照信的意思写篇评论，连同附来的另一封信同时发表。附信说：“最近在洛阳地区听到看到一些有关包产到组的情况……说这是调动社员积极性的一项重要措施……有两个队干部说，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已经二十来年了，群众也习惯了，包产到组肯定会削弱和动摇队为基础的组织，不理解‘上头’为什么要这样干？”

　　我坚决主张包产到组进而包产到户，不同意这封信的观点，不同意这位领导人根据这封信写的信。但是，信的观点可以解释为符合三个“可以”中的两个“可以”，这位领导人的意见在当时情况下又很难抗拒。我考虑如将这信送交报社农村部处理，几位主要编辑肯定持异议，往返几次，最后可能还得发表，徒然弄得不愉快，不如由我承担责任，交总编室直接处理。于是把这位领导的信改成编者按语，连同附信在一版发表。按语基本照抄这位领导的信，武断地说：“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认真学习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一封千把字的信，一篇几百字的按语，给亿万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一大闷棍。抗议电话、质问信雪片般飞到报社，有的信愤愤地说：“编辑老爷们，你们吃着老百姓种的粮食，坐在办公室里瞎编胡说。你们几句话，给农民造成多大困难，你们知道么？”我无话可说，只能承认错误。

　　在这件事情上，说明我的软弱病很不容易纠正。我明知这位领导人的意见不对，但因中央决定中说了三个“可以”，他能据此说话，我就不敢力争。群众的作为本来符合一个“可以”的精神，报纸的按语却说是“错误做法”。我的另一个错误是没有估计到会产生这么大的消极作用，否则即使发表，也可以作些技术处理，例如不登在一版头条位置，标题避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字样。我对题文必须相符理解得太死板了。其实按语的说法同中央的精神并不完全相符。我们对新闻舆论的作用不能估计过高，“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我没有见过。但党报工作者时刻想到手中这支笔的分量，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却是万分必要的。

　　鉴于广大群众对这个按语和附信反应太强烈，报社不得不同有关部门商量补救。我们主张选两封对按语和附信持不同意见的群众来信，加上态度明确的按语，在同等地位刊登。这位领导和主持工作的部门不同意，嘱报社选两封观点对立的信同时发表，“以免显示倾向性”。由于这个主持工作的部门坚持“左”的观点，在我们准备发表的补救信中添写了表示异议的话，对新写的按语又改得模楞两可，给读者的印象是我们并未完全改变原来的说法。对此，我也吞下去了。我的“唯上”不“唯实”的毛病实在难改，一些人顽固坚持极左的框框也实在难变。

　　这是一件坏事，最后却变成好事。条件是报社农村部几位同志的正确坚持，加上我个人的认真反思，以及安徽省大范围联产承包责任制巨大成功的教育。我抱定“豁出去”的决心，在一篇瞅准机会发表的《因地制宜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社论中加了一句：“去年3月15日本报曾经在一篇编者按语中对包产到组作了不适当的指责，挫伤了一些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积极性。”读者热烈欢迎在社论中作的自我批评，它消除了一度造成的消极影响，其作用在当时也是不多见的。

　　我们国家很大，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办一件全国性大事，应该允许各地从实际出发，在形式、进度等方面因地制宜。中央对农村分配体制的规定也有一个发展过程。1979年规定、不许“包产到户”。1980年规定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组，也可以包干到户”，在“一般地区不要搞包产到户”。1982年提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责任制”，这就是说没有地区限制了。

　　1980年中央对“一般地区”的包产到户尚未“松口”，我们看到安徽、河北等地实行“包产到户”的巨大效果，感受到广大农民的热切要求，认为“包产到户”势必在全国推行，就想在新闻报道中加以推动，在我个人更有“以赎前惩”的冲动。1月18日，在一版“今日谈”专栏发表一篇题为《思路更广些更活些》的短文，直接提倡“包产到户”：“仔细想一想，包产到组、包工到组固然用不着害怕，在一定条件下，就是包产、包工到户、到人，又有什么可怕呢？在工厂里，把一台机器交给一个小组或交给一个工人使用，规定生产定额，这个小组、这个工人完成了定额，就是完成了任务；超过了定额，就有超额奖。对这种包工或包产到组、到人的做法，并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怀疑它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什么在农村，把某些作业包给专业组、专业人员去完成，实行奖赔责任制就不行呢？”文章说，“党中央领导我们拨乱反正，既然弄清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就应该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两条原则的前提下，看看什么制度、政策、办法最有利于发展生产，最有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最为群众所欢迎，就大胆采用和实行。在‘四化’过程中，要做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不要做初进贾府的林黛玉，更不要做大念紧箍咒的唐三藏。”

