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转折(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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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15日15:06 西安新闻网-西安晚报 | |||
杨虎城的女儿杨拯美。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共同抗日。今天，在抗战胜利60周年来临之际，记者采访了当年亲历事变的杨虎城将军的女儿杨拯美、参加事变的李子含、“一二·九”学生游行请愿参加者杨觅楠等，试图重现这一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大事件。 联合 1936年冬日的西安似乎有一些躁动和不安，在这座古城正酝酿着一场历史巨变。 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后，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更加明确。这让早有抗击日寇之心的张杨看到了希望。 杨虎城和中共的来往由来已久，张学良的队伍里也有中共党员，这为双方的联系提供了基础。 远在南京的蒋介石因张杨“剿匪”不力，于12月4日亲自到西安督战，继续强硬推行其一贯主张的“攘外必先安内”。 为了实现报国恨家仇的心愿，张杨多次找蒋介石“劝谏”，蒋介石一再拒绝。 12月9日，张学良和杨虎城获悉蒋介石将对他们二人动手的秘报，遂下定决心，发动“兵谏”，逼蒋抗日。 请愿 85岁的杨觅楠老人是学生请愿游行活动的参与者。当年，他和同学王松涛高高地举着写有“一致对外团结抗日”字样的横幅，走在队伍的前列。 杨觅楠清楚地记得，请愿游行活动是从12月9日午后开始的。 当天午后，由东北大学、西安高中的学生们带头，一中、二中还有西安女中等各校的学生举着小旗，热情昂扬地在南院门“西北剿匪总部”门前集合，找张学良请愿，希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当时张学良不在，是一个秘书模样的人出来接待学生，表示会向张转达学生们的心愿，并一再劝同学们回去。 “大家觉得不满意，就决定到北院门找省政府的邵力子，邵力子用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来搪塞，学生都很生气，邵力子吓得跑回去了”，杨觅楠回忆说：“游行队伍随后就直接走到新城杨虎城的绥靖公署，杨虎城手下的一名将领接待了我们，和张学良那边情况差不多，也是劝我们先回去。” 此时，有人提议，到临潼直接找蒋介石请愿，很多人都响应。杨觅楠记得：“队伍快走到现在的五路口时，杨虎城的部队拦阻大家，说是希望学生冷静。但我们不愿停下来，那些当兵的也没真拦，队伍就穿过去了。当时，往东出城惟一的门在现在火车站的东边，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宪兵在把守，看我们过来，就把城门给关上了，张学良的骑兵部队也赶来了，领头的就跟他们讲道理，结果，值班的宪兵就把城门打开，张学良的马队也没有阻拦。队伍一直就向临潼方向走，这时，大概已经是下午的四点左右，太阳在向地平线慢慢逼近。大概因为又冷又饿，一部分学生就逐渐退出了，剩下的人继续往东走。” 到了十里铺，学生们不足三百人了，这时忽然有人喊道“张司令来了！”同学们转过身去，果真是张学良坐着一辆黑色的小轿车，从城里追过来了，游行队伍停了下来，穿着一件深蓝色长袍的张学良从车上下来，游行队伍就地停下，张学良面对着同学，站在田边的一个土堆上，对同学们说：“你们的爱国热情我理解，现在天快黑了，你们还没有吃饭，穿得也这么单薄，还跑这么远的路。我坐车赶着你们的队伍来，是怕你们有危险，现在回去吧。你们放心，三天内我用事实答复你们。”张学良的诚恳打动了游行学生，大家随即解散陆续回城。杨觅楠此时才感到肚中饥饿难耐，一摸兜内还有两个铜板，就买了个烧饼，和王松涛一人一半。 “斥候” 李子含当时是十七路军警备二旅炮兵营的战士。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四点左右，李子含参加了解除国民党省政府武装的战斗，被编在搜索排的搜索班，按照李子含的说法，他是兵变中的一名“斥候”。 “双十二事变”的前几天，李子含感觉到一丝不寻常的气氛。平时，炮兵营都是在西门外的飞机场出操，但这几天出操突然停止了，大家都忙着擦洗炮、弹，检查骡马，完全是一副要行动的样子。 李子含所在的部队警二旅炮兵营，当时住在劳武巷。12月9日晚，李子含隐隐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营长办公室里声音嘈杂，灯光彻夜不熄，进进出出的人也很多。 12月11日晚上，到了九点半还没有按时吹熄灯号。11点左右，李子含刚准备要睡觉，突然听到外面急促的哨声，等到了门外发现第一连已经做好了准备，李子含赶快站在队伍的尾部，向副营长于志清要求参加这次行动，于志清立即批准李子含的要求，将他编排在第一连第一排——搜索排的搜索班，主要负责清扫障碍、侦察道路。班长徐万盛负责配发武器，李子含分到了两个手榴弹，他将手榴弹挂在脖子上。 12日凌晨3点，执行官下达命令：奉杨主任的命令，解除省政府宪兵的武装。第一排——搜索排先出发，随后按一、二、三排的顺序从劳武巷出发，过红埠街，到了北广济街，再向东开到大皮院。为避开省政府院内西南角的碉堡枪眼，队伍分两路呈疏散队形，紧靠沿街的房屋前进，到达指定位置，做好作战准备。 凌晨4点整，从钟楼方向打出了三颗信号弹，部队立即扑向政府大门口，门口只有两个卫兵，班长徐万盛立即缴了一人的枪，又怕他喊出声来，用毛巾塞住了他的嘴，另一个卫兵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一路叫喊着“有人抢枪”跑向门里。这时，第一排已进入院子，余部堵住了出口，对着里面喊话“放下武器，缴枪不杀”。只听东边冲打看守所的连队也打响了枪声，一时间，枪声大作。院子里所有的人都被惊醒，还没来得及穿好衣服，就四处乱跑，寻找安身之地，也有人想要逃跑。部队马上把这些人统一召集到一间大办公室里，对他们讲了有关“蒋介石不抗日、亡国灭族”的罪状，并且交代“从现在起不许向外界传递任何消息，立即封存档案”，等这些人情绪稍有稳定，才让回去穿上了棉衣。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李子含和战友便解除了省政府驻军的武装。 与此同时，警二旅向各公安派出所派出武装来维持秩序，没用一个小时便清查了国民党仓库，缴获了一些兵器。由于当局保安处顽固抗拒投降缴械，所以调出一部分兵力到西大街，增援特务连，解决保安处。增援部队从正门打进去，特务连从侧面爬上屋顶揭掉屋瓦，往里边投掷手榴弹，用火力压住敌人，上下夹攻，制服了敌人，到了上午八九点钟，城里和西郊机场等地的国民党中央军宪全被拿下。 14天 从12日发动“兵谏”到25日事变和平解决，西安经历了激动人心的14天。 12月12日。捉蒋成功，张学良、杨虎城当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学良、杨虎城分任正、副委员长。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等八项主张。 