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国学是什么？学什么 如何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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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党国英

　　儒家文化当然是有价值的，只是后人对它的价值认识不清。问题在于恰恰是儒家学说的伦理内容变成了官方操作的对象，成为治国工具。这种操作注定产生虚伪性，使儒家典籍

　　儒家文化当然是有价值的，只是后人对它的价值认识不清。中国儒家文化典籍中的有些伦理内容明显地反映了秩序化社会中民众行为文化的实际运行状态；在秩序化社会中，它不仅会为中国人所奉行，也会为西洋人所遵守。但正统儒家学说的错误在于把它奉为永恒不变的“道”，而对其功利意义缺乏认识。

　　除上述伦理内容之外，孔子的许多关于为人处事技巧的分析很精彩，表现了其很高的心理学造诣，为后人称道亦理所当然。

　　问题在于恰恰是儒家学说的伦理内容变成了官方操作的对象，成为治国工具，甚至到后来获得独尊地位，成为科举考试中的进身之阶。这种操作注定产生虚伪性，使儒家典籍变成一堆对于大众行为文化意义不大的文化符号，甚至变成专制王朝的文化包装。

　　在社会动荡时期，民众必然普遍地奉行机会主义行为，政府的道德劝说无法起作用；而在有序社会中(如村社共同体和现代法制社会)，不用政府劝说，民众自会奉行合理(也合乎伦理)的行为准则行为准则本来隐藏在民众之中。所以，正统儒家文化当作一种意识形态由政府操作在本质上是效率很低的，如果有什么意义的话，也只是表现在政府形象的塑造方面，或者如前所说，也只是能够加速文化符号的传播，降低语言交流成本。

　　在社会动荡时期用正统儒家教义来教化民众，孔子为我们提供了不成功的教训。《论语·雍也》称：“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孔子亲传三千弟子尚且如此，罔论其余“小人”如何。这种情形绝非偶然，其他历史时期也是如此。我国学者谭其骧先生历数儒学炽盛的各个时代，均为积贫积弱、人欲横流的时代，并得出结论：“儒学对当时世风、政治无补”。

　　儒家学说还有一个有价值的东西也被后人忽视了，就是它包含的实证分析的思想。《大学章句》中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面排列着“物格、知至”的训导，意在强调研究客观事物。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去远也”，很接近贝克尔关于人的偏好与行为的分析。他的“执柯以伐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接近马基亚弗里的思想。他评价求(人名)“不知其仁”，却认为这个人“可使为其宰”，说明他对为政之道持有非价值观的看法。

　　孔子虽然倡导以“仁义”治理天下，但他却往往以利己人假说来判断事物发展的后果。子贡从诸侯国赎回一名鲁国人，但却推辞应得的酬金。孔子批评说：这次你就做得不对了，酬金是为了奖善，取酬金无损于你的德行，而不取酬金今后鲁国人就不愿意再赎人了。这件事说明，孔子对一般人作“性恶”的评价(与孟子不同)。另一被人们看作是儒家的政治家管仲，大体上也持这种看法。

　　从另一方面看，欧洲古代先贤们也不只是注重实证分析而与价值分析无缘。事实上，他们的学说也包含了“以仁为本”的思想。古希腊的柏拉图写了《理想国》，而“他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所提供的东西大体上也是一种规范分析，在科学方法上并不比孔子高明多少。他认为获取利息是非自然的、最坏的行为，完全是从价值观出发得出的结论，只不过与孔子运用的语言符号不同而已。他的这个结论在后来成为中世纪教会借贷取息的理论武器。

　　概括地说，中国和欧洲早期学者的思想都有丰富的发展可能性，都有“以仁为本”的思想，也都有实证分析的科学精神。为什么中国与欧洲后来的主流理论却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路径呢？答案仍离不开对中国和欧洲的社会经济条件及其自然基础的实证分析。

　　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表明，改造一个社会，使之变得有序、和谐，要靠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制度变革来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使人们之间的合作成本降低，而只要合作成本足够低，理性的人们就会找到合作的方式，并掌握合作的规则，其表现便是全社会的和谐与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社会是逐步进化的，因为社会交易成本的降低是逐步实现的。我们当然欣赏“千年至仁之人极”的境界，也欣赏“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新儒家理想，但实现这些目标不能靠“继往圣绝学”来实现，而要实实在在地推动社会的物质进步。(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