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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忠
说到“教育家”，人们通常想到的是些大知识分子，比如外国的苏霍姆林斯、马卡连柯，中国的孔子、晏阳初。在我看来，武训这样的人，即便是文盲，但崇奉教育的社会价值，倾心竭诚于办学事业，在实践中为发展教育作出了非凡的贡献，他们也是教育家，而且是那种知行合一特别令人敬佩的教育家。
当我看了8月2日新华社关于“河北省新乐市渔砥村农民热心办教育”的报道，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这些村民太了不起了！谁说当下中国没有教育家，这个村里就出了不止一个教育家呢！
报道说，这个村的村民靠经商 办厂搞建筑挣的钱，先后在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甘肃、内蒙古、辽宁和天津等地投资兴办了96所民办中小学。瞧，从关内到关外，从中原到塞北，从贫寒的大西北到繁华的直辖市，整个北中国有1500名渔砥村民长年在这些学校里为办学服务。这个村的陈晓社从1996年开始办学。2003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后，激发了村民们投资办学的热情：记者在河北行唐县玉成中学看到，陈晓社投资800多万元办的这所学校，“崭新的教学大楼，漂亮的阶梯教室，先进的理化实验室都是一流的……现有学生2400名，教职员工80多名”。这个陈晓社难道不是一个大教育家吗？他不是那种满口新名词的教育理论家，他不会坐而论道，而是“起而行”，用他的七尺之躯做笔，在中国大地上书写教育发展新篇章。
报道说，渔砥村是华北平原上的一个普通农业村，却有着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有优良传统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有这种传统的地方在中国特别是江南多着呢。种子的发芽还要有合适的环境孕育。这个村最早办学的陈晓社迄今共办了5所学校，另外的91所是别的村民办的。显然，像温州等地的家庭工厂一样，先成功的人产生示范效应，带动全村乃至全镇形成某一个产业产品集群。然而，说到底，还是中国社会有一股强烈的发展教育的需求，不妨说，就是教育市场需求。——教育市场化、产业化无疑是错误的，作为社会公平调节器和社会阶层交流机制的教育，从总体上讲是公共物品，政府对于提供这种公共物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教育是一个产业（提供服务的“第三产业”，按国际通用的概念，甚至包括政府机关本身），并不意味着在社会分层化、利益多元化、需求多样化的当下，排斥非政府机构办学、排斥竞争性市场因素进入教育领域。新华社这篇报道结尾说，陈晓社与本村办学同行联络，“准备成立一个民间办学协会，加强联系，沟通信息，交流经验，确保这一产业健康发展。”记者的用词，我认为是准确而有启迪意义的。
民办学校在当前是新生事物，我们不能歧视，也不能求全责备，而应在鼓励支持的基础上满腔热情地帮助其在发展中完善。比如，有一个人快饿死了，忍不住吃垃圾食品，你说这样不卫生，把食品从他手中抢走扔掉，这是好心还是残忍？以前，有些地方以外来工集资自办的子弟学校太不规范为由强行取缔，这跟夺饥人口中之食有什么区别？又比如，有人嫌公共食堂配给的伙食太差，宁肯掏私蓄去吃饭馆，你批斗他是迷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乃至把为“资产阶级的老爷太太服务”的饭馆关门大吉，这种极左时代的荒唐事，今天不会有多少人赞成让它重演。如今，若以“贵族学校”和高收费为名，打压受供求关系制约的民校，不是同样的思路吗？有些人始终不明白多些选择比别无选择好的基本道理，对此，我真不明白。
不是存心唱高调，看到河北渔砥村这则消息，我马上想到安徽小岗村。中国农民不仅有生存智慧，还有敏锐感知时代律动、捕捉社会真需求的大智慧，他们的首创精神与开拓能力是不可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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