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 《西北文化日报》当天首先刊登了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消息，副社长兼总编辑的宋绮云当晚参与了张杨抗日救国八项主张文稿的草拟工作，文稿经张杨审定后，宋绮云回报社，连夜印制了《号外》。 12月13日。于本日创刊的《解放日报》头版大标题是《张杨发表对时局宣言》（主题）。 12月14日。《解放日报》的头版头题是《全国一致主张抗日／各方代表来陕》，两条新闻是《张杨手谕：释放政治犯（主题）；本省各地政治犯已奉令次第开释／爱国救国罪人恢复神圣自由》（副题）。 12月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相应作了军事部署，派飞机轰炸西安邻近地区。 12月17日。中共中央派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恳切会谈， 并接见各方人士，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飞抵西安开始与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代表会谈。 12月24日。会谈达成了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权利、联共抗日等项协议。 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护送蒋介石飞离西安。 赴会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在对事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后，很快就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正确方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根据国内外形势，指出事变可能有两种前途：一是爆发大规模内战；二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对蒋介石的处置，中共中央认为：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当释放他。 在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大方针后，应张杨电邀，中共中央派出了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组成的代表团，于12月17日抵达西安。 17日晚，周恩来听取情况汇报直到天亮，期间张学良多次催促周恩来休息，但周恩来毫无倦意。 18日下午，周恩来由张文彬陪同，与杨虎城会见，周恩来向杨虎城讲了中共的主张，杨虎城表示，只要红军和张学良磋商好的，他一定赞成拥护，谈话顺利结束。 在得知张杨和中共均希望和平解决的态度后，宋子文、宋美龄来到西安。23日、24日，宋氏兄妹代表蒋介石和张杨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了谈判。 24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表明中共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经过几番谈判，达成六项协议。蒋介石表示同意议定的六项协议，但要求不采取签字的形式，而以他人格担保履行六项协议。西安事变遂告和平解决。 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飞往南京，谁知一到南京便被蒋介石扣留。由于张学良被扣，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情势，东北军中坚决主张联共抗日的王以哲军长被杀害，内战危机又重现。周恩来在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细致的工作，及时解决了一系列的棘手问题，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保住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 父亲 西安事变爆发时，杨虎城的女儿杨拯美只有四岁。对事变的记忆、对父亲的认识，大多来自长辈的讲述和后来的学习，在杨拯美的眼里，父亲是一个爱国的大英雄—— 西安事变前，我们一家人都住在新城的官邸，父亲平时在那里办公、会见客人，我们姊妹几个都住在后面的平房里。 事变爆发前后，父亲整天忙碌，我们兄妹几个就都搬出新城官邸，跟外婆一起住，跟众多普通的人家一样，外婆家大门口并没有卫兵保护，再说，父亲当时整天忙大事，也没有工夫管我们。 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前往南京送蒋介石，谁知竟被蒋介石扣押了起来，东北军群龙无首，内部发生分歧，原来扣押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也被逐一放走。紧跟着1937年蒋介石就强迫父亲交出兵权，辞去职务，给父亲一个出国考察的名义，逼父亲出国。当时，有人劝说父亲去耀县，因为那里距离红军近，可是父亲说：“发动西安事变就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现在事变成功了，就算是牺牲了我本人和十七路军都没有什么大碍了。”谁知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母亲当时放心不下父亲，要陪同父亲一起出国，就把我们托付给了外婆。由于外婆想念我母亲，所以幼年的我们经常听到外婆夜里睡不着时念叨着父母亲，现在想想，老人对这件事的看法真的是朴实极了，她常说的是：“你爹为了抗日，让老蒋抓起来了。” 1937年年底的时候，母亲回来过一次，走时带着我哥哥杨拯中，说是能为囚禁中的父亲添些欢乐，让人难过的是，他同父母一起遇害了，除了杨拯中哥哥，遇害的还有我一个没有见过面的妹妹，名叫杨拯贵，是父母在贵州囚禁期间生的。 1937年11月，父亲回国前，有人劝说父亲不要回国，可是父亲说：“我是个军人，发动事变就是为了抗日，现在的我应该在疆场。”父亲一回到香港就被人监视了，后来被扣押。其实在父母关押期间我们也试图联系过，但都做了无用功，因为当时对待政治犯都很严格，根本无法和他们取得联系。 我眼中的父亲，他是一个从小就受教育，爱国情结很浓厚的人，他追求进步，为挽救民族危亡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父亲对我的影响，对于我的一生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转折 对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毛泽东在接受史沫特莱采访时说“并不在意外，实是在意中”，“因为只有国内和平，才能对日作战”，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则“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 相关专题：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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