　　用农民承包耕地同工人承包机床作对比是否完全科学可以讨论，但这篇短文观点鲜明，有棱有角，一时引起了具有震动性的注意，特别是使一些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领导人大吃一惊。我们作了迎接论战的思想准备，仔细观察各方面的动向。不出所料，当时北京正在举行一个关于农业问题的全国性会议，多数与会者热烈欢迎此文，也有些人认为此文是公开“放毒”，并表示“为了保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必须公开消毒”。当时专门指定几个人准备了批判文章，不知为什么“消毒”文章最后没有出手，也许是由于时移事易了吧。

　　但旧思想、旧框框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公开反对“包产到户”的声音是很少了，阻挠、反对包产到户的行动还时有所闻。1983年1月，《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对大包干不要再堵》，提出“大包干受到越来越多的农民欢迎，已经成为农村主要的责任制形式”。因为大包干“利益最直接，责任最分明，方法最简便，群众最欢迎”。但是“最近一个时期，本报陆续收到一些农民的来信，强烈地批评当地干部阻挠他们实行大包干。这些干部绝大多数是认识问题，只要他们能走到群众中去，作一些深入的调查研究，听听群众的呼声，相信他们会受到教育，抛弃成见，改变态度。至于个别无视党的政策和群众的要求，还在那里‘顶牛’的人，就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帮助他们改变态度”。

　　我国农村形势发展是很快的，此后反对“包产到户”的声音和行为就逐渐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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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是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开始困难重重，有时不得不迂回前进。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人民的手脚才逐渐放开。

　　困难首先来自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他代表的那股力量。“两个凡是”提出来，许多问题成为不能触动的禁区。在“文革”中得益高升的许多人坚决反对拨乱反正。也有不少看着可爱其实可怜的人死抱住头脑中的“左”倾思想不放，有人即使在“文革”中受过冲击，仍然诚心诚意地检讨跟不上极左思想和部署的错误。几十年来被“整怕了”，逆来顺受的也不乏人。因此，拨乱反正遇到不同情况的阻力。

　　我常说，“文革”中受冲击最大的是参加革命较早的老干部，从另一方面看，受益最大的也是这类干部中的大多数。除了“文革”的严酷锻炼，我看很难有这么多人能从个人崇拜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经过十年磨难，真正懂得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一分为二。应该用这两条评价任何人、事，即使毛泽东也不例外。非常惭愧，在我思想深处，长期把毛泽东视为神，实际上认为对毛泽东不能用一分为二的原则进行分析。只是经过“文革”的痛苦教育，才有了应有的改变。这种进步的意义无法估量。

　　北京新闻界的从业人员像我这样的人相当多。当时有两个名词：“捂盖子”“揭盖子”。前者是把“文革”中犯错误的人和他们干的坏事紧紧“捂住”，后者是把他们死死“捂住”的人、事揭开。“揭”与“捂”是一场极为尖锐激烈的斗争。当时黑龙江省委主要领导人在“文革”期间追随“四人帮”干了不少坏事，犯了严重错误，清查期间千方百计“捂盖子”，这是错上加错。黑龙江省干部、群众把此人的问题搞清楚了，《人民日报》记者作了突出报道，受到读者欢迎。《解放军报》于1978年3月1日全文转载此稿，并且加了很有分量的编者按语。我们认为这实际是一篇很有棱角的评论，就在一版加花边加以转载。军报的按语写道：“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捂盖子’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也是终究捂不住的。那些至今还在程度不同的‘捂盖子’的人，不论是自己身上很不干净，欠了账的，还是思想体系与‘四人帮’相通，屁股仍然没有坐过来的，或者是政治上右倾，一遇干扰就畏首畏尾，打退堂鼓的，都应该清醒过来了。”“如果有人还在捂紧盖子，挡住大门，那末，这些单位的群众和上级领导，就要用撬的办法，把它撬开。”

　　这个按语对“捂盖子”的各种情况作了分析，对“挡住大门”的人提出警告，我们的看法完全相同，所以作了这种破格处理。从事新闻工作几十年，看到这样态度鲜明、分析全面、言简意赅的文章实在高兴。对敌斗争相对好办，坚决果断加战术正确就是了。处理人民内部问题比较复杂，明明看出“捂盖子”的症结所在，但因性质不同，情况复杂，难于齐头动作，但又想在可能范围内尽点力量，这就逼着人动更多的脑筋。“揭”“捂”的斗争激烈之际，说什么，怎么说，何时说，哪家先说，怎样配合，都要反复考虑，时时想着党的教导——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眼前利益相结合，为了这个崇高的目标，个人有时要自觉承担一些风险。

　　全国轰轰烈烈的清查运动中，北京市步子很慢，领导不力，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北京主要领导人是政治局委员，毛泽东说过他“有德”，好像奈何他不得，这就是困难所在。

