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

　　邵道生

　　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关于“要在继续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的讲话非常符合实际，非常深刻，非常重要，非常得人心。

　　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都需要“效率”，而社会建设、社会和谐则需要“公平”。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平”是“大锅饭式的公平”，它决不允许“一小部分人富起来”，否则就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就会受到指责，受到批判，因而整个社会缺乏活力，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严重的压抑。在这种背景下讲“效率”、讲发展就是一句空话。所以，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潜量而言，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具有“激活功能”。当今的中国社会为什么能处于“黄金发展期”？中国的经济为什么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应该说，这条原则功不可没。

　　但是，讲“效率优先”，决不是不要“公平”，更不是将“公平”弃之一边。然而，我们的社会有时候还是容易出偏差、走极端，在一些地方、部门、领域就变成了只要“效率”不要“公平”，哪儿还有什么“兼顾”两字？“公平”完全被抛到了一边，而且打的都是“改革开放”的旗号。想一想，从上世纪对中国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几种“发展类型”，如农村发生的大规模圈地、工业领域发生的一卖了之的所谓改制、城市发生的大规模拆迁改造等等来看，“效率”被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能看到“公平”被“兼顾”了吗？所看到的是群众的利益被无情地侵吞了。许多信访便是因“公平”没有被“兼顾”造成的。

　　“效率”和“公平”关系严重失调、失控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因“贫富差距”而导致的“两极分化”问题越来越显性化了。据一些专家的研究，中国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而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扩大至0.458。中国是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披露，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财政部官员也曾透露，银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储户手里。这些都显示出中国贫富不均的严重程度。统计局的报告预言，贫富差距在未来十年还将进一步扩大。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还指出：在我国农民收入增加6.8%的同期，全国居民收入增加了7.7%，差距竟然还在增大！2003年，中国最富与最穷人群的收入比例是9.1：1；到2004年，最富与最穷人群的收入比例是9.5：1，不但城乡差距拉大，城市里的贫富差距也在继续拉大。

　　这个结果说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未能被社会各阶层共享，绝大部分聚集在少数人手里。

　　这个结果说明，中国社会当今之所以处于“矛盾凸显期”绝不是偶然的，当今社会的显性矛盾、隐性矛盾之所以那样突出亦绝不是偶然的。

　　这个结果还说明，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要在继续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是多么的必要。

　　关键是怎样做才能“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

　　统一认识是关键。并不是所有的领导人都能清楚地认识到“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的必要性，而一些前卫的理论家亦是用“代价论”轻描淡写地将严峻的“两极分化”态势视作为“社会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我同意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讲的这段话：“有人认为现在的公平问题没有那么严重，有人认为已经非常严重，中央这么强调公平问题，应该是基于对目前公平问题的估计做出的，中央认为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所以，不扭转错误思想，“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就是一种空想。

　　正视矛盾是基矗我们必须正视因“社会不公平”而积累的社会矛盾，必须正视它的严重性、危害性，不能“大而化小，小而化无”，更不能熟视无睹。然而，在一些地方、部门、领域，部分领导为了所谓的政绩，为了官帽，将本地方、本部门、本领域存在的严重的不公平问题掩藏了起来，有的甚至采用高压手段激化矛盾。所以，不解决一些地方、部门、领域领导的错误态度，“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就只能是一种美好的理想。

　　屁股坐正是根本。应该说，中央的政策本是公正的，然而却常常被“歪嘴的和尚”将“经”念歪了，搞偏了。什么原因？主要是有些领导的屁股坐歪了，不是坐在广大人民一边，而是坐到少数有钱人一边；不是坐到穷人一边，而是坐到富人一边。更为“严重”的是，有的领导与少数心术不正的有钱人结成了“利益同盟”，一起来对付无权无势的人民群众，打碎他们的饭碗，夺他们的地，拆他们的屋，还不让他们“讲话”……所以，不解决领导干部的屁股是不是坐歪的问题，“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则是一种乌托邦。

　　“获利回吐”是前提。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些“不公平”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遗留”下来的一个“历史问题”了，有的“历史问题”还很严重，影响到一大片人。怎么解决这个“历史问题”？怎样将过去的不公正变成现在的公正？我想，对这个“历史问题”不能一笔勾销，应该让“非法获利者”来一个“获利回吐”。当然，“非法获利者”是决不会自动地“获利回吐”的，这就得靠法律，就得靠党的政策，就得靠反腐败。所以，若是离开了法律、党的政策、反腐败来解决这个“历史上的不公正”，“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就只能是一句虚话了。

　　过去，我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定位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在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中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这四位一体。我们应该注意、重视这一重要的理论突破，而“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则是当今“社会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高举“公正”这面大旗。

　　相关链接影响政治稳定的关键性问题

　　刘晓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刊文，分析了影响政治稳定的几个关键性问题。

　　1.利益关系不协调、贫富差距过大，已经在由工人、农民等基本劳动者组成的社会群体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社会离心力增大、震荡趋势加剧。部分低收入者甚至提出了改革开放代表谁、依靠谁、为谁谋利益的问题。这种不满情绪和片面认识目前还是自发和分散的，其危害尚未集中表现出来，但如不高度重视基本工农群众因生活过度贫困可能带来的危害，那么就可能付出惨重的代价。

　　2.国有企业改制和非公有制企业的快速发展，使企业领导者、老板和工人界限分明，基本工人群体的政治地位岌岌可危。企业与工人、“农民工”大多订了“生死合同”，劳保、安全等方面的权益极少有保障，相当一部分工人的主人翁意识和实际地位名存实亡。企业发展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在很多地方被剥夺。一些工人认为自己是政治的“局外人”，对党和国家政策的信任度下降了，与社会对立情绪严重，出现值得高度重视的政治信任危机。

　　3.农村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由于非理性致富手段的盛行，使诚实劳动这个内含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致富理念受到嘲弄。特别是对一些不法乡村干部通过各种手段巧取豪夺农民的血汗，农民群众的意见很大。一些地方、农民与基层干部、基层政权的矛盾呈尖锐化趋势。

　　4.非理性致富手段的盛行，使基本工人农民群体与从本阶级分化出去的有产、有权、有钱、有势阶层的矛盾加深。在一些地方，基本工人农民群体用辛勤汗水创造出的社会财富，被少数人通过各种非法手段或途径攫入私囊，据为己有。基本工人农民群体难于把握自己的命运，对当前形势和未来生活看法悲观，与富有者的矛盾愈演愈烈，以极端手法对付雇主、富有者的事件时有发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