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虎队”队员何其忱的传奇人生

　　国际在线消息(驻天津记者 张秀凤赵凯石峤)：他的人生阅历极为丰富而又令人惊羡：抗战时期，他加入大名鼎鼎的“飞虎队”，是B-25型轰炸机机长，先后参加20多次空战，空中战斗飞行时间达160小时，但奇迹般地从未在空战中受伤。

　　他见证日本侵略军南京投降仪式和中国政府接收台湾、海南岛、钓鱼岛，参加“两航起义”，1950年“五一”劳动节驾机飞过天安门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1950年8月1日新

　　他为中国民航培养186名机长、30个副驾驶和20个飞行服务员，退休后还先后六次考察波音公司为国内航空公司购买飞机，几十年来为中国民航义务翻译《飞行手册》、《实用手册》、《维护手册》等有关资料约450万字。

　　按照约定的时间，记者来到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上一座幽静的院落，刚下车，就看到何其忱老人和他的老伴何云芝女士在阳台向我们招手。86岁的何老满头白发，拄着拐杖，虽然耳朵有点“背”，腿脚不太灵便，但这位老“飞虎队员”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讲述起自己早年的经历，一口浓重的四川话抑扬顿挫，一说到得意痛快处就情不自禁“哈哈”大笑，依然透着几分当年的“虎气”。

　　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

　　“我是专门飞轰炸机的，我飞B-25号轰炸机”

　　何其忱，原名何培茂，1920年5月10日生于四川省广安县，家境贫寒。在家乡，何其忱亲眼目睹打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全家五口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当他亲手把尸体埋掉后，心里也埋下了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仇恨。

　　1940年秋天，20岁的何其忱考入重庆大学水利系读电机专业。当时的重庆，是日军飞机恨不得夷为平地的中国抗战“首都”。几乎每天都有大批同胞死于敌寇狂轰滥炸之下。1942年，国民党空军在各大学招考飞行员，何其忱体检、考试合格，加入空军军官学校第15期飞行班学习飞行驾驶。

　　“当时美国人就说呢，我们美国要给你们1000架飞机，你们的飞行员到我们这里来,我们给他们一切训练。”

　　何老回忆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当时，自己虽然极想投笔从戎、疆场杀敌，但身为家中独子的他又十分挂念父母，所以内心忐忑不安。他的同宗叔父当时慨然对他说：你就安心去吧，万一你牺牲了，由我为你的双亲养老送终。

　　1942年10月，何其忱以空军副中尉军衔被选送到美国学习。学校飞行训练分成初、中、高三级，分别要完成60、80、100小时的飞行目标。训练非常严格，很多人被半路淘汰。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道格拉斯空军高级飞行技术学院学习，然后又到纳洪塔空军战略轰炸机长班专门训练飞轰炸机，我是专门飞B-25轰炸机，训练如何做战斗飞行，超低空轰炸。B-25它很灵活，能够在低空进行扫射和轰炸，不是在高空轰炸完就走了，我就专门学这个。”

　　1943年年底，从美国毕业回国后，何其忱被分派到中美混合航空联队（即“飞虎队”）第一大队101中队任B-25型轰炸机机长，负责攻击长江以北的日军飞机和军事设施。

　　“飞虎队”全称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创始人是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1941年7月，陈纳德在罗斯福政府的暗中支持下，以私人机构名义，重金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以平民身份到中国参与抗日（当时美国尚未对日宣战）。到抗日战争结束，“飞虎队”共击落日敌机2600架，击沉或重创223万吨敌商船、44艘军舰、13000艘100吨以下的内河船只，击毙日军官兵66700名。

　　何老回忆说，当时中美混合航空联队的总指挥部共有八名成员，是由国民党空军司令王叔铭和陈纳德分别任命的四名国民党空军少校和四位美国军官，飞行员由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和美国志愿者组成。由于他的驾驶飞行技术较好，专业英文水平较高，所以曾在指挥部中参与36次作战计划的研究、讨论，帮助制定战略技术方案和战斗攻击等细节。

　　抗战烽火中的B-25轰炸机机长：

　　“我一架飞机炸了20多架日本人在天津的飞机，这是最重要、最过瘾的一次任务”

　　何老说，中日战争以陆军为主，日本空军担负的任务是夺取制海权、战略封锁及战场支援。当时“飞虎队”的主要作战战场在华北和华南。所属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驻扎在重庆和陕西汉中，负责轰炸长江以北的日本侵略军。第二大队驻扎在湖北芷江，负责轰炸长江以南的日军。第三大队主要是在东南亚机动作战。