　　我们多次议论，找个题目促进一下，说着说着，“由头”来了。

　　1978年7月，我们收到一封读者来信，署名杨西岩。这封题为《捂盖子的是谁》的来信说：“看了《人民日报》5月21日登的《揭穿一个政治骗局》，很痛快，拖了二十个月的骗局终于大白于天下。但有一点疑云没有解开：是谁竟能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把事情掩盖了一年零八个月之久？捂盖子的究竟是谁？”

　　原来“文革”期间，1973年12月，“四人帮”指使它在《人民日报》的心腹转载了《北京日报》刊登的《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以及编者按语，《人民日报》还加了自己的按语，吹捧一个十二岁的小学生敢于“批判师道尊严”，“向修正主义教育战线的流毒开火”。其实小学生的信是北京市一些人按照“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需要伪造的，日记摘抄也是编造的。这个政治骗局流毒全国，使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以后刚刚恢复的学校秩序又被彻底破坏。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揭批斗争中，《人民日报》已刊登读者来信揭穿这个骗局，并在编者按语中就转载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作了自我批评。杨西岩在信中说：“‘四人帮’肆虐时北京市承奉意旨举行‘理论座谈会’，市的领导参加了，会上谬论泛滥，流毒甚广。清查以来一次也没有交代，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警惕性不高’，这说得过去吗？上边不动，我们西城区甚至都不许说这件事。”来信还说：“其他是不是还有拖的呢？编辑部能不能也像小学生日记事件来一个调查，使我们这些蒙在鼓里的群众能明白底细，解开心头的疙瘩呢？”

　　我们仔细揣摩来信，认为写信者相当明白是谁在捂盖子，写信的目的是想促一促北京市乃至全国的揭批运动，符合革命利益，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我们应该支持，刊登这封来信。但是有人肯定不喜欢，而且有权指定我们作检讨，譬如说我们“干扰中央战略部署”，等等。但从大处想想，全国的揭批查斗争已经取得很大成绩，我们对此作了相当充分的报道。现在发表一封读者来信，促一促后进地区，个人即使遭受一些责难，算得了什么？就这样，我们事先作了对应的腹案，我是负直接责任的副总编辑，准备承担“政治水平不高”，“即使是一封读者来信，因为涉及的问题比较大，也应反复考虑、请示，不能轻易发表”的责任，估计当权的一些人不大容易再作太大文章，于是下决心发表此信。在编辑工作方面也用了一些心思：登在三版右上角，放上“读者来信”刊头，全文加花边，题目用黑体字，在全版中数它最醒目。不出所料，负责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人办公室的批评马上来了，指责我们犯了严重错误。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严重错误，又说不出。这叫我们怎么检讨？以空洞对空洞，我们回电话说：在编辑工作中考虑不周，犯了处理不当的错误，今后一定注意改正。出乎我们的预料，上面再也没有追究，糊里糊涂划了句号。办报纸，挨批、检讨是常事，这次似重实轻的批评比较少见，迅速传遍京城。许多电话打到报社，表示鼓励、支持，有的十分幽默，说“祝贺你们犯了一个推动历史前进的错误”。人心如此，懦夫听了也可能变成勇士。

　　回忆这类事情，不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想说当事者多么高明、勇敢，这本是一个党报工作者应有的品质和责任。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个人，还有不少同志都麻木了，把反常视为正常，犯了放弃职责的错误还常常不自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实在有愧于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称号。

　　人民日报社许多同志在“文革”中吃了苦头，也学到许多平常学不到的东西。对什么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什么是坚持真理、纠正错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战斗精神，什么是通观全局、权衡利弊、把握时机的宣传艺术，懂得确实多了一些。促进“揭盖子”，反对“捂盖子”，从某种意义说是一场生死斗争。社论是要送审的，开始围绕“揭”、“捂”的宣传一律避开社论这种体裁，运用新闻、通讯、文章、读者来信、编者按语多种形式，说的都是少数人很不爱听、多数人认为在理的话。这样奋斗两年，形势逐渐变化。197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改组中共北京市委的决定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是革命行动，对于因为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天安门事件”的错误定性本由已故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认可，现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又指令“避开不说”，现在终于按照事情的本来面目正式重说，可见辩证唯物主义威力无穷，对人们的思想是一大解放。

