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纲：下海“找裤子”的新华社记者(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10日18:50 金羊网-新快报

　　田炳信

　　人物：王志纲，原新华社记者，现为著名策划人

　　时间：2005年6月3日

　　地点：广州市童心路5号聊斋吧

　　王志纲生在贵州，读书在兰州，在内蒙古草原又“镀”了一层斑斓的野性，就跑到了广州。

　　王志纲桀骜不驯，在新华社时就是有名的“王大炮”，是记者圈里那种“远程导弹”类的记者，命中率高，影响大。他的主要精力放在经营大稿上，半年一篇，不发则已，一发惊人，先后采写了《放眼向洋看世界》、《中国走势探访录》、《广东与浦东的对话》等佳作。

　　1996年，王志纲离开新华社，像一个勇敢的印第安人划着一叶扁舟驰向他心目中的彼岸，成了一名独立策划人。离开时，王志纲感慨万千地说：生活告诉我们，追求仕途，你的命运、前途并不取决于个人的勤奋、才识和贡献，而更多地取决于上司的好恶和周围的环境。相比之下，文化强者要潇洒得多，他们实现自我价值更多地取决于个人的才能和努力，自己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现在的王志纲，在中国策划界已是如雷贯耳。王志纲属于悟性极高的人，他常讲：人们都说金钱既是天使又是魔鬼，把挣钱当手段可与天使共舞，把挣钱当目的则可能与魔鬼共眠。他就生活在一个既与魔鬼共眠，又与天使共舞的策划境界里。

　　前沿思考

　　我离开新华社时40岁，当时我说：“我找裤子去了。”很多人搞不清楚我是干什么的，称我为“不明飞行物”人也可以分为圈养、放养和野生三种，多数人还是喜欢圈养拍那部片有两个意外效果：一是挣了钱，二是发现了窦文涛杀猪的和博士经过杂交，有可能产生中国真正的企业家群温州那2000多亿搅得中国天翻地覆，东莞人却投在吃喝玩乐

　　为“找裤子”离开新华社

　　田炳信：我们认识很多年了。你从新闻转向咨询，在咨询当中又跳了几个行业，而且总能在最荒寂的原野上找到那一颗绿树。我认为这与你个人的智慧、洞察力以及透视力有很大关系。你自己觉得这是偶然呢还是必然呢？

　　王志纲：往事如烟啊，你我都是五十来岁的人了，孔夫子说过：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站着“五十”这个点位上回头对昨天进行反省、总结和回望，我认为人生其实是可以规划的。你看我们原来在新华社干了十来年，到现在又是十来年，这十来年里我不管做什么，从来都没把挣钱当成主业，也从来不把挣钱、挣大钱当成我人生的目标和意义，但是你要明白：当一个文化人从体制里走出来，他首先要面对的是生存。不管你有多么伟大的构思和目标，首先必须要不为五斗米折腰。

　　田炳信：当初你离开新华社时，生存中首当其冲的困难是什么？

　　王志纲：我离开新华社时是40岁，这个时候的人已经像太阳往西斜了，当时选择离开主要涉及这么几点———

　　首先是生命的方式。为什么要离开？当时我说：“我找裤子去了。”这句话后来传得很广。什么叫“找裤子”？就是说这个体制的管理就像幼儿园一样，阿姨们说小朋友，你们排排坐，吃果果。在这里，每个人的裤子都一样大小，没想到我发育太快了，屁股露出来了，裤子也开裆了，结果阿姨不说我成熟了是个好宝宝，却成天说我耗布费裤子，于是我只好走出体制去“找裤子”了。

　　第二个是生存问题。凭着我们的知识和能力，这个倒不是挣不挣到钱和挣多挣少的问题，而是成天要面对一个拒绝诱惑的问题，就是说你不能把钱挣太多了，挣太多你就不可能再继续去做你现在所做的事情。

　　第三个要讲讲我是干什么的———我是一个在市场经济里游泳的思想追求者。很多人搞不清楚，便叫我做“不明飞行物”。这次我和余秋雨一起在温州讲演，有500多个温州老板来听。他后来和我谈到文化有三个层次，一种是心灵文化，是人类心灵的一种修炼、寄托和归宿，比如宗教。第二种叫书卷文化，就是知识分子和有文化的人把知识沉淀成铅字在书上。有些人以为自己读了几本书就叫知识分子，凡是不入他们眼光的，就用这种书卷文化来批判，并且他们也掌握了“话语权”。空间更广阔的还有第三种文化———生态文化，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态。后来我提议说第三种文化叫“世俗文化”可能更好，柴米油盐酱醋茶，衣食住行，它涵盖了与大众生存、人生紧密相关的所有东西。

