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静与思索后的“快闪”

　　“快闪”作为一种互联网衍生的外来文化，在中国存在着一个文化境遇的相容问题。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原汁原味的“快闪”活动，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寻找合适的生存土壤的任务。虽然国内有评论家认为“快闪”会在中国以“加速度方式增长”，但有两个条件是它无法回避的。

　　1．中西文化存在着较大差异

　　中国文化重现世，尚事功，学以致用；强调“协调的现实精神”，凡事都要讲求目的，具有实用主义特点。人们大多内敛、含蓄而温和。而西方文化重思辨，尚超越，学以致知；追求的则是“超越的浪漫精神”，人们大多热情、奔放而张扬。因此，文化特质的不同使得“快闪”一进入中国，就似乎偏离了它的方向。“快闪”活动最基本的三大特质——无目的、无意义、无领袖（《快闪行动：“无厘头”之集体版》，《新闻周刊》总第149期，2003年9月），恰恰是网友争论的焦点所在。国内网友mykings尖锐地评论“快闪”：“道义都没有了的活动还有什么意义？”

　　2．“快闪”行动属于公众集会

　　根据我国法规，举行集会必须经过公安机关许可，并按照许可的方式、口号、起止时间和地点路线进行，否则将会受到处罚。所以，从法律层面考虑，对于“快闪”行为的界定仍需斟酌。由于“快闪”行为有聚众扰乱公众秩序之嫌，横亘在其面前的法律之峰显得有点高不可攀。

　　确实，两个条件从内部和外部限制了“快闪”在中国的发展，它在中国的“兴起”似乎也是一种曲意的成长。“快闪”在中国的发展，只是发展了它的形式，而摒弃了它的实质。在中国的文化境遇下，似乎形式更容易受到人们欢迎。细究中国大陆发生的多次“快闪”行动，真正意义上的“快闪”却是寥寥无几。但是，我们仍然宽容地称它们为“快闪”，毕竟它们还是具备了“快闪”活动的外在特征。在每一个特定的文化背景与社会条件下，一种新的外来事物为求自身的生存，进行适当的变异与延伸是其本能的反应。“快闪”“这个后网络时代的伟大灵感，在很多人的眼睛中变形。艺术家们希望它是本世纪以来最疯狂的行为艺术；无政府主义者则将它视为科技时代的新兴‘教派’；社会进步人士期望它能修成正果造福于民。”（《最接近上帝的游戏》，深圳新闻网，2004年2月17日）

　　上海的一些研究者指出，“快闪暴走”实质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动员方式。“快闪暴走”可以在短时间内，无领导、无组织地激发出强大的动员力，这到底是一种即将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社会变革，还是像某些学者认为的“只是新兴科技带来的个别的毫无意义的瞎闹，是一种转瞬即逝的亚文化现象”。他们认为，应该从更深层次认识它的发展动向，并予以高度重视。霍华德·莱因戈德从研究日本涩谷街头盯着手机看消息的青少年“拇指族”开始，指出越来越普及的网络、手机、随身装置，将建构出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网——一瞬间聚集的陌生人，像蚂蚁群一样在无组织、无领袖的状态下，在集体意识下做了一连串有意义的抉择。除了“好玩”之外，这会带动大规模的社会、政治革命。霍华德·莱因戈德最喜欢举的例子是，2001年菲律宾人用手机短信，呼朋唤友地聚集起百万群众，游行抗议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并最终导致了他的下台。另外在西雅图WT0会场外面聚集的群众、尼日利亚抗议“世界小姐”的群众，都是用类似的方式聚集在一起的。为什么霍华德·莱因戈德用“暴民”（Mobs）来形容这些新的群众运动？。因为只要有政治目的，此类新的形式就会显现并已经显示了它的实力。这一见解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在一片欢闹喧哗声中，各有各的精彩。忠实的“快闪”拥趸继续实践着“快闪”的真义，尽情地进行自我嘲笑；而精明的商家却绝不放过“快闪”这种新兴的事物，把它作为自我炒作的良器；更有一部分社会的良知青年，用“快闪”的形式，来诠释对正义、和平、幸福的向往。正如深邃的哲人在看到生的时候已经料想到了其死亡，国内的“快闪”在一片“繁荣”中，却流露出了败落的迹象。（中国快闪联盟暂时关闭论坛，主管“东树”不无哀怨地表示“看来大家对‘快闪’失去激情了”……）我们还是要冷静思索一下，“快闪”的前途在哪里，是止于游戏？服务商业？还是走向责任？

　　作者：陶建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