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破黎明时的汹涌暗流(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15日07:07 大众网-大众日报

　　1945年9月11日，滨海、鲁中部队解放临沂。这是战斗中我军的一个指挥所。

　　1945年8月10日，穷途末路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出乞降照会，15日，日本政府向全国广播了日本天皇裕仁“停战诏书”，标志日本正式投降。然而，日本大本营虽命令各地日军“停止战斗行动”，但又命令日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自卫可采取战斗行动”。至8月22日，日本大本营才命令侵华日军于8月25日零时起停止战斗，但仍提出“不得已时可就地实行自卫”，日军实际上并没有彻底放下武器投降。

　　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与日寇进行了殊死的抗争，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完全有资格、也有责任收缴在解放区包围下的日伪武装。但由于美国的不公正态度和无理干涉，蒋介石政府粗暴地剥夺了八路军、新四军及人民抗日武装的受降权，甚至一度出现了“蒋日伪”合流的局面，这也理所应当地得到了我党的坚决抵制。在其后的几个月中，与全国许多地区一样，山东战场接受日军投降的过程，也是国、共、日、伪间展开复杂斗争的过程。在风云变幻、暗流汹涌的复杂局面前，我山东军民在党的领导下，采取正确斗争策略，在努力争取受降权力的同时，开展了积极的军事攻势，有力捍卫了抗日军民的胜利果实。

　　国民党方面剥夺八路军新四军受降权

　　对于争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的胜利果实，蒋介石谋划已久。早在日军宣告投降前的8月11日，蒋介石即连续下达3道不准解放区人民军队受降的命令，要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要伪军“切实负责维护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12日，美军统帅麦克阿瑟以远东盟军总司令的名义，对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下令，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人民军队缴械。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除了命令受降部队通过空运、海运、水运及徒步迅速向指定地点和抗日民主根据地推进外，还命令日军就现时驻地维持地方秩序，静待指定受降部队和长官到达接受，不得向非指定部队，即正在包围和攻击日军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投降。这样，我浴血奋战八年的抗日军民被剥夺了受降的权力。

　　日军占领济南整八年后在济南签降

　　中国战区的受降范围为中国、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但东北由苏联军队受降。蒋介石指派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接受日军投降，并划分了15个受降区，确定了受降主官。山东地区有济南、青岛两个受降点，受降主官是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山东挺进军司令李延年。李延年受命后，立即率第十二军、第九十六军由皖北向山东省境内开进。

　　10月11日，美军海军陆战队在青岛登陆。1945年10月25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师司令谢勃耳、国民党军政部胶济区接收委员陈宝仓，在青岛主持了签降仪式，接受日军代表、驻青岛日军司令官长野荣二的投降。1945年12月27日上午10时，李延年在济南主持了日军正式签降仪式。经过庄严简短的受降仪式，日军驻山东最高指挥官、第四十三军司令官细川忠康等作为日军签降代表，在命令书及受领证上签字并加盖官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选择这一天受降，应当说再合适不过的：正是八年前的同一天，不可一世的日军占领了济南。

　　战时撤出山东的国民党省政府以胜利者自居

　　与国民党军队受降同步进行的，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恢复。1945年9月1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又回到了省城。众所周知，抗战一爆发，当时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即不战而逃。随后，国民党省政府虽留在敌后苦撑，但最终还是因不堪日军扫荡和打击，于1943年7月从山东撤到安徽阜阳地区。其后两年，山东境内都没有了国民党政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却在艰苦的斗争中不断壮大，在抗击日军中发挥的中流砥柱的作用；于1940年7月26日成立的全省统一的行政权力机关——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省政府前身），也实际发挥了省政府的作用。如今，被迫撤离的国民党政府煞有介事地以胜利者自居，真是历史上具有讽刺性的一幕。

　　我军争取实施了华丰受降和沙沟受降

　　蒋介石垄断受降、抢夺胜利果实的无理做法，理所应当遭到我抗日军民的坚决反对。8月13日，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致电蒋介石，坚决拒绝其错误命令。15日，朱德总司令命令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及其所属部队，听候中国人民军队的命令，向解放区投降。按照中央指示，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11日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商讨接管城市等事宜。同日，山东军区向日军驻山东最高指挥官细川忠康发出限期投降的通牒。14日，山东军区司令部所属部队分别向各地伪军、伪政权发出通牒限24小时率部投降，拒不投降者，坚决消灭之。