　　田炳信：要让我来概括就一句话，叫“饱吹饿唱穷撒谎”。“饱吹”就是心灵文化；“饿唱”就是书卷文化；“穷撒谎”就是世俗文化。

　　王志纲：对，我觉得他关于生态文化的解释很有意义，就是当我们这些人走出体制，为自己的生存挣扎奋斗时，我们就已经成为了生态文化或世俗文化的探索者。而当那些书卷文化的坚守者和代表人物用一种不屑的、批判的眼光审视我们这一群人时，其实他们并不知道，在上千年的人类历史长河中，真正给文化和文学提供营养的，正是生态文化，也就是世俗文化。你看中国的几大奇书包括《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哪部不是从世俗生活中来的？它们一方面给书卷文化提供了养料和素材，另一方面又推动着芸芸众生的生活往前走，这就是世俗文化一个很大的价值，但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鄙视它。

　　至于我自己，有一点深感荣幸，就是这十年来下来我没有陷入世俗文化里去。我和老板们打交道，喜欢吃喝玩乐，成了一个美食家，也知道了中国的餐饮产业有一个很大的空间；我走遍了全中国，上到王侯卿相，下到流氓地痞都打过交道，这个大千世界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在我这儿就像牛羊吃草一样，吃进去后变成了营养，渣滓又拉出来，那些营养成了我不断前进的动力。而现在当我站在市场这个广阔的草原里，回头再看那些所谓书卷文化的坚守者———圈里的牛羊时，就觉得很好玩：他们怎么还把我们当怪物？他们都不知道这个丰美的草原上有很多东西是自己从没见过的！

　　荒岛嫖娼与人性弱点

　　田炳信：照你讲的，人也可以分为圈养、放养和野生三种，大多数人还是喜欢圈养，因为有人定时给你喂食，定点把你关起来，很轻松。野生就是弱肉强食、物竞天择，这意味着你要有强大的心灵，有强壮的体魄，否则很难生存。其实在过往20年，大多数文人墨客“下海”时还以为是件很好玩的事，跳下去后他们才发现海水是咸的，才知道他们所拥有的底气一钱不值。你“下海”后有没呛过水？

　　王志纲：这点在我身上表现得特别少，可能与我“下海”的目的与众不同有关。别人“下海”是为了挣大钱，我“下海”只是为了换一种活法，不被别人管也不用管别人，这点很重要。我没想过现在能挣这么多钱，也没想到会成为一个专家，只是边走边唱，所以我没有挫折感。第二个是我到现在还在坚守文化。

　　一开始我也受过挫折。我“下海”后第一件事是在广东帮一个老板搞电视，我给自己的定位是自由撰稿人、独立策划人、电视制片人，但很多人说：“你想得真美，又要自由，又要民主，还要挣钱，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好在后来片子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收到了两个意想不到的效果：一是挣了钱，我买了两辆车；另一个是一不小心发现了一个人才：窦文涛。窦文涛原来在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我请他来当主持人，结果一炮打响，他现在成了名满天下的名嘴。那次尝到甜头后，我想继续拍一部50集的大型电视连续剧，专门讲中国知识分子的起起落落。投资方找到了，我连剧本梗概都写好了，但最后却无疾而终。期间有件事，让我深深体会到了文化人坚守的脆弱。

　　当时由于我兼制片和发行，没有精力去细化剧本，就从西部请了两位作家来做这事。他们过来时连飞机都说不用坐，坐卧铺就行了，薪酬要求也很低，一个月只要2000块钱。可到广州一个星期后，他们就开始坐立不安———被广东的滚滚红尘迷惑了。后来摄制组的后勤主管跟我请缨说：“王老师，你这人不善于管理，你干脆把那两个作家交给我，我保证一个月后他们就把剧本写出来。”我答应了，这个人就带着作家到珠三角去了。三个月后，他们回来了，却是“从此君王不早朝”，成天神思恍惚，不思下笔，还问我“什么时候再去体验生活？”我感觉不对劲，赶紧把那小子找来，你知道那家伙把他们带去干嘛了？原来带他们嫖娼去了，还到一个荒岛上去洗日光浴什么的。尝过“甜头”回来，他们就干不成事了。我只好付了钱打发他们走人。