　　“我们那个大队有10架B-25，每次我们不是出去10架、5架，最多2架到3架。我们每天都有战略飞行，一天出飞行任务一次两次。只要哪里有敌人的飞机，我们就去轰炸，大量轰炸日本军队所有的机场、铁路、桥梁、公路，低空去轰炸、扫射。”

　　B-25型轰炸机是美国制造的双发动机型的战略轰炸机。抗战期间，何其忱作为B-25型轰炸机的机长、正驾驶，先后参加了20多次空战，空中战斗飞行时间达160多个小时，但奇迹般地从未在空战中受伤。

　　“我都轰炸过哪些地方？汉口、山海关、沈阳、北京、保定、太原、郑州、洛阳，所有这些机场，只要哪里有飞机，我们就去轰炸。我轰炸过天津。当时有情报说，天津机场有40架日本人的轰炸机和驱逐机，每一架飞机相距有100公尺，而且上面有块铁板罩住，四周上面都是搭的土墙，这样把飞机伪装起来。得到这个情报以后，就叫我轰炸，我一架飞机炸了20多架日本人在天津的飞机。这是最重要、最过瘾的一次任务。”

　　何其忱最后一次驾驶B-25轰炸机执行轰炸任务是在1945年4月初的一天。

　　“最后一次是在哪里呢？当时得到了情报，说日本人现在有30多辆坦克和汽车从河南向南开到湖北襄樊。我就从汉中下午一点多钟起飞去搜索，搜索了很久没看到。到了晚上7点多钟，天都黑了，发现公路上有黑点，所以我就去轰炸他们。我那个飞机B-25可以载两吨，就是20颗100公斤的炸弹，10挺机关枪，每个机关枪都有10万发子弹。当时都轰炸快完了，我就把飞机拉起来要走了。我在低空轰炸时，日本人没办法射击我，因为我很低，等我拉起来的时候，它就打我了。”

　　说到这里，怕记者不明白，何老特意用两只手比划当时的情形，嘴里还飞出模仿飞机飞行的“呜呜”声，神采飞扬的老人仿佛一下子年轻了许多。

　　“日本军队一打，把我的机舱里面的仪表飞行无线电仪表器打掉了，那这个时候我晚上要回汉中，那你怎么回去？没办法飞回去了。所以我就想飞回成都，因为成都这片地形我很熟悉。可是已经飞了8小时了，快没油了，所以我就命令机组人员7个人统统跳伞。最后我也跳下来，跳的时候，因为那个玻璃舱打坏了，就把我头刮伤了。我一掉下来，掉到了岷江，当地的老百姓，农民把我救起来，而且把我送到医院里。其他6个人也都安全着陆了。以后伤就好了，好了以后我就回到轰炸队了。”

　　这次头被破的机舱玻璃刮伤，是身经20多次空战的何其忱唯一一次负伤，而且还是轻伤。因为英勇作战，他曾获“飞虎队”颁发的奖证，被授予二等英雄的荣誉称号。

　　亲历日本投降仪式：

　　“我很高兴的是，我空战那么久没打死，今天看到了日本投降”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国土上先后投下两枚原子弹。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经过艰苦卓绝、不屈不扰的抗战，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祖国上下沉浸在一片泪水与欢歌之中。何其忱亲历了这个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

　　“在日本人宣布投降之前，日本人要求国民党政府派人到芷江和他们谈判。我们飞虎队就派了9架飞机，押送日本谈判代表的飞机去芷江，我们在上面排列成V字型立体战斗列队，日本人的飞机在下面，机翼上挂着表示投降的白旗，我们从南京一直押送这架飞机到芷江。后来，我又从重庆送我们的谈判人员到芷江，和日本人在芷江谈好了，第二天，8月16日，在南京举行正式的投降仪式。那么我又送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军政部、国防部部长），从重庆的九龙坡机场飞到南京大教场机场，接受日本人正式投降签字。很高兴的是，我空战那么久没打死，今天看到日本投降，晚上又被邀请参加日本投降交接仪式后的欢庆宴会。这是我终生难忘的。”

