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的“成功论”颇堪玩味

　　中国大学教育在世界上非常成功，还是非常不成功？世界著名物理学大师、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14日在乌鲁木齐表示中国大学办得很成功。“从教育年轻人的角度讲，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非常成功。”杨振宁说，2004年他曾在清华大学为大一学生上过一学期物理课，此前他曾在美国教过两次大一物理。相比之下，中国大一学生比美国大一学生基础更扎实、学习更专注、更努力。（8月15日新华网）

　　教育话题虽然人言言殊，但大学教育却常被有识之士痛陈其弊，其中既有教育部高官也与寻常平民。在大学教育成为众矢之的之际，诺奖得主杨振宁却在新闻发布会上，郑重表态“中国大学办得很成功”，这种“盖棺论定”的“成功论”俨然以正视听，因此颇堪玩味。

　　判定大学教育成功与否，并无直接量化的标准，但同为诺奖得主爱因斯坦的一席话可资参照。爱因斯坦说：“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爱翁的话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大学不应是人才的加工厂，或者是生产技工的流水线，而应是培养青年人性灵和谐的场所。那么，权衡大学教育是否成功，就当以它所培育出的学生是否和谐为准。

　　然而，杨教授却因为中国大一学生比美国大一学生基础更扎实、学习更专注、更努力，从而断定“中国大学办得很成功”！基础扎实与否显然是从技术方面来考量，而不是从人文精神来忖度。其实某学生基本功扎实，大多得益于填鸭式的灌输教育，还应归功于死记硬背的苦力式学习，而并不能推出该学生和谐的定论。

　　对中美教育深有研习的数学家丘成桐先生，在《中国教育忧思录》中感叹道，美国学校非常注意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所以不断地有新的天才出现，而中国是用种种考试凝固学生。在我们周围，常听到有人感叹现如今的大学生多木讷。试想，在种种桎梏的凝固之下，那些可怜的学生又怎能生龙活虎、灵气十足？一个思维僵硬、老气横秋的学生又怎能称得上和谐的人？

　　丘成桐先生还说：“内地院校喜欢引导学生去做一些赚钱的事情，有的大学甚至鼓励学生修学做生意，学校里的实用主义风气很浓。”某些大学大兴实用主义，迫不及待和金钱亲近，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耳濡目染之下，大学生又怎能洁身自好？“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良训犹存，过于与铜臭攀缘的大学想必不是优质的大学，这样的学校却不鲜见，如此一来，大学教育又何谈成功呢？

　　诚然，教育场域不能成为学店，更不能成为黑店。但还不能仅仅如此，学者布迪厄认为，教育的积极社会作用还有更高的要求，体现在教育有对社会民主行为的实践和示范作用。按照这个论断，“中国大一学生基础扎实”显然仅是形而下的层次，远远没有达到形而上。即便按照杨教授认可的“大学有教育年轻人、做尖端研究、为社会服务三项重任”的标准衡量，单纯强调基本功扎实难免有“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嫌疑。

　　其实，考量中国大学办得很成功与否，更不能忽略相应的社会代价。譬如，有调查显示，大学学费相当农民35年收入；譬如，从1994年至今，10年间国内大学学费猛涨20倍，而此期间国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倍；譬如，许多农家子弟，因家境贫寒无法一圆大学梦……即便某些子弟依靠举家之力，而有幸迈入大学校门，梦是圆了，但付出如此代价，显然也不能轻言这样的大学教育就很成功。

　　谁最有资格说中国大学办得是否成功呢？我想还是那些毕业了或正在高校就读的学子，只有他们才最感同身受。然而，此时作为旁观者的杨教授，却如此“掷地有声”地发言，着实颇堪玩味。(稿源：红网)(作者：王石川)(编辑：耿红仁)