　　临行前，我请他们吃饭，他们拿起大杯子来，三杯就把自己灌倒了。酒劲上来后就号啕大哭：“我×你广东人18代祖宗啊，你们吃喝嫖赌、金钱满贯，我们西部××的穷啊！你们吃顿饭比我们一年的费用还多啊!”接下来又骂他爹：“×××，你还是老红军啊，你看你儿子过得多惨啊！”那种反差太强烈了。

　　那次事情让我发现，文化人要坚守其实是很脆弱的，嘴上说坚守，实际上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每个人要真正成熟，特别是文化人，一定要经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象牙塔走出来，跟凡夫俗子打交道，然后再能超脱出来的前提是，首先要视金钱如粪土，而做到这点的前提又是，你真正地拥有了金钱，才能把它视为粪土，而很多人由于以前太穷，超脱不了。其次是视女色为无色，这个的前提得是你见过很多女色。再次是视名利为浮云，那也要求你得过很多的虚名。如果你经过了这些再走出来，那就真正是金刚不坏之身了。

　　另一个挫折是，这事发生的5个月后，我破产了，好朋友给我的50万元打了水漂。就在这时，由于我个人的很多特点以及在珠三角的一些影响，开始有企业来找我，希望我给他们搞策划，我也就走上了策划这条道路。

　　是市场挖掘了王志纲

　　田炳信：你是先从房地产策划搞起的，当时是怎么接触到这个行业的？

　　王志纲：中国经济的常见病、多发病都集中在房地产行业。我“下海”时是1994年，当时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正是房地产病的流行期。

　　田炳信：房地产业的病，是中国经济中的一种富贵病。

　　王志纲：对。但我在房地产上有优势，出的招比较到位，这跟我学经济、又曾做传媒有关。学经济，看问题有一定的高度和深度，掌握一定的规律，所作的判断有自己的根据。做传媒呢，懂得如何进行传播，不是广告人，胜过广告人，这是一种综合性描述。其实说到底还是市场挖掘了王志纲，开始时我不是玩电视嘛，但市场认为王志纲还是做策划最好，就来找我了，结果一发不可收，从房地产到区域战略、城市战略甚至国家战略，最后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的专长。在这个过程中，市场不断地挖掘我，我的潜力也不断地在释放。

　　田炳信：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王志纲：对，但本质上没有违背我的追求：有点钱有点闲，有点爱好有点权。说白了就是所谓的“意见领袖”，你说话还能占地方。

　　田炳信：咨询业在我国有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王志纲：非常重视，去年温家宝总理有一个讲话就谈到，我们国家要重视发展咨询行业，因为社会对此需求很大，但我们很多东西还跟不上。

　　剖析国内三类老板

　　田炳信：你这些年打交道的多是1978至1982年毕业的学人，你也是1982年毕业的大学生，在自己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后，你怎么看待这个群体的人？

　　王志纲：我这些年跟几十个省级以上的干部打过交道，彼此作深入的交流，帮助他们做战略。1982-1983年毕业的这群人现在50来岁了，他们跟老一代完全不同，首先是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见多识广，思路清晰，这是他们最大的优势。第二是他们生气勃勃，都有建功立业大展宏图的能力和追求。第三是跟他们打交道沟通容易，障碍比较少。但我跟他们有一点不同，就是我提出的很多战略性、建设性意见，是基于我原来在新华社时对政治的敏感，另外还带有非常丰富的市场感觉。就像一个老中医，你要给人家开了方子却抓不到药，那不等于白谈吗？我在给他们开方子时，药在哪里抓，怎么抓，有没有替代品，都准备好了，这是我十多年来在市场里历练的经验。

　　田炳信：这些年走南闯北，你跟很多房地产业的老板打过交道，这些人多是赤脚上田，文化水平不高。你对这群人又怎样看？

　　王志纲：我们的服务对象不光是房地产，还包括其他很多，像在温州的项目就很多是做产业的。在这群老板中我发现有这么几类人：一类是经过九死一生修成正果的，他们以前可能是包工头、泥瓦匠，也许是小裁缝、弹棉花、卖鱼的，但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历练后，他们杀出来了。许多人可能会对他们抱有偏见，小看人家，其实他们的成功之路真正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这种人了不得，是人中之杰。