　　1945年9月和10月，何其忱驾驶C-47运输机载送国民党国防部和外交部的有关官员，为接收日本侵略军归还台湾领土做前驱工作。国民党官员将原来的台湾市政官员撤换并踏勘区域管辖界线，了解当地的人员、物产及设施等。台北、台南、高雄、基隆、钓鱼岛和澎湖列岛，何其忱和国民党官员一行沿途走遍了台湾的城镇和岛屿。

　　参加“两航起义”爱国行动：

　　“我们一定不做外国人的奴隶，我们要振兴中华的民航”

　　抗战胜利后，何其忱离开国民党空军，于1947年加入中央航空公司，2000美元一个月的高薪使他成为当时的“金领”阶层。1949年11月，何其忱参加震动中外的“两航起义”爱国行动。

　　“两航”是原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的简称。当时，这两个航空公司共拥有C－46、C－47、DC－3、DC－4和CV－240型飞机近百架，空地勤人员6780人。1949年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代表两公司在香港的员工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两公司总经理等人乘潘国定机长驾驶的CV—240型飞机由香港直飞北京，其余11架飞机（3架C—16和8架C—47型飞机）由陈达礼机长带队从香港直飞天津。

　　“国民党从南京撤退到台湾，我们两航人员已经撤退到香港去了。本来国民党要求所有的飞机要飞到台湾去，但是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去，我们飞机首先不能让它去。国民党到台湾以后呢，我们就想，我们到底怎么做，是到台湾去不到台湾去？我们当时觉得，我们坚决不去，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所有的老百姓在中国，我们要振兴中华。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一定不做外国人的奴隶，我们要振兴中华的民航，我们一定要使中华的民航将来成为现代化的工业。所以我们决定了以后，就坚决不去台湾，而我们把飞机统统存放在香港，当时有2000多人，统统回来了。”

　　何老是“两航起义”人员中飞行资格最老的飞行员，在飞行员中有很高的威信，发挥了很重要的宣传、说服作用。当时，他还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整整20根金条帮助经济上有困难的飞行员，并致信因拒绝打内战、远走印尼的“飞虎队”队员、印尼华侨彭嘉衡，请他为新中国航空事业效力，彭嘉衡欣然回国。

　　“两航起义”切断了国民党政权的西南空中运输线，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创造了条件，加速了解放全国大陆的进程。两航起义北飞的12架飞机和后来由两航机务人员修复的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16架（C－46型14架、C－47型2架）飞机构成了新中国民航初期的机群主体。内运的器材设备，成为新中国民航初期维修飞机所需的主要航空器材来源，并组建了太原飞机修理厂、天津电讯修理厂，成为发展我国航空工业和电讯研制工业的技术物质基础。

　　为中国民航事业贡献力量：

　　“我始终觉得我为振兴中国民航教育人才，我尽了我最大的能力了”

　　直到今天，何老还总是按四川人的习惯，称呼自己的老伴何云芝为“老太婆”。其实，老伴比他还小7岁。何云芝女士告诉记者，1949年，他们在香港相识并相爱，最让她动心的是何其忱的老实厚道，最让她敬佩的是何其忱那满腔的爱国之情。

　　“他这个人特别老实，我就喜欢他老实这一点。我们在香港认识的，那是1949年。我们认识以后就来往，突然他就没有消息了。没几天他从广州给我来信，我才知道原来他起义回去了，当时要保密嘛。然后他就一天一封信，一天一封信，非要我回去。我父母那时候反对，一个是说同姓三分亲，你们不能结婚的。再说呢，我是广东人，他是外省人，外省人不可靠，不能跟外省人结婚。但是我自己毅然回来的。他爱国，这一点我很佩服他。在海外的人很希望祖国强盛，只要祖国一强盛，在海外的中国人腰杆就硬了，就不会受外国人的气了。所以他这个爱国的精神就感动了我。那时候也是年轻，很单纯啊，没有想的很多。”

　　何其忱和“两航起义”归来的大批技术业务人员，成为新中国民航事业建设中一支主要技术业务骨干力量。1950年“五一”劳动节，何其忱同其他两位飞行员一起，负责组织了三个组的编队飞行训练，参加天安门广场的检阅庆典。8月1日，何其忱驾驶DC—3—139号飞机，载着首批14名乘客、邮件、货物，从天津张贵庄机场起飞，与潘国定机长驾驶的“北京”号先后降落在南湖机场。两个机组汇合，参加了武汉的首航庆祝大会，这就是著名的“八一”开航。