　　由于政治空气日渐变化，我们的处境也逐步变好。过去不能或不便用社论讲的话现在能讲了。国庆社论《万水千山只等闲》明确提出：“对于那些至今还捂着盖子，没有很好清查，是非不分，林彪、‘四人帮’阴魂不散的地方，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三天以后，又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全胜》，进一步指出：“至于运动还很落后的地区和单位，那里的领导就要严肃考虑……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如果你那里这场斗争还是开展得不好，甚至很不好，确有死角，确有捂盖子的，就需要采取有力的措施，加强领导，彻底查清。”这篇评论还说，一些人“自己不带头揭批，还反对别人揭批，有的人甚至以所谓‘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等等名义，下种种禁令，设种种障碍，束缚别人的手脚，挫伤别人的积极性，使人家余悸未消，新悸又来”。“我们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场伟大的政治斗争，由于领导不同，结果往往不同……我们要善于接受这些历史经验，像延安整风那样，作到善始善终。”这些舆论可以说都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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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位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叛徒）、特（特务）、反（反革命）之后，斯文扫地，中外古今第一。我爱咬文嚼字。我认为‘反革命’重复了，知识分子应为坏人之“八”，不是“九”。

　　这个恶谥源于1971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张春桥、姚文元经过长期密谋，策划他们安排在上海、辽宁、天津、江苏、北京等省市的爪牙，在这个会上抛出许多黑材料，把“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国教育界、知识界说得一团漆黑，说“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下简称“两个估计”）。对他们这种抹杀共产党十七年对文教工作的领导、歪曲知识分子真实情况的估计，我在理智上、感情上都难接受。但是，由于毛泽东在这个会议产生的《纪要》上划了圈，《纪要》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全国，还是成为界定、处理有关问题的根据。中国几百万知识分子陷于深重的苦难之中。

　　我长期想不明白：毛泽东是大知识分子，后来上了被告席的张春桥、姚文元也是知识分子，他们为什么那么歧视和痛恨知识分子呢？经过十年“文革”，我终于懂得了阴谋在一定情况下确实厉害。

　　1977年6月在山西太原召开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上，《人民日报》记者王惠平等邀请参加了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六位代表，调查、核实“两个估计”产生的详细情况，写了一份材料，登在1977年9月

　　15日《人民日报》编印的《情况汇编》特刊628期上。报社出的这份内部刊物反映“文革”期间及其以后发生的各种重要问题，供中央和一些领导机关参阅，在当时很有影响。

　　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接见教育部主要负责人时说：“《人民日报》记者找了六位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写了一份材料，讲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可以看看。《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

　　粉碎“四人帮”后开的这次高等院校招生会议很不成功。主要因为当时的教育部主要负责人害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千方百计阻挠揭发“四人帮”破坏教育革命、迫害知识分子的罪行。他是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不顾一切地“捂盖子”。《人民日报》记者反映到会代表的要求，决心在招生会议上“揭盖子”。主持会议的教育部另一位负责人禀承主要负责人的意志，认为记者“干扰会议的大方向”，威胁要把记者撵出会场。由于“捂”“揭”斗争十分激烈，这次招生工作会议无成果而散。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自告奋勇抓教育、科学工作。在中央重新召开的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开会之前，邓小平即在科学和教育座谈会上说，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教育战线同科研战线一样，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是劳动者。他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时又指出，关于教育工作的“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是十七年培养的。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一席话，把上千万知识分子，连同他们的几千万家属身上的枷锁解除了。“臭老九”的家属也是长期抬不起头的。

　　非常遗憾，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还是顶着，“揭盖子”真不容易。他只把邓小平的谈话作了一次口头传达，让参加会议的代表自行讨论，他不表态，更不要说进行正确引导。招生会议又在代表们对招生工作的方针、办法意见纷纷的情况下仓促散会。许多代表极不满意，要求记者把会议的情况，特别是教育部主要负责人的表现向中央如实反映。

　　邓小平看了记者写的两份材料，立即找这位负责人谈话，对他进行严肃批评，指出：“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毛泽东同志划了圈的。毛泽东同志划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纪要》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邓小平还说：“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栽跟斗的。”邓小平说：“教育部要思想解放，采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

　　这些话是批评，也是撑腰，教育部主要负责人不能不在第二次招生会议上检讨了，他说：“邓副主席对教育工作和招生工作再次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对教育部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主要是对我的批评，要我不要拖了整个教育战线的后腿，要当动力，不要成为阻力。这对我是极大的鞭策。”他表示“诚恳地接受邓副主席的批评，并决心坚决改正。”

　　毛泽东生前说过，一个人犯了路线错误，自己很难改正（大意）。这位教育部负责人犯的错误是什么性质，我在这里不拟评论。他对揭发“两个估计”的态度，确实令人愤慨，引起众怒。邓小平批评以后，他在招生工作会议上开始作了初步检讨，也成立了写作班子，写了批判“四人帮”的文章——《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但从整个教育战线来说，由于教育部主要负责人的思想弯子没有完全转过来，揭批查“四人帮”破坏教育革命、迫害知识分子罪行的斗争长期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90多位全国著名高校校长、党委书记只好在1979年1月召开的全国高等院校科研工作会议上联名给党中央写信，反映教育部主要负责人对待“揭”“捂”这件大事的恶劣表现，中央最后决定教育部长易人，这条战线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才蓬勃展开。