　　第二类老板是有知识的人，博士、硕士都有，特别是在房地产业。但这批人的人品还比不得那些杀猪、卖鱼的，那些杀猪的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历练后，像江湖好汉一样懂规矩、讲信用，而这些靠知识、智慧、巧妙起家的文人，起点虽然比较高，却有知识分子的小家子气和小心眼。这些文人可能会看不起那些杀猪宰羊出身的人，但其实从层面上来说，他们比人家还低，他们还要补课。

　　田炳信：补什么课？

　　王志纲：补信用啊，补那些鱼贩子、杀猪佬在咸水里泡三遍的历练啊，要补的课很多。我认识的一位老板，他能在股市赚十亿八亿，现在却在湖南给房地产套住了。我也没办法救他，只能想办法圆一下，他就属于那种没有陈兵布阵经验的人，这类教训和苦头他还得不断地付出，只要他不死，就能通过历练杀出来。现在就有这样一批从上层建筑下来的人，看起来包揽了很多钱，他们拥有资源，也具有挖掘资源、整合资源的能力，但其实那还只是浮财，不叫资本。资本是要把它变成了产业链中的一种血液，就是你有自己的团队、自己的文化、营销体系和品牌。把浮财变成资本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很多人会被消灭掉，很多人身家缩水，但也有一些人会成长起来，这很有意义。

　　第三种人是一些干部子弟，“八旗弟子”。这些人都有些神秘的感觉展现在外头，说好听点是低调，其实是见不得光，这些人还是在捞偏门，通过和政府的交易获取一些资源性的东西。

　　田炳信：那就是说第一种人看起来很粗俗，但现在已经有了江湖的大气。

　　王志纲：对，你不能小看这群人，但这群人的优秀代表不在广东，在浙江。

　　田炳信：这类人跟三教九流、黑红白道全打过交道，他们对人性的一课上得比谁都全，不管你是有文化、有地位还是有权势，他首先把你的人性摸得透透的。第二类就是有文化、有学术背景的人，他们在某一个角度切入得比较好，赚到钱了，但酸腐、小气和狭隘不因其财富的增长而消减，反而会更加不可一世。前一拨人总是以爷爷身份出场，而后一拨人就永远扮演着孙子的角色，但实际上在江湖上人家绝对是大爷。第三种代表特殊利益集团的人玩的就两个字：神秘，除了神秘他们也没什么可玩的了，但真正的市场取向是前两种人。

　　王志纲：对，但前两种人必须杂交和融合。第一批人要上台阶就要升华，第二批人要补课就得下一个台阶，在这个杂交的过程中，他们可能会产生中国真正的企业家群，但这种最具代表性的力量不在广东，广东可能在三五年之内就会被甩在第一梯队外，这个趋势已经出来，它被边缘化了。

　　东莞人和温州人的比较

　　田炳信：广东被甩是什么原因呢？

　　王志纲：这点要展开来说就太长了。现在最有希望的是浙江，这支团队不得了，虎虎有生气。就拿中国参与国际竞争，产业必须要走高端化来说吧，我们现在只能生产人家都不生产的微波炉、IBM的PC机等，8亿件衬衣才换得1架飞机，太低值了。要做高端怎么办？就要成为品牌商，这是衡量传统行业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帮人加工1件衬衣只能赚5块钱，可如果你有品牌，1件衬衣就能挣100块。就品牌来看，浙江现在仅服装行业就有上百个品牌，广东几乎没有；再讲手机，亚洲第一的“波导”是浙江的，连“娃哈哈”也敢于做品牌。

　　田炳信：江浙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温州吧？

　　王志纲：不光温州，还有台州、绍兴、杭州，都很厉害。

　　田炳信：是什么原因呢？

　　王志纲：原因很广，但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广东是吃政策饭长大的，特区先行嘛，但后发力量不够。浙江是既没优势又没条件，必须靠自己生存，这就炼出了它的野性。一个是娇生惯养的自己的孩子，一个是扔出去的不要的孩子。第二点，广东人是坐商，浙江人是行商，这点在买方市场时区别不大，但卖方市场时差别就大了。现在有将近1000万浙江人遍布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边边角角、旮旮旯旯，其中绝大多数是老板。依靠乡缘和血缘，这1000万行商编织了人类社会最大的一张投资和营销网。在这个背景下，它能够把市场终端的信息在第一时间反馈到总部，而且不走样；而总部的产品一出来，又于第一时间铺到了几乎整个中国。第三个是，它有几千亿的民间游资，不需要指望政府。

