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举广告下美国为何未盛行告密

　　美国对检举的鼓励，为什么就没有形成所谓的“告密文化”、“整人文化”？其实，区别并不在于检举人的动机和行为，区别是在检举的背后，一整套制度和文化是不同的。

　　我们最近去了一次北方，在回家路上，穿越了首都华盛顿。在接近华盛顿市的时候，隔一段，公路上方就有一块大大的电子看板。一般来说，这样的看板就是预告你前方的路况。扫了一眼，发现不对，居然是一句和公路交通毫不相干的话：“看到可疑行为请报告。

　　这当然是“9·11”以后、也是欧洲一炸接一炸以后，出来的美国“新景象”。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以前美国绝对没有这样的标语，所以真是吃了一惊：这是什么？这是鼓励大家检举揭发，说得难听点，是劝人告密呢！告密后面会是什么？我脑子不由自主就冒出“整人文化”、“告密文化”这样的字眼，马上就会想起如此文化盛行的情景。

　　那么，美国真的发生了本质变化吗？仔细想想，美国从来就是鼓励检举行为的，只是“9·11”以前，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地普遍号召罢了。不仅是美国，很多国家都是如此。在发生一些重大案件的时候，经常有警方在电视中鼓励知情者、或者获悉蛛丝马迹的人，出来揭发，甚至给予悬赏。知情不报，藏匿罪犯，还可能要被处罚。

　　这种检举行为甚至发生在家庭中。人已经组成了社会。个人与自己的亲友关系，有可能和社会的关系发生冲突。假如你的亲人是一个严重危害社会的罪犯，你就很难避免陷入困境。一个恐怖分子，很可能是一个好父亲、好儿子。美国近些年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告发，就是著名的“校园炸弹手”的弟弟，揭发了自己的亲哥哥。这位炸弹手专门通过邮局寄炸弹邮包，自己深居简出，通过一般的渠道很难破案。最终是这位弟弟通过自己对兄长文字风格的了解，突然对真相有所领悟。在告发之前，他去征求母亲的意见。母亲沉思良久，说了一句话：“如果真是他干的，他应该被抓祝”可是，亲情仍在。弟弟在检举的时候，要求检察官承诺不判哥哥死刑。事后，将检举得到的一百万美元奖赏全数捐给了受害者家属。在他惟一接受的一次采访中，回顾儿时手足之情，毫不讳言自己对哥哥深感内疚。

　　我们曾经看到过，在漫长的岁月里，在我们国家，曾经“告密文化”、“整人文化”盛行。甚至一度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回顾以往，人们对这样的经历感到深恶痛绝，而反省教训，总是很自然地把眼光落到“检举”、“鼓励检举”这样的“行为”本身。批判也常常是落实在个人行为和动机之上。

　　我不由要想，美国对检举的鼓励，为什么就没有形成所谓的“告密文化”、“整人文化”？其实，区别并不在于检举人的动机和行为，区别是在检举的背后，一整套制度和文化是不同的。一套严格的制度，一个法治的文化，把检举的行为限定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

　　首先是，必须严格地划出“罪与非罪”的界限。比如说，“校园炸弹手”给人寄炸弹，是社会要求检举刑事犯罪。可是，布什总统不能任意规定说，谁反对我，就是需要检举的罪行。假如这样的话，现在美国民众投票选举的状况差不多是五五两分，就有一半人是反对共和党执政的，假如一个总统上台，就可以按照政治观点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那么，一半美国人就在被检举的范围内，整人之风就必然盛行。而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是因为在一个法治社会，只能根据行为、而不能根据身份定罪。

　　又如，在“9·11”之后，人们很容易走过头，把某个宗教信仰和恐怖活动挂钩。在法国，就出现了不准回教女学生在学校戴头巾的立法。

　　由于恐怖分子都明确宣称自己有宗教诉求，因此，假如美国要把一个宗教宣布为恐怖组织而取缔，找借口是一点也不难的。那么，假如以宗教为界限来划定“罪与非罪”，我们看到的电子看板，就可能是一场宗教迫害的整人开端了。

　　可是，这一切不会发生。是人们对长久以来的制度建立了信心。假如说，国会在“9·11”的恐惧之中，在立法过程中不当地把“非罪”划到了“罪”的一边，那么，人们相信，它最终过不了司法裁定这一关。司法不受立法和行政的干扰，有独立判断和纠正不当立法的功能。

　　在一个法治社会，检举也不可以是“密告”。根据宪法，任何一个被告，有权面对证人和证据。在司法审判面前，检举人不可以是“秘密”的，不可以匿名。检举只是怀疑。在被检举者面前，必须有一个“罪与非罪”清楚界定的、公平的审理程序。你可能被检举，可是，你不会清白无辜而被轻易陷害。

　　在这样的制度和文化之下，社会才能够光明正大地要求公民检举罪行，检举才不是一个猥琐的字眼，而是一个公民堂堂正正的义务和责任。

　　作者：旅美知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