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量世界，慎待“道德”

　　政治学不是价值判断，而要关注实证与操作环节，这是一个理性化世界的自然要求。看待国际政治，因此也需要“非道德化”，奉行“价值中立”。

　　笔者最近写了一篇关于恐怖主义的小文字，指出恐怖主义的存在有其社会基础，要反击和防止恐怖主义，就要把着重点放在耐心细致地消除其生长土壤上。不料这一提法，立刻遭遇了一位学界前辈的驳难，他在强烈反对把恐怖主义与贫困问题连在一起讨论的同时，

　　笔者对此十分不解。这在于两个方面：其一，讨论恐怖主义的产生根源与社会基础，与恐怖主义所想达成的目的，本是两个问题，为什么有人更乐于询问后者而总是回避追究前者？其二，要不要防止恐怖主义，与怎样防止恐怖主义，同样是两个问题，为什么有人更习惯于在前一个问题中打转、执着于对恐怖主义做道德定性，而不愿意认真对待后一个问题，为防止恐怖主义做出深刻运思？

　　不禁想起英国政治家丘吉尔，他在1932年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回顾历史，政治家使用的语言与诸多国家里发生的事实之间的反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丘吉尔说出这句话时，他所指出的“政治家使用的语言与诸多国家里发生的事实的反差”，就在于如美国前总统威尔逊这样的政治家们，带着主观理想与高尚道德准则所拟想的价值世界，与现实的自然世界在大多数地方和大多数时候都风马牛不相及。今天的中国知识思想者们，在思考宏大的“国际”世界时，所表现出来的以目的强迫事实的倾向，其实与当年丘吉尔所说的那些政治家，遥遥有着神似。

　　想想这也并不奇怪，以道德论天下，本来就一向是中国文人的古典传统。这一传统似乎并没有随风消雨蚀而化为历史云烟。回顾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中国知识界对诸多国际性事情的反应，我们对此就再也清楚不过。就拿前年的伊拉克战争来说，在战事将开之前，当时的中国网络媒体，就曾颇是热闹过一阵子，有人专门发起网络签名，为伊拉克战争公然叫好，认为这是“自由民主”对“专制独裁”的胜利；甚至有人做出诗来，歌颂美国大兵乃“自由战士”。如今两年多时间过去，“专制独裁”政权倒下后的伊拉克，究竟情况如何呢？我们经常看到的，却是一个从前罕有恐怖活动的伊拉克，现在却成了恐怖主义的另一个天堂。

　　伊拉克反恐战争已经越南化，一个“民主伊拉克”仍遥遥无期，美国大兵也如当年的尼克松政府做出的决定一样，准备撤出伊拉克。这就是当下伊拉克的现实。伊拉克战争前后中国一些学人为战争叫好的道德立场，正在被目前伊拉克的险恶局势冲击得支离破碎。它所反映出来的，当然不仅仅是部分中国知识思想者———而实际上是许许多多身在中国的人们，他们的世界观念、国际政治意识仍处于很不成熟的状态。它的最大缺陷，就是以简单素朴的道德立场，取代了对现实世界复杂性的技术认知。当技术眼光与历史主义缺席的时候，道德论的立场与方法，所造成的误识在于两方面：一是看不到冲突与战争背后的权力利益算计及国际政治中时刻存在的势力争夺，把强势国家的对外政治行为道德化；二是在姑且承认强势国家对外武力行为存在道德动机的情况下，又错把这种道德动机等同于了道德结果本身，而无视道德动机可能造成的不道德结果。

　　笔者并不认为，在运思宏大的国际政治问题时，不可以有道德立常但问题在于：当这种道德立场同时成为了一种把握国际政治的方法，而且将它的功效无限放大时，它就可能“过犹不及”，产生僭妄。对这一问题，英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爱德华·卡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就曾有深刻揭露，他说在人类思想观念中，常常喜欢以愿望强制现实，喜欢追问“世界应该是什么”，而不喜欢从“世界过去与现在是什么”中推导出“世界将来可能是什么”，这使得有效的国际秩序，总是很难建立。卡尔所说未尝不是今天活的现实。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考量现代世界？其实这个问题，百余年前的德国哲人韦伯早已有过深刻思考。在其《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等著名演讲中，韦伯一再指出，现代世界是一个“祛魅”的世界，这个世界多神共存，世俗理性高于宗教信仰，因此，让先知与预言家远离讲台，让价值判断与知识学术分离，以责任伦理驾驭意图伦理，在相对性的复杂观念体系中打量世界，是合宜而合理的选择。

　　政治学不是价值判断，而要关注实证与操作环节，这是一个理性化世界的自然要求。看待国际政治，因此也需要“非道德化”，奉行“价值中立”。也就是说，要在方法论上排斥道德眼光，而用技术视角衡量问题处置之道。这两者的区别在于，道德眼光是指判别事物时，首先有一个绝对化的道德评判标准，并以此标准衡量事物的是非曲直；而技术眼光则是指根据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并以历史的前后进程作为参照，来对事物做出分析判断。显而易见，前者是绝对主义的、一维的，后者是相对主义的、注重分析事物的多维层面的；前者从起点上重视事物的道德性，后者则从结果上衡量事物的道德性；前者置具体过程于无视，而后者则将事物的过程性视作圭臬。这是两种极为不同的世界把握方式。

　　作者：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