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尽一生为一学　记中国现代植物分类科学奠基人、中科院院士陈焕镛

　　在华南植物园标本馆的一层大厅里，有一张奇特的照片。照片中人是个英俊少年：瓜子脸，眼窝深陷，着衬衣打领带，脚蹬一双短统皮靴，双睛清澄明亮，好奇地望着前方，唇边稍稍翘起，露出一丝微笑。这位生于中国成长于美国的中巴混血儿在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后返回中国，致力于植物学研究，成为我国现代植物分类科学奠基人。他就是陈焕镛。

　　陈焕镛的母亲是古巴籍的西班牙人，父亲是广东新会人，曾做过大清国驻古巴的公使

　　可这个中巴混血儿，并没有因为自己在外国的成长经历而疏远中国。

　　海南岛植物考察第一人

　　1919年陈焕镛在哈佛应用生物所获得硕士学位，并获得了哈色尔登旅行奖学金。带着建设祖国的信念，他与哈佛阿诺德树木园的主任达成协议，回到中国的海南岛，野考一年。

　　1919年秋，陈焕镛独自一人来到了海南岛，成为植物学者上岛考察的第一人。他的校友，哈佛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威廉·J·哈斯在《把植物学移植到中国：陈焕镛的交叉文化经历》中写道：“带着一本探索者手册，依着‘年轻人的犟劲’，陈独自一人到了海南。虐疾天天威胁着他，和土著们相处了九个月之久，他病倒了，发烧至华氏105度，身上布满了被蚂蝗叮咬和营养不良导致的伤痛，左手肿得像戴着拳击手套，他是被人用担架抬出海南中部的五指山区的。”祸不单行，几个月后，陈焕镛费尽心力在海南采集的几万号动植物标本，因火灾毁于中国商船公司的上海货仓。

　　10个月考察结束后，陈焕镛选择留在中国，陆续在金陵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等校工作，培养了陈封怀、秦仁昌、张宏达等一批有影响的中国植物学家。

　　日军铁骑下保护珍贵标本

　　1927年，陈焕镛到了广州，创办了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从1927年到1937年10年间，陈焕镛先后派出10多个组，在广州、香港、海南、鼎湖山、北江、乐昌、乳源、高州、北海、十万大山等地采集标本。至1938年，搜集储存的珍贵植物标本已达到了15万余号，超过了香港植物园50年间收集的标本数。此时，陈焕镛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植物学家。

　　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日本人的铁蹄踏进了广州。1938年10月，广州沦陷。陈焕镛已在半年前将标本馆中的珍贵标本全部运往香港九龙，为了储存这些珍贵的标本和图书，陈焕镛私人出资在空地上建起三层楼房，设立了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驻港办事处，带着研究生继续研究工作。

　　1942年3月，汪精卫政府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林汝珩来港，要求植物所迁回广州，允诺协助返还被日军封存的标本图书。陈焕镛志为保存珍贵的标本图书，决定不顾毁誉功罪。他答应返穗，但声明植物所是纯粹的科学研究机构，不涉及任何政治。这样，珍贵的标本得以全部保存，抗战胜利后完璧归还中大。

　　1949年9月，旅居香港的陈焕镛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搭乘最后一班飞机飞回了桂林。1950年，陈焕镛又回到了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所长的岗位，同时兼任他当年创办的广西植物研究所所长。他在两所大学里开课，讲授植物分类学和植物学拉丁文基础。

　　倾力打造全国最大的植物园

　　1951年，陈焕镛离开中山大学，接任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和华南植物研究所广西分所所长。在他主持下，华南植物所很快发展成为继北京植物研究所后的全国第二大综合研究所。1955年，陈焕镛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有一个雄心，要造一个作为对外窗口的全国最大的植物园。1958年，华南植物园在广州市东北郊龙洞破土动工。1962年初步建成。

　　1958年，在苏联进行考察和学术访问中，陈焕镛宣读了由自己和匡可任教授定名的植物新属——银杉属的论文。在中国的西部和南部地区发现了第四纪大冰川前的植物物种银杉，这个科学成果震惊了全世界。在这此前，全世界植物学家都以为银杉已经绝种了。

　　1966年以后，国内整个形势开始急转直下。陈焕镛不可避免地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他再次沉寂下来，1971年1月18日病逝在广州市沙河医院。

　　能让中国现代植物分类科学奠基人感到欣慰的是，如今，华南植物园已在恢复生态学与系统演化植物学领域发展成为世界公认的高水平综合性植物园。由陈焕镛首创的华南植物园标本馆，其馆藏标本已近百万之丰，为世界主要的植物标本库之一。　本报记者　綦伟

　　人物档案

　　陈焕镛

　　广东新会人，1890年7月22日生于香港，1971年1月18日卒于广州，享年81岁。幼年就读于上海，1913～191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后，曾任金陵大学，东南大学教授，中山大学理学院教授兼植物学系主任及农学院院长等职。1949年后，历任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广西植物研究所所长兼植物园主任。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中国近代植物学研究，特别是南方植物研究的先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