　　推翻“两个估计”非常困难，根本原因是“左”的思想对—些人影响过重。这种思想主要来自毛泽东本人。1957年反右派运动严重扩大化，使许多优秀知识分子无辜受害。1963年毛泽东批示文艺界“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又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毛泽东认为文艺界“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1965年毛泽东批准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年5月毛泽东否定和批判中共中央同意、转发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这个提纲主张，“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这年3月他还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同年4月毛泽东修改、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其中说：新中国建立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纪要》声明“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于是大难临头。

　　“文化大革命”以前，党和国家领导方面不是没有正确的声音。1962年3月2日，周恩来在国家科委召开的科学工作会议以及文化部、全国剧协召开的戏剧创作座谈会共同组织的大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十二年来，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再次肯定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重申1956年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对知识分子的正确估计。但当时个人崇拜气氛早已形成，集体的正确决定随时可被毛泽东个人推翻，是非界限日益模糊以至完全颠倒。视反常为正常，这是多年来不少人的心态。中国知识分子实在爱国、善良，明明受了错误的批判甚至侮辱，一旦蒙恩平反，往往感激涕零，甚至高呼万岁。他们并非是非不分，而是宽宏克己、爱党爱国。

　　办这件事情的记者都是党龄不短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坚持真理、勇敢战斗、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本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在“文革”以前，就多数人来说，有些好事却不敢做，甚至不敢想。“两个估计”是毛泽东划了圈的，还能有错？即使错了，又能怎样？“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挟偶像自重，把毛泽东捧上天。许多人对照当时发生的一切，头脑逐渐清醒了，迷信逐渐打破了，对任何不合理的事情都敢战斗了。辩证唯物论永世不灭的威力就在这里。王惠平等同志当时敢于战斗，我敢于坚持，全亏“文革”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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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以后，有个巨奸大憝揭批不够，就是万人侧目的康生。康生作恶多端，死后最终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罪有应得。人们不禁要问，他为什么能够混迹革命队伍多年，官越当越大，最后竟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8月1日，在建军节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上，他的名字还位列周恩来、朱德名字之后，被称为“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老一辈革命家？直到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才作出决定：开除他的党籍，撤销对他的悼词。

　　我很幸运，从来没有在康生直接领导下工作，没有受过他的直接折磨。但从接触到的一些历史材料，对他的无耻、狠毒仍然触目惊心，对他的善变、会拍更是厌恶透顶。他在莫斯科迫害留学的革命者。李立三推行“左”的路线时，他把李奉若神明；李失势后，他高呼“王明万岁”，成为反李的英雄；王明不行了，他又成为反王明的积极分子。从此身居高位几十年，一直到死。参加过延安整风的干部不会忘记康生在“抢救运动”中的罪恶表演。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术界永远记得康生陷害马寅初、杨献珍、孙冶方诸大师的罪行。就是这样一个坏人，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即被任命为权倾中国的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因为充当高级打手有功，最后竟爬到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高位。

　　我听过康生几次报告，印象最深的是他就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作的“训示”演说。演说的主旨是吹捧新党章定林彪为接班人是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我当时以待罪之身，当然不能作任何表示，但心里却想，世界上如果选拍马专家，康生准得第一。事先指定谁谁接班，是封建朝廷的做法，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同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相联系。康生把专制、落后说成中国共产党的创造，只能令人民群众、共产党人齿冷，使极少数人开心：作此“伟大创造”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当然英明无比，被定为接班人的人当然绝顶优秀。康生鼓噪这些胡言乱语，可说用尽了拍马的心机，也暴露了他的极端无耻。

　　这么一个恶棍，为什么在几十年间、几个时期都“转得拢”？我感到不解、不平。为什么人民群众的意愿这么难以表达？“文革”结束以后，我实在想尽一点力量。机会终于来了。1979年春天，王敏清同志带着一篇手稿《爸爸的眼睛——记我父亲王世英持续三十年的一场斗争》到报社访问、投稿。王敏清是一位优秀中年医务工作者，后任卫生部保健局局长，我俩原不认识，他看到《人民日报》在“文革”以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表现积极，又听说我多年在报社工作，“文革”中长期“靠边站”，指名要见我。王世英同志1924年参加革命，1925年加入共产党，曾任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长，后长期从事“兵运”、情报、统战工作，对人民革命事业有重大贡献。解放战争初期，他担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军委敌工部长，解放后任山西省省长。王世英同国民党、日本侵略者斗争20多年，是胜利者；同康生斗争30年，“文革”初期受康生迫害含冤而死，不能不说是共产党历史上一种特殊现象。这篇文章主要记述这种特殊现象。文章说，远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王世英就向党中央揭发康生的丑恶历史和罪恶行径，并在多人联名上书党中央的揭发材料上第一个签名。1942年整风时，康生伺机报复，诬陷王世英是特务。王世英看到毛泽东，坦然说：“主席，我是不是特务，十年以后再看。”毛泽东十分满意，表示“你这个态度好，真金不怕火炼”。康生陷害不成，转而拉拢：看望、送礼、请吃饭……王世英不为所动。“文革”开始，康生立即指使打手对王世英百般摧残，王于1968年3月26日含冤逝世，王敏清等也受到严重迫害。

