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缘何频频遭遇“霸王行为”？

　　你想经营香烟吗？那么，请先掏150元，装一部固定电话，否则，不予办理烟草许可证。这听起来有点离奇，固定电话与香烟，风牛马不相及，能“搀和”在一起吗？能。河南省鲁山县烟草局的工作人员，就是如此对待申请人的。之所以要这么干，道理也很“充分”，因为烟草局与某通信公司签了这样的合同(7月6日《大河报》。

　　申请一个经营香烟的许可证，就必须安装一部电话，这是赤裸裸的“霸王行为”。可

　　如此“霸王行为”，让人联想到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协议在强权之间签订，协商的内容，是如何从弱势一方瓜分利益；为避人耳目，相关弱势一方均被排斥在协议签订过程之外。

　　时下，这样的“霸王行为”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利用事实上存在的行业垄断优势，部门、企业之间相互利用，订立“攻守同盟”，结成“狼群”，把公众利益当成“绵羊”，分而食之；二是喊着诱人的口号，打着骗人的幌子，步步为营，把公众带进预先设好的陷阱，共同侵害公众权益。

　　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公众为何不能主宰自己的商业行为，为何还频频遭遇类似“慕尼黑协定”式的“霸王行为”？根本原因在于虽然公众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但就某一个具体的商业行为而言，公众与部门、企业相比，实力相差悬殊，权益远谈不上对等，再加上公众的松散性，使其往往沦为鱼肉，成了部门、企业之间协议“棚架”的牺牲品。

　　要彻底根治“霸王行为”，还平等权于公众，必须健全法律制度。部门、企业之所以沆瀣一气，就是因为在很多具体领域、具体问题上，法律、条例还留有空白，可“回旋”的余地很大。倘若章制完备，处罚严厉，在巨大的违法成本面前，谁还敢那么明目张胆、气焰嚣张地侵害公众权益？

　　有了健全的法律制度，还必须有一套方便、简明、低成本的处理机制。公众维权之所以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办案程序复杂，等待时间漫长，维权成本高昂。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法律就成了一纸空文，根治“霸王行为”，也只能是一个美好的奢望。摘编自《河南日报》7月8日李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