　　按照山东分局的部署，我抗日武装克服重重困难，捍卫受降权力。在山东境内，发生了日军向我抗日军民缴械的华丰受降和沙沟受降。

　　华丰受降发生在1946年1月。日军投降后，国民党密令盘踞在大汶口、泰安地区的日军洼田旅团撤至济南集中缴械，并令泰安、大汶口伪军接替日军防地。为击破国民党这一阴谋，由叶飞领导的新四军第一纵队迅速占领大汶口以北有利阵地，阻止、包围北撤敌人。日军北撤受阻，集结于华丰、大汶口、南驿地区待命。为迫敌投降，我第一纵队以朱总司令的命令为根据，在华丰同日军旅团长洼田进行受降谈判，要求敌人把武器全部留下，而后去济南集中。洼田同意放下全部重武器和仓库物资，但要求携带轻武器到集结地区域去，以防行进中途中发生意外。我方同意了这一要求，但规定他们必须按照我方规定路线撤走。但大汶口日军北撤时却背信弃义，只留下少量重武器。针对这种情况，我军迅即将3000多日军层层包围。在我军的强大压力下，敌人被迫同意了我方要求。华丰受降，实现了敌军一个整旅向我军投降的重大成果。受降中，我共计缴获各种炮11门，机枪50挺，汽车37辆，步枪800多支，各种炮弹3万余发，圆满达到了受降目的。

　　另一起规模稍大的日军受降，是由颇具传奇色彩的铁道游击队完成的。1945年9月，盘踞在沙沟的1000多日军，面对我新四军十九旅强攻仍拒绝投降。当时，铁道游击队根据我鲁南军区的命令，炸毁津浦铁路上的韩庄站大铁桥，使该部日军走投无路，然后由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金山四进敌营，与敌人进行谈判。在我军强大的思想和军事攻势下，敌人被迫同意缴出全部武器后撤往华北。1000多日军正规部队向只有100多人的游击队投降，当年在鲁南轰动一时。

　　我军解放除几座大城市外的几乎山东全部

　　整个受降期间，山东日伪军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拒绝向八路军山东部队投降，纷纷向铁路沿线及大城市收缩集中。中共山东分局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我军行动方针应有所改变，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以必要兵力着重夺取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的指示，积极捍卫胜利果实，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大反攻”。反攻中，八路军山东军区除了将10万余民兵组成数十个子弟兵团和动员10余万民工支援前线外，又于8月16日将各军区主力与基干部队编成27万人的山东解放军野战兵团，兵分5路向敌人展开进攻。

　　第一路是鲁中军区部队。在前线指挥王建安、政委罗舜初的率领下，向济南及胶济线西段、津浦铁路济南段至兖州段沿线日伪军进攻。先后攻克临朐、章丘、莱芜、益都、博山等，从东南方向逼近济南。

　　第二路是滨海军区部队。在前线指挥陈士榘、政委唐亮的领导下，分南北两线作战。南线向陇海铁路东段沿线的日伪军进攻，控制了南起新浦、北至日照的全部海岸；北线向胶济铁路东段沿线敌人进攻，解放诸城、日照、临沂等，并逼近青岛。

　　第三路是胶东军区。在前线指挥许世友、政委林浩的率领下，向胶济铁路东段沿线、胶东半岛沿海各城市的日伪军进攻。解放威海、烟台、福山、牟平、招远、即墨等，突破崂山防线，向青岛市郊进逼。

　　第四路是渤海军区部队。在前线指挥杨国夫、政委景晓村的率领下，向津浦铁路济南段至沧州段沿线日伪军进攻。切断胶济铁路西段交通，将渤海区县城全部解放。

　　第五路是鲁南军区部队。在指挥张光中、政委王麓水的率领下，向徐州东北外围地区及津浦铁路徐州至兖州沿线日伪军进攻，切断了津浦铁路。

　　经过一个月的协调作战，“大反攻”共歼灭日伪军6万人，解放烟台、威海卫等沿海城市、港口6处，解放县城46座，山东军区所活动区域中，除了济南、青岛、徐州、连云港等少数大城市，中小县城已基本被我控制。

　　同时，八路军山东军区西邻的冀鲁豫边军区部队，于8月中旬组成了南北中三路大军，向日伪军展开大反攻，至9月底，除兖州、济宁、巨野、菏泽、聊城等城市外，在纵横千里的大平原上，75座县城均被我军占领。

　　通过大反攻，山东解放区得到了极大发展，至9月底，解放区已拥有2400万人口和1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除几座大城市外和铁路沿线外，其它国土已全部获得解放。不仅有力地捍卫了抗战果实，而且为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粉碎其对解放区的进攻，准备了有力条件。

山东根据地示意图（1942年-194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