　　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广东的东莞和浙江的温州。这两个地方的民间存款都达2000多亿，可温州那2000多亿搅得中国天翻地覆，一会儿炒楼一会儿炒煤炒电，投资意识很强。而东莞那2000亿大部分投在了衣食住行上，建了几十家五星级酒店，全是吃喝玩乐的地方。当地不少人还养成了游手好闲的习气，这很可怕。我认为下一步广东再不警醒，五年十年之内就会有退势之象。上去的第一梯队可能是浙江、江苏和山东。

　　田炳信：第二梯队是广东、福建？

　　王志纲：福建开始时被广东甩在后头，现在石狮、漳州和泉州也都起来了，休闲和运动这一块福建现在有很多品牌，但广东一个也没有。

　　田炳信：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数字，就是广东的总产值占了全国的1/7？

　　王志纲：但人均产值广东已被浙江超过了，总产值已被江苏和山东超过了。广州也被苏州和宁波超过了，只排在第五位。

　　泛珠战略要警惕旧瓶装新酒

　　田炳信：江浙文化与广东文化的优缺在哪里你想过没有？

　　王志纲：肯定想过，书都写得出来。

　　田炳信：十多年前我就说过：珠三角上空的太阳是香港；长三角上空的太阳是上海。现在长三角上空的太阳还是上海，但周围有满天繁星。那珠三角呢？

　　王志纲：珠三角提出泛珠战略有其战略意义，但目前它的手段和力量都是传统的，我认为要警惕旧瓶装新酒。我是浙商商会的总顾问，又是广东民营商会的总顾问，但这两个商会没法比。广东的商会学香港的形态却没学到实质，完全是官僚机制的延伸，很短视。浙江的商会却全是实打实地办实事，在国外发生了经济纠纷，人家可以聘请全世界顶级的大律师去谈判；在俄罗斯出了问题，人家马上找商会出面。而在广东，很多老板都不愿意参加商会，因为它根本不起作用。

　　田炳信：粤商是中国崛起最早的，也定型了，你看中央电视台那些节目，凡扮演老板的人一定满嘴粤语，扮演小气的人一定是上海人，扮演土佬冒的一定拿河北人和陕西人开涮，这其中透露了中国世俗文化中一种极为势得的文化基因：恨人有，笑人无。广东借助改革开放，吃了先行一步的政策饭，加上旁边两个富邻居：香港和澳门，很快就成了全中国经济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全世界的老板都来广东搞“三来一补”，全中国的人都跑广东来打工，这种坐地发财的独特的发展史，在中国并不多见，但这种文化培养出来的老板的后代们，很多人锐气、大气已大打折扣，再加上广东文化有其特别实用的一面，那种小巧精致暴露出它的小气和短视。这种思维方式表现在一个市民身上，它的辐射会很小，但如果表现在一个高层领导和决策者身上，那就很可怕了。

　　王志纲：对，它若成为一种惯性和文化就麻烦了，会潜移默化。所以说，世俗文化、生态文化是一种大文化，它会影响一代人、几代人，不是三言两语、几本书、几个论坛、几个讲座就可以改变的。

　　在官场，有官衔，有级别，需要的是忍耐和时间；在市场，无官衔，无级别，需要的是灵活和空间。官场像象棋，市场像围棋。

　　中国象棋的发明是等级社会的产物，而中国的围棋与等级观念无关。象棋有高手，没有段位；围棋没有高手，却有段位。古人对段位的评价，与其是在评棋，不如说在评人。

　　在围棋的游戏中，对弈者是按照布局、中盘和收官这三个阶段来进行的，始终表现和隐伏着死活、大小、虚实、先后、攻守、急缓、舍取、厚薄、优劣等错综复杂的矛盾。王志纲在下围棋的市场中，有点心得，有点技巧，有点经验，也有了点不大不小的感悟。

　　（金陵／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