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热辩“七夕”看文化自信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8月11日)，因传说中的牛郎织女鹊桥会，而被好事者称为“中国的情人节”。最近围绕“七夕”的话题可谓“炙手可热”，商家从中嗅出商机，专家积极筹措论坛，更有学者因此喟叹传统文化式微，于是有人奔走呼告要法定“七夕”为情人节。

　　剥茧抽丝，所有有关“七夕”的热辩，大都没有游离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的窠臼。

　　何谓全球化？它不仅表明世界是统一的，而且表明这种统一不是简单的单质，而是一致和多样性共存，罗伯逊认为：“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指的是世界的压缩以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杨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全球化进程浩浩荡荡，这就势必和传统文化相抵牾。对此挑战，传统文化要么被裹挟要么去抵抗。有人呼吁法定“七夕”为情人节，即是对西方情人节的一种反抗。

　　其实早在这之前，传统文化和全球化的冲突就已展开。从西方各式理论、思潮被“拿来”到国学复兴的论调日渐其高，从端午节被外国抢注的纷争到有关国粹京剧、相声的讨论……正可说明传统文化和全球化对抗的层次之多、范围之广和矛盾之烈。面对来势凶猛的全球化进程，无非有主动融入和被动卷入两种。主动融入即是使传统文化推陈出新，在变化的时势面前加入新鲜元素；被动卷入则是在历史变革面前无能为力，京剧的衰微即是明证。“七夕”对那些有古典情怀的国人而言，是挥之不去的一种情结，因此他们呼吁将其法定为情人节。一定程度上说，这种抵抗不是严格意义的主动融入，而是一种强硬的对抗。

　　对抗并无不可，但动用国家机器而将某一节日法定化，则大可不必。

　　秘鲁当代著名学者略萨说：“反对全球化、赞同文化身份的论辩，表现了一种没有历史根据的静态的文化概念。有哪一种文化是一直保持同一性而不随着时间而变化？”可见传统节日日渐衰微，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必惊慌失措。而一味地固守传统文化，则无异于九斤老太，既创造不了也接受不了新鲜事物，最终结局只能是“这种不变化的文化，我们恐怕得到那些生活在洞穴中、崇拜雷神和野兽、很小的原始的巫术社会中才能找到。”(略萨语)

　　事实上，传统文化并非都是精华，譬如儒学，其中就有若干糟粕。诚如学者许纪霖所说，儒学的某些说教，以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搞出来的理论多少偏于炽热的情感，而缺乏客观、冷静的知识论支持。传统节日“七夕”究竟能走多远，不会因为法定了就会生命力持久。就像京剧，难道为了保持它的持续强劲，就要法定将其作为国人必听的剧目吗？多数国人对传统节日往往怀有复杂情感，而过节又属于自愿范畴的心理体验，勉强不得，更不能强制。

　　其实全球化进程并非排斥传统文化，在这一进程中存在着既坚守固有传统又追求普世价值的双重倾向。2001年12月2日，在法国里尔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公民大会，就是跨文化对话的一次特别实践。与会代表既有精英也有普通百姓，讨论的话题虽属区域性而同时又是全球性的。具体到“七夕”，它虽属我国传统，但其表现出的情感却和西方的情人节并无二致，都是宣扬情人(爱人)间的情愫，都是为了表达或纪念一种美好的寄托。既然如此，何需把“七夕”冠以中国的情人节？自然也更不必法定“七夕”为情人节了。

　　略萨说：“一种文化，只要它的背后有丰富的传统和足够的人们哪怕是秘密地遵守，那么这种文化即使很小也不可能被消灭。”作为文化的一种，传统节日很难消亡。并且，全球化不等同于单一化，它并非提倡一种整齐划一的文化。“七夕”因其具有民族性才凸显民族特色，也才更丰富全球化的内涵。因此一个民族要有文化抱负，但也要有文化自信，在西方各种强势文化的影响下，既要勇于兼容也要敢于抢滩。毕竟，依靠法定来保护传统节日，不仅会陷入左支右绌的尴尬，也是文化自信的缺失。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作者：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