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振川：父亲监斩了日军南京大屠杀主凶

　　金陵晚报记者姜静【金陵晚报报道】1937年12月13日，是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痛，那一天开始，万恶的日军屠杀了南京300000同胞，抗战胜利后，国际军事法庭随即在东京成立，日本人谷寿夫是日军侵犯南京的重要指挥官，1946年，谷寿夫被引渡到南京的国际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江苏人杜慕陵以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检查官的身份，亲自参与对二次大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并亲临法场，监斩了谷寿夫。日前，记者采访了参加监斩的杜慕陵之子杜振川先生，为了更完整了解事情的经过，记者还采访了江苏邳州市公安局档案室对杜慕陵

　　出身富商家庭

　　杜振川告诉记者，父亲杜慕陵，清末宣统元年出生于邳县官湖镇，祖上是个富商。父亲又名杜仿杜，家谱上的名字是杜希杜。据说爷爷当初给父亲起这样的名字，是希望他向大诗人杜甫一样有学问，能够名垂千古。爷爷杜艺远，是清朝末年的秀才，民国初年出任原邳县议会议长、教育会长等职。当时家里有土地200多亩，还开有一个钱庄，家庭条件非常优越。母亲杨筱亭也出生于当地窑湾镇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她为后来父亲杜慕陵的卓越成就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家庭条件较为优越，父亲比其他同年人有了更好的学习知识的机会。他先后就读于官湖小学、邳城第一高等小学，南京省立第四中学。随后考上了南京私立文化大学，并在第二年考上了上海持志大学法学系。大学毕业后，他从事律师职业。抗战开始后，父亲暂时失去了工作。随同母亲一起到了重庆，当时母亲杨筱亭在重庆一所小学任教员，和当时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钱大钧的妹妹是关系极好的同事，母亲便向其提起父亲暂时没有工作的事，于是，在钱大钧的推荐下，父亲得以进入军政部任军法官。他一生阅历丰富，颇有传奇色彩，见证了中国远征军之惨烈战史，抗战结束后，他引渡杀人恶魔谷寿夫到南京，并亲自监斩。杜振川回忆说，在他的记忆中，父亲一直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但由于父亲很少和他们提起自己做的事情，他一直到40岁左右，才逐渐了解了父亲的一些经历。同时，他向记者推荐了对父亲的经历较为了解的许文宇警官。

　　远赴日本参与审判战犯

　　日前，记者联系上许文宇警官，许文宇表示，由于杜慕陵在东京审判期间，为中国同胞做出了一些卓越的贡献，他曾经花大量时间，了解了杜慕陵在东京审判的前前后后。1944年，杜慕陵被派往印度利多镇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出任盟军驻印缅军最高指挥官史迪威将军手下的首席军法官，当时，远征军打仗异常辛苦，可他从来都是不怕苦不怕累，无论条件怎样艰苦，他都敢于去面对，并亲眼目睹中国远征军的惨烈战史，亲自参与对齐燮元等著名大汉奸的审判工作。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的东京宣布成立。盟军逮捕了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28人。当时，参加审判的人员由中美英苏等13个国家的检查官和法官组成，中国也派出了首席法官和检查官。1946年1月，盟军又在横滨设立了审判乙级战犯的国际军事法庭，由盟军统帅部邀请有关国家派员参加，同年2月，中国政府正式接到由麦克阿瑟签名的备忘录，要求中国派遣3名军官参加审判。随之，中国政府战犯处理委员会决定，由军令部派军官二名，军政部派军法官一名，远赴日本参加审判。接到通知后，当时的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亲自挑选出该部童维纲、张乃文，军政部开始了认真的挑选，他们认为，在当时所有的军法官中，只有杜慕陵参加过中国驻印远征军，与盟军统帅部有过配合工作的经验，而且在那段工作中，杜慕陵表现出色，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不卑不亢，每次都完满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任务。考虑再三，觉得杜慕陵是最佳的人选，于是，便将这一历史性的重任交给他去完成。“后来，他也确实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切，选择他确实是明智的。”许文宇说。