　　历史总在前进，有时步子大一些，有时显得很慢。1979年1月24日终于在北京举行了王世英等几位同志的追悼会，邓小平同志主持，对王评价甚高。一些老同志写了悼念王世英的文章，但王世英被谁迫害而死，暂时还得隐其姓名。时间不短了，难道康生的面目就是不能揭穿？我们就不能做一点事情？我接到《爸爸的眼睛》半年之久，看看，放下；放下，看看……这当然说明我的软弱，也与当时还没有公布康生的问题有关。直到1979年9月24日才决心发表此文。因为有些内容是人所未言，估计可能有点风险，所以未同其他负责人商量，准备个人承担责任。还好，没有受到批评，还接到不少老同志鼓励的电话。有此理想结果，可能在于“变通”。全文避开康生二字，只说“那个理论权威”，虽然读者一眼就能看穿说的是谁。

　　“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国家造成严重的多方面的损害，我个人认为，对法制的破坏特别值得重视。新中国建立以来，法制建设本来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弱项，“文革”强调“造反有理”，提倡“无法无天”，指责“乱得不够”，以致许多罕见事件大量出现，空前加大了“文革”后拨乱反正的工作量。报社虽然只是一个新闻单位，也经常为这种事情大费脑筋。

　　新疆石河子生产建设兵团发生的一桩杀人事件曾经引起轩然大波。我为此事的报道受到多次批评，内心里还是十分高兴。

　　浙江绍兴女青年蒋爱珍初中毕业后，随哥哥支援边疆，先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动，后到建设兵团一个团属医院当护士，一贯工作积极，追求进步，1976年参加共产党。这个团一些干部“文革”以来陷入严重派性，清清白白的蒋爱珍成为一些干部派性斗争的受害者。她被诬为乱搞男女关系，受到监视、讯问、追逼、侮辱等折磨。她向上级申诉、辩诬，得不到任何支持和公正对待。上级派来的工作组负责人派性严重，立即参加了迫害她的大合唱。这个纯洁上进的女青年无辜受辱，痛不欲生，走投无路，决心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与害人者同归于尽，于是写下遗书，用打靶的枪支击毙三个迫害者，持枪投案自首。当地法院以“反革命杀人罪”判处蒋爱珍死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此案，改判蒋爱珍无期徒刑，同时建议石河子有关单位追究涉案人员的责任。中共石河子地委反复讨论此案，建议改判蒋爱珍“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同时建议追究迫害蒋爱珍的工作组长等人的责任。有个部门不问是非曲直，不顾实际情况，只让有的责任人变动工作，还让有的责任人升官。一时群情大哗，通过各种渠道反映情况，提出不同意见。

　　《人民日报》群众工作部认为此案反映的问题有警世意义，即派记者前往调查核实，得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石河子地区公安局、石河子中级人民法院经办此案的领导人、工作人员以及当地广大群众认为，蒋爱珍行凶杀人，应该依法制裁；但量刑时应该考虑她被诬陷受迫害的重要情节；仅惩处蒋犯一人不能平民愤，必须同时处理酿成这个惨案的有关人员，特别是有重大责任的工作组组长和其他违法乱纪者。

　　报社记者写的调查报告《蒋爱珍为什么杀人》公正地说明了蒋爱珍杀人犯罪的事实，又说明了她犯罪的情节和动机——凶手原来不是坏人，更不是反革命杀人，而是被诬受害申诉无门以致犯罪。这也是新疆许多执法部门工作人员、当地广大群众的一致看法。

　　《蒋》文刊登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应。人民日报社在几个月内收到人民来信一万五千多封，这些信从不同角度提出，蒋爱珍杀人犯罪，应依法惩处；但她不是反革命分子，应考虑实际情况从轻量刑。对诬陷、迫害蒋爱珍的人应该追究法律责任。石河子中级人民法院也收到大批同样性质的人民来信。广大人民群众根据案件的性质和情节提出的建议受到了重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蒋爱珍杀人案开庭公审，作出终审判决：判处蒋爱珍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在此之前，诬陷、侮辱、迫害蒋爱珍的人已经分别受到行政、司法处理。