　　回国后，何其忱与何云芝在重庆举行了一个仓促而简单的婚礼。

　　“到了天津以后，住在利顺德。就在我们准备结婚的时候，来通知了，说三天内所有人跟飞机全部都得到重庆，因为要打仗了，抗美援朝开始了。到重庆以后，民航局西南分局局长知道这个情况，他就特意为我们办一个婚礼。在重庆胜利大厦给我们举行婚礼，开舞会。参加婚礼，每个人都要送礼啊，结果他一分钱也没要。把我们准备请客100桌的酒席钱再加上这些钱，都捐给国家抗美援朝了。所以他的那些朋友很不满意，我们给那么多钱什么都没吃着。我们说，以后我们再请你们吃吧，就这样结婚的。”

　　1951年3月，何其忱奉命执行进藏运输任务。当时，解放军大部队进驻西藏。道路艰险，后勤保障物资全靠飞机空投。何其忱驾驶C-46运输机紧紧跟随大部队，在沿线定点空投各种生活物资。两年多时间里，何其忱在成都至拉萨的航线上往来自如，出色完成了全部运输任务。

　　为了支持何其忱的工作，何云芝辞掉自己小学教师的工作，跟着丈夫四处安家，独自照顾着家里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一直到1958年，才在天津定居下来。

　　“当时他一调工作我都要跟他去，因为领导就希望家属跟着去，这样也让飞行员安心，对于他飞行安全有利。我只好跟着他老鼠搬窝一样的，他调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就整天搬来搬去。我生了孩子以后，孩子很少看见父亲，大年初一他还在天上飞，所以他一回来孩子总躲在后头，害怕、陌生。”

　　何云芝女士回忆说：由于爱国和为人实在，当时何其忱做了很多出人意料的事情。

　　“他52年买公债，就把我们全部财产都买公债了，我都不知道。后来其他的家属问我，你们怎么买那么多公债啊。我说，我不知道啊。她说，你傻啊，买公债只有5厘的利，银行给的利是1分2，差多少啊。你怎么能这样，你不管他呢。等他回来我就埋怨他，我说你看我有孩子，又有老人，你把所有财产都买光了，那万一老老小小出了问题我怎么办哪。他说，没关系，我不每个月还有工资吗？咱们多买公债，国家强大起来了，那我们生活就好了，就有保障了嘛。他这个人就是这么认死理的一个人。如果他认准这个道理了，他就非要干到底。”

　　1953年，何其忱调到天津机场民航训练队担任教员。抱着“振兴中国民航”的夙愿，克服缺乏教学设施等困难，他出色完成教学任务，把全部的飞行技术和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员，并撰写各种教材供学员使用。在教学的同时，何其忱还先后为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外国政要、国际友人执行专机飞行任务。

　　“我训练了186个机长、30个副驾驶、20个飞行服务员。当时我是既教技术，也教飞行修理。我为什么耳朵聋呢？我训练那么多的飞行员，每天飞100个起落，所以我耳朵也震聋了，我现在既是个聋子也是个瘸子，我也想得开，我始终觉得我为振兴中国民航教育人才，我尽了我最大的能力了。”

　　在“文革”中，何其忱和他的家庭自然在劫难逃。他被扣上“国民党特务”、“驾机外逃”等罪名，一度身陷囹圄。妻子和儿女受到不公正待遇，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但何其忱心胸坦然，始终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吃多少苦，受多少委屈，我也没有后悔过。因为我的心愿就是振兴中华航空。我很高兴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下，经过五十年，我们国家有今天这样的成就，我很高兴啊。”

　　1982年，63岁的何其忱从民航学院退休。因为他过硬的飞行技术和熟练的飞行专业英语在民航系统屈指可数，因此当上个世纪80年代，民航公司引进美国波音飞机时，何老就成了国内各航空公司竞相聘请的人才。从1982年到1994年，何老先后6次考察美国波音公司，为国内航空公司购买波音707、737、747等机型担任业务顾问和飞行技术英文翻译。据不完全统计，何老几十年来为中国民航义务翻译《飞行手册》、《实用手册》、《维护手册》约450万字。

　　在何其忱老人与何云芝女士的追忆中，惊心动魄的空战场景，风华年少时的峥嵘岁月，几十年悲欣交集的人生历程，犹如战火硝烟早已随风永逝。今天，已是耄耋之年的何老夫妇在儿女的照顾下，过着惬意静谧的晚年生活。（来源：国际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