　　指控战犯数千人

　　1946年6月，杜慕陵正式接到了上级给的任务，于是他和另外两人一起赶赴日本横滨，一到那里，他们便去当时的盟军总部司法厅办妥报到手续，正式组成该厅下属的中国科，中国科共三人，他任检察官。许文宇介绍说，盟军总部司法厅共设7科，除中国科外，还有英国科、美国科、加拿大科、印度科、荷兰科和菲律宾科，分别由各国派员组成。“中国科成立不久，受到了各国记者的关注。”许文宇说，美联社等各国驻东京的记者闻讯后蜂拥赶到办公室，他们非常迫切想要采访到这些来自中国，饱受日本侵略时间最久、战争受害最为严重的中国军法官。面对这些记者，中国科科长童维纲郑重地宣布：他们三人，将代表中国人民向横滨军事法庭检举指控在中国战区的日本战犯5000名。当听到这句话时，所有的与会记者都愣住了。童维纲科长又做了进一步解释，他说，中国所受日本侵略时间非常长，战区蔓延分布也非常广，他们根据这些以及相关战犯的标准，向国际法庭检举指控5000名战犯，这个数据并不多，而且中国已经将大量证据材料准备充足，他们会一一向法庭提出指控。这些话，顿时深深震骇了整个日本列岛，全岛一片哗然。杜慕陵等人到达日本的第四天，他们三人前往中国政府驻日本代表团，与那里的中方工作人员进行了会谈，双方对一些事情做了沟通。就在他们会见了各方的记者不久，在战争期间，日军驻华的高级官员崛内突然到中国科造访，他非常客气地用一口流利又纯正的北京话和他们交谈着，并态度诚恳邀请他们去他家做客。许文宇说，“其实，崛内的目的不言自明，且很有代表性。因为记者会后，很多曾经在二战期间对中国人民做出不良行为的人，都担心成为战犯，他们试图用各种手段和关系去拉拢中国科的杜慕陵等三人。面对这些行为，他们更加坚定了信心，对提取证据也更加细心谨慎了。而这也同时说明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人，终于开始受到了良心的谴责。”

　　日本半年艰难取证杜慕陵做了中国科的检查官后，他深深地明白，参与审判并不难，难的是作为一名检查官，他必须能拿出大量的证据，只有充足的证据，才能让那些屠杀过中国人民的罪犯低头认罪，才能还原历史，还事实于真相。为此，在日本期间，杜慕陵展开了细致的调查取证工作，在审判日本巢鸭监狱管理人员虐待中国战俘案和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案件中，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了在国际法庭开庭的时候能够提供大量的证据，杜慕陵开始四处收集证据资料，为此，跑遍了能够收集到证据的任何地方，找到了很多生活在基层的贫苦的劳工，了解他们所承受的痛苦，他还对政府关押的一些犯人、盟军逮捕的一些战犯进行调查，并在监狱对这些战犯进行了预审。在政府关押的人员中，有的是盟军的战俘，有的是中国的劳工，他们普遍反映，清水、原田、佐佐木是日本巢鸭监狱最残酷凶狠的管理人员。

　　证据确凿惩罚3恶人许文宇说，在他了解的情况中，印象最深的就是“花岗事件”。当时，杜慕陵对横滨的一些监狱做了大量的调查，他得知卫立煌部下王智泉等1500名官兵，中条战役被俘。1943年秋天，这批被俘虏的人员全部被押送到日本的鹿儿岛，后又被送到了花岗县矿山做苦工。在那里他们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历经了种种摧残，短短的2年时间，原来的1500名官兵仅仅剩下了600余人，这600余人也已经倍受摧残，一天夜里，他们实在无法忍受非人的折磨，集体突围，利用地形的优势，逃到了深山里。第二天，发现情况的日军随即组织了大规模的搜山行动，他们展开了地毯式的大搜查，不要说人，就连一只野兽也无法躲避。在这样严格的搜查下，600余人无一漏网，全部被带了回来。带回来后，凶残的日军让他们全部跪在烈日下暴晒，炎炎的烈日照在又饥饿又劳累的600余人身上，不给水喝，不给饭吃，用这种残忍的方式惩罚他们。当天就有20多人被热死，热伤的人更是无法统计。连长王智泉等12人承担突围主谋责任，被押送至花岗县地方审判厅进行讯问，并被处以相关的徒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杜慕陵随即将这些事实写成书面材料呈交远东国际法庭予以起诉。开庭时，杜慕陵代表中国政府向清水等3名战犯提出指控，12名战俘也出庭作证，在杜慕陵出示的大量事实面前，穷凶极恶的3名头目终于低下了头，承认了自己的罪行，1947年1月，清水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原田、佐佐木各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谷寿夫率军队打开城门