　　蒋爱珍认罪服法，在狱中积极劳动，刻苦学习，清洗罪过，多次立功受奖，三次被减刑。她在服刑期间收到人民寄给她的信件、食品、衣物等有五万多件。多少万人同情她蒙冤受害，鼓励她积极学习、改造，同时表达对诬陷人迫害人的恶人、严重官僚主义作风的痛恨，显示了我们民族的浩然正气。这是对蒋爱珍最有力的支持。蒋爱珍刑满释放后，回原籍照料年迈的母亲，政府安排她到一家工厂工作。她一再表示，是党、政府挽救了她，是人民支持了她，今后一定努力工作，把失去的时光找回来。

　　我为此文受过上级两次批评。一次说“文章虽然不错，发表这类文章却要慎重”。我体会这是婉转指责我们不够慎重，是批评，但不重。我一时没有想清楚应该如何检讨，只表示接受批评，以后选择、刊登稿件一定更加慎重。一次说“题目不好，看不出你们的正确立场”。这次很快想清楚了，我检讨说，我们怀着一种维护国法、主持正义、打抱不平的情绪作这个标题，主要考虑如何朴素老实、吸引读者，没有多想如何恰当地表示我们的正确态度。蒋爱珍杀人触犯刑律，这是必须明确的第一条。然后是第二条，考虑她犯法的动机和情节，争取依法从轻处理。我们见不及此，说明思想水平低。虽然作了检讨，但心里高兴。领导批评了我们工作的不足，但肯定了这篇文章本身，我从中受到了教育。

　　报社编辑的思想、感情很难不受来稿的影响。正确、错误、坦直、邪恶……有时使人精神振奋，有时使人义愤填膺。我的体会，情感越是浓烈，头脑越要清醒。《爸爸的眼睛》、《蒋爱珍为什么杀人》两稿都在我处放置很久。前者涉及一个庞然大物，尽管万千人认为早该揭露也知道必会揭露，但有一个时机问题。我几次提笔想找一个适当地方写上“康生”二字，最终还是理智占了上风。虽然文章发表时间比中共中央决定揭开康生问题早了一年，所幸没有犯错误。后者揭露的事实涉及多年常见的一些积弊，我完全同意加以公开抨击，但一直考虑如何才能说得较为含蓄。当时人民日报群众工作部副主任是心直口快、是非分明的聂眉初，她几乎天天催发《蒋》稿，最后采取“将军”方法：“你不敢发，是不是怕丢乌纱帽呀？”我一听火了：“怕什么！这顶乌纱帽从来没有戴在头上，总在手里拿着，谁想戴就拿了去，我怕什么？”发，发，马上发。如果冷静一些，那个受了批评的标题是有可能改得好一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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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11月，我被任命为《人民日报》总编辑。在新中国历史上，1983年是一个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欣欣向荣的时期。

　　在上一年举行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强调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密切结合，真正走自己的路。十二大制订的新党章清除了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吸收了七大和八大党章的优点，根据新时期执政党的特点，提出许多新思想、新要求。十二届一中全会对党中央的人事安排作了重要调整。

　　积多年从事党的新闻工作的经验，深知党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党中央机关报工作质量的决定因素。报社工作人员水平高低、工作勤惰也很重要，但这毕竟是第二位的条件。就我的亲身体验，新中国成立以来，1957年到1966年上半年，1976年10月到1978年底，1979年到1983年，这几段时间人民日报的编采队伍并无基本变化，大家工作同样勤奋，但这家报纸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广大读者对她的观感以及报社编采人员在工作中的自我感觉大不相同。1978年底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开辟了新局面。人民日报许多人感觉手脚真正放开了。

　　到1983年，我已经在人民日报社这个革命大家庭生活近40年。我热爱《人民日报》，决心为她工作到老。但我从来没有梦想当总编辑。我深知自己不是这个材料：参加革命前念书不多，知识根底浅；参加革命后很快发现对许多人热衷的政治斗争我不通不能，自己的兴趣在马列理论、文史知识和新闻业务；看问题虽然力求符合实际，在不少问题上却被目为“偏右”……这哪能领导《人民日报》的编辑工作呢？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人民日报》常受批评。我们没有怨言，总是自我检讨，偶有批评不准的事，也认为上级是“恨铁不成钢”。我们的工作从整体说确实质量不高，不能使中央满意，绝大多数工作人员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尽管工作都很积极，但是缺乏也不敢发挥创造性。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很关心人民日报，经常提出指示和要求，一般是针对具体问题，而毛泽东不同，几次提出结论性指责：“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同时指示我们学会“政治家办报”。从1957年以后，“八大”制定的路线受到“左”的干扰，我们当时尽管不明究竟，却感到工作越来越难做，受的批评越来越多，直到“文革”开始前被打入“另册”，“文革”开始时被陈伯达夺权，还是糊里糊涂。感谢“文化大革命”这个最有说服力的反面教员，十年磨炼终于擦亮了我们的眼睛：原来是这么回事！于是在真理标准讨论中态度鲜明，在拨乱反正斗争中一往无前……还是这些人，不仅有了更大的积极性，还有了过去未有的创造性。从根本上说，都是源于“文革”反面教员进行的政治教育。在这样一个集体中勤奋工作，把大家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接受历届领导带领大家创造的好经验，中央交付的任务是有可能完成的。

　　我常说，“四只眼睛胜过两只眼睛，六只眼睛胜过四只眼睛。”这本来是指看稿子。我一贯认为，一个人，包括很高明的人，编了稿子，写了稿子，多让其他同志看看，提意见，改一改（改后有的告知一声），总比个人独断好。其实，办任何事情都是这样。众志成城，商量办事，“官教兵、兵教官”，总比一人独断好。我自问职务变动以后没有丢掉这个习惯，谁知竟因此发生了一次误会，说明习惯力量确实顽强。报社总编室新调进一个青年编辑，工作不久就对总编室主任有了点看法，认为这个主任自高自大，总编辑定了的稿子他还改动。不久，他看到这是这里的同志间普遍奉行的一种习惯，并不是总编室主任的专擅，不仅对主任再无意见，反而接受了这种工作方法。

　　俗话说“笨鸟先飞”，我常说“笨鸟长飞”。意思差不多，后者对我更加适当。我念书不够多，起点比较低，这是历史形成的。我认为，即使起点比较高，如果每天上班下班，只是充分利用八小时，必难造就一个优秀新闻工作者。由于没有做过其他工作，我对其他行业没有发言权；搞新闻工作，我总觉得工作没明没夜，经常加班加点，应该被看作是正常现象。只说学习，必修课就非常多。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文史知识，新闻业务，语言文字基本知识，都应该看作革命新闻工作者的“看家本领”。从事各种专业宣传报道的编辑记者还应该学习专业知识。可以说，没有超常的勤奋当不好新闻记者。我很幸运，妻子赵培蓝是人民日报老记者、老编辑，熟悉新闻工作规律，对我“以社为家”的工作、生活方式完全支持；三个孩子在幼儿园、小学都是全托、住校。中学时代“上山下乡”，以后陆续参加工作，我个人没有任何家务之累。当代青年同志遇到的问题不完全相同，不能同样要求，但如果决心从事新闻工作，做好进行特殊奉献的思想准备和相应的工作、生活安排是很必要的。

　　我断断续续当过几年记者，以后一直做编辑工作，养成一种“单干”的习惯。直到退居二线，—直没有专职秘书帮忙，凡事自己动手。以我的经验看，这种“手工业方式”好处多、坏处少。党政高级干部日理万机，有些事请秘书协助，可以理解。但如果事无大小都靠秘书，就容易形成手、脑懒惰，增加“官”气，非常可怕。但事情都有两重性，自己动手好处多，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有时也会误事。1984年12月上旬，我就出过一次纰漏，给党报造成损失，教训十分深重。

　　那年12月7日，我修改一篇评论员文章《理论与实际》，漏掉几个重要的字，以致意思不完整不明确，有可能产生歧义，使人误解。这几句话见报时是这样的：“马克思逝世已经一百零一年了，他的著作是一百多年以前写的，有的是当时的设想，后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设想不一定妥当。很多事情，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经历过，列宁也没有经历过，他们没有接触到。不能要求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我在编改时把原稿不够明确的文字作了一些调整，想改成不能要求马克思、列宁当时的著作解决我们今天遇到的一切问题。正在这个时候，连接了两个电话，一分心，一走神，没有把该加的字句加上，以致意思不明确、不完整，甚至可能引起某些误解。因为自己思想非常明确，自认为有绝对把握，编改后没有再看一遍、两遍，终于铸成这个词不达意的错误。如果在“文革”当中，甚至“文革”以前，这个错误可以上纲到丢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果不堪设想。

　　第二天，外电对此文的反应相当热闹。一些新闻、评论肆意进行歪曲：“中国共产党的报纸今天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因而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国际垄断资产阶级舆论这样胡说，当然是一厢情愿，采取的又是不光彩的断章取义手法。因为在这句话前边，明明写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多得很，要选主要的读，要坚持读。”“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着重学习经典作家所揭示的普遍规律以及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不要拘泥于个别文字和某些具体的论断。”但是，那句不完整的话，总是有可能给人家提供一个进行歪曲宣传的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