　　“最重要的要算引渡屠杀南京的大恶人谷寿夫到南京受审了”，许文宇介绍说。谷寿夫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是少壮派重要领袖之一，在攻陷上海的淞沪战役中，他是日军的主要指挥官，在侵犯南京时，谷寿夫任日军第六师团中将师团长，他的部队首先由中华门攻入城内。在他的部队入城时，当时日军华中派遣军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还没有到南京。因此，入城初期，日军的最高指挥官就是谷寿夫，指挥破城以及后来大屠杀也是以他的部队为主，谷寿夫也就是当时日军入侵南京的实际负责人。南京城门被打开后，日军随即展开了大屠杀，中国被俘军人及平民百姓，共有30万人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而大屠杀主要集中在日军入城的开始两个星期，作为主要指挥官的谷寿夫首推为主凶，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列为乙级战犯之首。被告当时在东京，本应该由中国科提出检控，横滨军事法庭审判，因为犯罪地在中国，为调查证据及询问证人的方便，中国政府战犯处理委员会决定把谷寿夫引渡到南京的国际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中国政府驻东京代表团接到国内公文后，即交中国科办理。杜慕陵等三人奉中国政府这一指示，随即去盟军总部军法厅接洽，详细说明谷寿夫在南京大屠杀中的严重罪责。转达中国政府的意图，经同意后，按照外交程序由日本政府将谷寿夫逮捕。1946年8月中旬，中国政府派专机一架抵达东京，将杀人魔王谷寿夫提解归案。

　　谷寿夫被枪决

　　1947年3月，以审判长石美瑜为首的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南京励志社大礼堂公开审判屠城元凶谷寿夫，法庭邀请南京各界人士及各国使领馆代表前来旁听，开庭当日人山人海，盛况空前。杜慕陵代表国防部军法局前往参审，他将所有证据收集后，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因此，在庭审一开始，他就当庭列举了多项证据：1．英美等国侨民于日军进城时冒险拍摄的影片，内容包括日军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以不同的方式枪杀中国被俘军人和无辜市民的真实镜头。2．强拉民夫、殴打平民，侮辱妇女等镜头。3．国际红十字会外籍职员拍摄的掩埋中国被杀军民尸体时的照片，内有男女老幼，惨不忍睹。4．东京《朝日新闻》刊登的两名日军军官在紫金山下开展杀人竞赛的照片，题为“勇哉，皇军”，据照片记载，一名日军军官杀了103人，另一名日军军官杀了105人，并还要将竞赛继续下去……每出示的一份，都是血淋淋的罪证，证据共计8条。其中被奸污的多名妇女的书面证词因为他们家属的阻止未能出庭。许文宇叹了口气，“相对那么多证据来说，这些没能出具的部分证据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可尽管面对如山的铁证，谷寿夫还是做出了垂死的挣扎，他多次强调，破城后的前两天，他在栖霞山，第三天才回到城内，得知消息后，也曾下令制止，但尽管狡辩，他却始终拿不出任何证据。因此谷寿夫在法庭上的诡辩不被法庭采信，庭审结束后，法庭合议判决谷寿夫死刑。4月26日中午，曾经凶残屠杀中国同胞的刽子手谷寿夫被绑赴雨花台刑场，那天，天空下着大雨，一个杀人恶魔由执行的宪兵按跪在地，一枪毙命，身为国际军事法庭检查官的杜慕陵，亲往现场履行监斩职责，目睹了这个恶魔伏法。

　　杜振川：父亲是个不苟言笑的人

　　杜慕陵之子在向记者讲述父亲的经历时说，他直到1991年，才从母亲那里真正了解了父亲，父亲和普天下的父亲一样，对他们也有着无尽的爱，是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但由于父亲总是不苟言笑，一直以来，父亲在他的印象中，是个严肃的人。“父亲很严肃，也很热心帮忙，但绝对不会收别人送的东西”。杜振川说，在他四岁左右的时候，有一个朋友给他们家送了一份礼物，当时朋友是来请父亲帮忙的，当时父亲不在家，母亲拒绝不了，便将东西收下了。送礼的人刚走没多久，父亲回来了，他一听母亲说了刚刚发生的事情，就立即叫母亲将东西给对方送过去，母亲拿着东西，跟在后面追了很远，才将东西送了回去，这还害得送礼的人很长时间不理他们。“父亲对几个子女要求都非常严格，总是告诫我们，一个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做坏事，要好好学习，多看书，做对社会有用的人。”当时，因为年幼，对父亲的话没有太多的了解。当时，只是觉得父亲很忙，一年到头也很少回家，但每次回家，都会主动帮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这一点在男权主义占上风的年代，让母亲很是开心了。姜静(编辑云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